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已关注“五四”,我们刚开始关注延安。 从“五四”到延安,20世纪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河流拐了一个弯。 十年延安时期(1937—1947),不仅规范制约了此后半个多世纪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死浮沉与歌哭,而且重新阐释了此前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的中国近现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重新规划了中国古代社会史、文化史和文学史,还重新描述了世界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 立于又一个新世纪之初,回顾刚刚成为过去,还带着我们父辈、祖父辈体温的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具有思想文化史价值意义的时代,只有“五四”和延安。“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因此而溶入我们的血脉,凝结着我们父辈、祖父辈的泪水、汗水和血水,吸纳了我们几代人发自心灵深处的风声、雨声、咆哮声、厮杀声、欢笑声…… 这种人,就是近现代中国读书人,现在通称的知识分子。 发现人,是寻找历史遗嘱的执行人。经历过19世纪后半叶中西方商贸、炮火和文化的交流来往,中华民族危亡日渐加重,历史的遗嘱在等待执行。清末一系列新政运动,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但被一再拖延,最后胎死腹中的政治变革,导致一而再,再而三的武装斗争、军阀政治。旧秩序已经破坏,新秩序还没有形成,科举制度废除,斩断了中国读书人与原有社会政治体制的必然联系,他们成为一群飘忽不定的自由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进化论旗帜下,寻找到已经接受或正在接受西方新文化思想影响的新式知识分子,作为引领时代发展方向,担当思想解放、文化解放,创造新人生、创造新社会的历史遗嘱执行人。 尽管脐带斩断,血脉相通,这些新式知识分子骨子里流淌着浓厚的传统中国文化习性。但是,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已经具备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铮铮傲骨,“大胆地设想,小心地求证”的科学态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浩然情怀。他们在“五四”之后,担当道义,抗争强权,呵护天下良知和黎民百姓。 改造人,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经历过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进入革命队伍里的新知识分子,率先接受洗心革面的人生改造。在阶级论思想指引下,无论你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必须改造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这是此后几代中国读书人唯一可走的人生道路。 五四新文化运动因为发现了人而创造了20世纪前半叶历史,延安时期因为改造了人而创造了20世纪后半叶历史。并且,因为改造人,重新塑造人,延安改写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这是怎样一段惊涛拍岸、波浪滔天的河湾呀! 本书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用知识考古学的方式,就延安时期的某些历史关键问题或趣味敏感话题,作溯流探源与疏浚流程的工作,借以考察改造、塑造我们几代人精神人格的集体生活规则,探讨制约、规范我们几代人思维言说习惯的集体记忆法则。 延安十年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当代性,远远超出了“五四”。我相信,清理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遗产绕不过延安,建设21世纪中国社会文明进程同样绕不过延安。我希望,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幸福的人都关注延安、思索延安,以此作为我们今天选择生活方式与生存方式的逻辑起点。 盼望呼应,期待批评。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Email:zhuhongzhao@vip.sina.com 2007年5月改定 延安十年(1937—1947),将一个陕北小镇打造成革命圣地,并因此而规范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历程,改写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篇章。走进历史的生活是崇高的,但融入生活里的历史却往往是繁杂琐碎的。 在延安,先后有两个时期工人们感到很体面,很光荣。一是整风运动前,工人们,尤其是公营工厂里的技术工人们,享受着很高的工资待遇和精神自由;二是整风运动后,公营工厂普遍开展生产劳动竞赛,劳动英雄们享受着很高的政治待遇和一定的生活保障。前者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工人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从物质到精神,体面而自豪。后者是在高度集中的军政一统环境下,工人作为一个革命者,从政治到物质,光荣而自豪。这两种情况都使当时的工人们干劲倍增,但其背后却存在着对于工人,对于人的不同理解和管理,其长时期的社会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由改造人而改造社会,由重新塑造人生而重新塑造理想社会,这是延安革命队伍里的一项崇高历史使命,一个伟大的发明创造。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的深刻社会历史影响,就在于它由最初的党内高层权力交替,衍变为一系列改造人、重新塑造人生的社会政治运动。在机关单位,它主要表现为改造和重新塑造抗战后进入革命队伍里的新知识分子;在公营工厂,它表现为如何将普通技术工人改造和重新塑造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模范职工;在边区农村,它表现为如何将自由自在、懒惰散漫的农民改造和重新塑造为积极生产的劳动力。 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是一道风景。