1942年以前的延安,有两种工人:产业技术工人与手工业工人。在公营工厂里工作的产业技术工人,他们生活体面,政治觉悟好,劳动热情高;以打工仔形式出现的手工业工人,则刁滑偷懒,只认金钱,不讲信义。而边区工会组织却要同时维护这两种工人的利益,于是,在革命队伍里就隐藏着对于工人的激烈矛盾和斗争。 生活体面的工人,在抗日民主的旗帜下,他们或从个人文化教养、人性尊严,或从今昔生活对比、知恩图报的本分人生出发,从富足的生活中焕发出积极的工作热情和强烈的生产干劲来。“工人参加生产都是自觉的,而且过着和前线作战的弟兄同样的战斗的生活,所以劳动的热忱非常高。在这些[公营]工厂中,节省经济,反对浪费等事,厂长和管理员一点也不要关心,工友大家互相监督等[着]。……工友们的学习兴趣也是很高的,有政治的、文化的、军事的各种工余的功课,虽然白天做了一天工,但到了晚上受课起来,大家一点也不觉疲倦。这些产业中,工友们都认为这工厂是自己的家庭一样。”齐华:《抗日战争与中国职工运动》,《新中华报》(延安)1938年4月19日。出身贫苦的农具厂工人赵占魁,就是今昔对比、知恩图报的典型。 他到延安,先后进安吴堡训练班、抗大职工大队和工人学校学习。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去活了40年,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下,而今竟一个钱不要花,管吃管住,还进学校学文化。他常拿过去的苦难与现在的幸福作对照,情真意切地说:“我的血快要被人挤干了,而今四十二岁,才找到了自己的家!”特别使他感动的是,上级首长经常找他们工人学员谈话,问寒嘘暖,并且,有点小病就有医生看。“什么人待咱这么亲热过?这共产党的首长,真像俺的亲娘一样呀!”《边区工人的旗帜赵占魁》,《解放日报》(延安)1944年3月26日。被分配在边区农具厂(原难民农具工厂)后,他总是在起床钟敲响之前就起来了,上工比别人都早。下工后,别人都走了,他要在厂子里转一圈,看看有没有人把工具乱丢乱放,要有,就一件一件地收起来,摆放好。遇到下雨或下雪,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他一定把大家叫起来,带头把院里的工具、成品等器件都搬移到避雨的地方,或者拿油布遮盖严实,以免受到损坏。他从来不计较工资,不要加班费,很少请假,有了病也不肯休息。他说:“在外边做活,费死了劲还时常饿肚子,咱们这里就是自由痛快,遇事大家商量,工人可以随便找厂长谈问题,有吃有穿,还要那么多的钱干啥呢?” 主要承担党报、党刊和马列著作印刷任务的中央印刷厂,1940年5月1日举办过一次问卷调查,参加测试的127人中,工作安心者78人,占61.42%,理由分别是:因革命工作而安心的18人,为学习技术而安心的7人,因出身印刷而安心的4人,工作需要而安心的5人,无理由而安心的40人,不是工人是职员而安心的4人;工作不安心者49人,占38.58%,理由分别是:不能长久做下去的3人,因介绍来厂时没有说明的3人,因领导而不安心的11人,因学不到技术的1人,要学习的10人,无理由而不安心的3人。吴克真:《我们的生活——中央印刷厂职工会》,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同前引第444页。在这些不安心工作的原因里,与领导有意见、人事矛盾是最主要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因为生活待遇问题而对工作不安心的。 这样高的生活满意度,这一时期的延安产业工人无论是学技术、讲政治,都表现出高昂的精神风格。他们为支援抗战,主动增加工时,削减工资。1938年“二七”罢工纪念日,边区印刷厂工人自动提出每人减少工资1— 4元。《“多做工作少拿东西”》,《新中华报》(延安)1938年3月1日。由难民农具厂改制更名的第一兵工厂,年均减少工资10%,并在其他公营工厂相继推广开来。1940年9月,八路军印刷所全体职工向边区工人发出倡议,“为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自动要求政府每天增加一小时的义务工(内包括加工六小时,改为七小时),星期六工作六小时,改为八小时。自9月16日起实行,一直到抗战胜利,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建立为止!”为此,《中国工人》杂志予以充分肯定地说:“由于边区工人生活于最进步的真正为广大民众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获得了民主自由,获得了生活改善,才能够发挥抗战力量与劳动热忱,才能够自发自觉的[地]积极参加各部门的生产劳动,才能够对于政府的经济建设更加关心与爱护,才能够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边区工人劳动热忱的高度发扬》,《中国工人》(延安)第9期(1940年10月1日)。这是生活体面的工人对于民族尊严、政治尊严、道德尊严的自觉体现。一个通过诚实劳动获得生活体面的人,是具备人格尊严的人。而一个允许人们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获得生活体面和人格尊严的社会,是健康的、人性的、文明的人类发展时期。 问题在于1942年前的延安,工会组织是把每一个苏区工人、雇农都当作自己工作的对象,以至于1938年4月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时的工会会员统计表上,总共2.24万名会员中,农村雇工占65%,店员手工业者占28%,工厂工人只占到7%。这样的工会成员构成,隐藏着革命队伍里诸多矛盾冲突的可能。 延安本来是个只有3000人左右的边塞小镇,1937年初中共中央和红军指挥机构进驻后,当时就出现住房紧张的情况。加之1938年11月20日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延安城里几乎被毁坏一空。随着奔向延安的青年学生和招募来的各类人才日渐增多,迅速开挖窑洞,修缮住处,就成了当务之急。而整个延安市工会可以调动的固定手工业工人人数1939年3月为:木工34人,铁匠44人,理发13人,成衣10人,店员67人,泥水工88人,鞋匠17人,共计273人。4月为:木工100人,铁匠62人,理发9人,成衣25人,店员67人,泥水工245人,鞋匠31人,西北旅社工人20人,共计559人。另外大约有1350余名未经组织的手工业打工仔,其中木工30余人,铁匠20余人,泥水工500余人。《延安市工会给边区总工会的报告》(1939年4月29日),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同前引第346—347页。这些手工业者大多是延安周围地区农闲时节进城的打工仔,不乏流氓、地痞和贩毒者。当他们发现延安城里急于用工,工资价钱远远高于附近农村时,便自发地来打工。 这些手工业打工仔,属于无恒产因而无恒心之辈,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刁滑懒散,唯利是图。1938年以《国讯》旬刊特约记者身份到延安的陈学昭,就真实地记录了这种工人的做派。 在这里的劳动力是这样缺乏,他们可说是八路军的独养子。就木匠和打窑洞的工人来说,每天工钱4角,饭食每天3角,7角钱一天。这些工人,他们不愿领3角钱饭钱,常常一定要雇主供给饭食,他们的食量那么大,一个工人每天要吃30两小米(小米每30斤4元)。工人们的架子是很大的,技能呢,并不高,可是他们的工作,却还是很俏。 早上,他们在早饭之前,是不动工的,因为没有吃饭。吃过早饭,又得抽几筒烟。抽过烟,才慢慢地动手。一个人挖泥土,一个人倒泥土,两个人站在旁边看,说是帮忙做,这时候是9时过了。到10时,休息,等吃午饭,乘着暖和的太阳,在太阳光下,脱下短袄来捉白虱,一个又一个,出神地夹在两手指板间弄死。午饭后,又要休息,有的还要去“打个火”。到3时,吃晚饭,吃过晚饭,更没有做工作的理由了。总算起来,他们每天工作的时间不过3小时,而这3小时的工作,又未曾用出气力来好好地做的。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82—83页。 他们的工钱标准,是由延安市工会提议,经边区总工会批准的,大工4角,小工3角。但各部门都急于事功,便暗地里竞相加价。当时一般开窑深每尺1—1.4元,边区政府开窑10孔,工钱按深每尺1.6元计算,使得窑工工资猛涨起来。边区银行开窑洞,给出的价钱更大。铁匠打造锄头的规定价格是,重二斤八两的大锄头2.2元,但各机关抢购竞相出价2.5元、3元。而工匠们为了多赚钱,要数量不要质量,偷工减料,便出现问题和纠纷。 马列学院花大价钱买来的锄头不好使,没有声张,是文人处事。而抗大是军人的天下,对这些刁滑的打工仔就一点也不客气了。1938年8月,抗大合作社包工建房子,雨天墙被冲倒了,管理员把打工仔万秀芳打了一顿,并扣工资2元。12月,抗大管理科包工先建造6间房子,价钱26元。房子建好后也是出现倒墙的事,扣工钱10元。后又增加建造3间房子,价钱25元,再次出现倒墙的事,扣工钱7元,再把包工者打了一顿,并从身上搜去2元钱。后经工会出面多次交涉,出具担保才算了结。另有苗占海承包抗大合作社院内平台工程,挑土方20余天未完,估计赚头不多,就毁约不干了,被管理人员捉拿住,用绳子捆绑着吊起来。 这些打工仔都算手工业工人,这些矛盾纠纷都要纠扯到工会去解决。久而久之,工会就成了革命队伍里发泄对工人不满的众矢之的,蒙受不白的往往是体面的产业工人。而那些受到工会袒护的打工仔们,竟然有恃无恐,更加刁滑无赖。在抗大职工大队,经过长征的农村出身的红军干部,有的本来就对生活体面的工人们看不惯,现在有了这些手工业打工仔的恶劣表现,就更激发了他们的不满。 1938年10月,职工大队三队学员张铁生,原来是个铁路工人,平时纪律性不强。一天轮到他帮助炊事班挑水,又迟到了,队长让他出列并对其加以训斥,并声言要开除。张回敬:“你像国民党的官一样地欺压工人,你要和我过不去,我就要揍你!”队长当即下令把他捆起来送交大队部。大队部马上将其开除,解送出延安。此事在职工大队引起轩然大波,百余名工人学员聚集在俱乐部里,情绪激烈,议论纷纷,晚饭也不吃了。后来边区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朱宝庭将这事汇报给了毛泽东,毛当即电话抗大教育长罗瑞卿,要求马上派人找回张铁生。十几天后,张被找了回来。 稍后,作为对策,毛泽东指示将抗大职工大队一分为三:年轻力壮的到中央警卫团工作,另外成立工人学校,小部分留在抗大学习。这样在一定范围内暂且避免了革命队伍里长征干部与产业工人的直接矛盾冲突。 生活体面的产业技术工人,穿皮鞋,戴礼帽,哪里还有什么革命者的样子呢?1943年3月,一个盐商牵着一匹骆驼经过陕北葭芦镇借宿,夜里被砍杀扔到一眼枯井里。“掌柜对我和赶车的老乡说,这个人很有钱,绫罗绸缎不说,屁股后面还别着一把枪。如今兵荒马乱的,谁能穿得起绫罗绸缎?怎么看都不像好人,反正不是汉奸就是逃兵,干脆砍死去球。”见李洱:《花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31页。此地就紧挨着第一个唱出《东方红》的李有源的家。革命者的样子应当是贫穷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工作不计报酬,革命不惜生命。整风运动中,正是以此对技术工人们进行着革命的人生改造。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二 工人干活的劲头
书名: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作者: 朱鸿召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37-1947
出版年: 2007-07-01
页数: 362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336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