她们大都走过一条从叛逆者到革命者的人生道路,逃离旧家庭,投身革命的队伍里,军事化生活强健了体魄,脱落了小姐们的脂粉气与羞涩感,在磨炼出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女性飒爽英姿的同时,又承载着革命婚姻带来的光荣与苦痛,有的甚至付出了肉体和精神的沉重代价。但她们没有因此而发出公开的叹息或尖叫,只有用更加革命的外衣包裹起自己曾经受伤泣血的心灵。 进入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女同志,在军事化、供给制集体生活中,磨炼出一副健康的身体,飒爽的英姿后,就面临着革命婚姻的选择与挑战。 1941年3月,《中国妇女》杂志受命停刊;8月,中国女子大学接受命令,与陕北公学(分部、总校相继迁出后,1939年冬在延安复办的部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组建延安大学。王明担任女大校长期间,为学员调配等问题与中央组织部发生过激烈的矛盾,这是为毛泽东所绝对不允许的,女大不能成为王明培植自己政治势力的园地。参见周国全、郭德宏:《王明传》,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2版,第198—200页。又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年谱》,1941年2月部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版。女大突然停办,对于延安妇女运动和革命队伍里女同志的人生影响是明显的,突出表现为革命婚姻和1942年三八节前后的激烈纷争。 延安十年的业余时间里,其中1937—1942年前后六年的周末和节假日晚会上,革命队伍里时兴交际舞。陕北黄土地上,宝塔山下,延水河边,穿军装,着草鞋,明亮的汽油灯映照着一对对闻乐起舞的翩跹身影,这是严肃紧张的工作、学习、生产、战斗生活之余,另一番生动活泼的革命生活历史。 1942年夏秋之际,整风运动全面开展以后,这种革命队伍里的交际舞渐次稀落。经过短暂的沉寂,1943年元旦开始,革命队伍里再次时兴的是军民同乐的红色秧歌舞。 1937年10月,延河边,一位红军干部与一位青年女学生的恋爱凶杀案,惊动了整个延安城。 我生长在中国,这是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 作为一个读书人,忝为知识分子,强烈的现实感是一种澎湃的激情,激励着我在延安日常生活的历史间穿行。 我现在供职的单位毗邻南京路,几乎每天都要从这条被称为中华第一商业街走过。这里永远不缺乏流行时尚,但流行时尚的背后却是一种过于喧嚣的单调与乏味。 在琳琅满目的商场货架上,你很难找到有我们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商品,除了仅有的土特产——邵万生糟货和蔡同德堂中药。又何止是这条商业街上的商场货架呢?生活在上海这样一个现代化大都市里,你的衣食住行、你的耳闻目睹,同样也很难找到有我们自己独立知识产权的用品、物品和产品。如果说这只是形而下的物质生活层面的现象,那么,属于形而上的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每个月出版数以千计的杂志,数以万计的图书,有层出不穷的温情时尚,有翻来覆去的风花雪月,却难得见到真知灼见的思想、别开生面的智慧;我们每年上演播出数以千万计的影视戏剧作品,不缺乏歌舞升平的热闹场景,却难以见识属于我们自己的堪称伟大的艺术才情和独具匠心的创造精神。还有居于这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的知识文化传递层面的中小学教育,孩子们写作的作文也没有想像,没有幻想,在最应该做梦的年龄放弃了做梦的权利、丧失了做梦的能力。而幻想、想像力,正是创造能力的标志与象征,对于一个人是这样,对于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社会,也是这样! 没有想像力,就没有创造力,在世界日渐一体化的地球村里就不能开拓和拥有属于自己的心灵天地,甚至就难以呵护属于自己的精神文化家园。 我本来学习的专业是文学,致力于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但面对如此现实,我从文学转向对社会历史文化的人文关注。 从“五四”经延安到现在,20世纪中国文化的河流,流量渐变。我们在进化论、历史决定论观念指引下,倡导“少年中国”说、“新青年”主张,发动大革命风暴、新启蒙运动,形成政党政治,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追求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将本来就断裂得没有连续300年的历史迫不及待地用炮火和推土机摧毁碾碎,然后贴上光洁靓丽的瓷砖或马赛克。这样,我们在20年不到的时间里,全国上下,从中央到地方,从京城到乡镇,所有广场上的地砖和厕所里的瓷砖,都是那么惊人地相似,一样的花头。 我因此而关注延安,思考延安,重新发掘整理延安。 延安虽然距离我们现在只有半个多世纪,但是我的工作已经持续了近十年,这部书稿也先后写作了近五年,我仍然感觉到最困难的是史料。对史料的发掘考辨,绝不是什么学究冬烘,而是因为这十年延安的历史经验,规范制约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以至于今天,几代中国人的生死浮沉和精神生命历程。我是将自己在现实生活工作中遇到的所有困惑与思考,都寄托在了对延安十年历史的梳理审问研究。 图书馆里可以公开查阅的资料,似乎都在描述着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延安。掩藏在一些未公开的档案材料和个人记忆角落里的,似乎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延安。我无意于用一个来否定另一个,我相信如果确实存在两个延安,那么值得我们关心的是,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延安到底是什么? 记得那是1998年底的一天,在巨鹿路那座曾经是某某资本家的小洋楼改制的《上海文学》编辑部,蔡翔先生问我,能否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写延安?对,用知识考古的方式,还原延安生活面貌,描述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真实,揭示那些已经进入历史与未能进入历史的延安日常生活记忆的加减乘除法。 透过这个窗口,我忽然发现了一片奇异的风景。 从那时到现在的几年时间里,这部书的部分篇章承蒙蔡翔、杨斌华,以及编辑部其他先生的器重,陆续在《上海文学》杂志刊载,并不断被其他报刊转载。其中《秧歌是这样开发的》还荣获第八届(1998-2003)《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这增添了我继续研究,不断探究的兴致和勇气。 延安,浓缩了现代中国革命的集体记忆法则。它不但决定了我们对过去延安时期日常生活的取舍缩放和抑扬褒贬,而且规范了我们对现在生活的价值判断和认知程度。 日常生活本身是充满情趣、惊喜和荒诞的,但我的写作绝对不属于文学创作,从来不敢妄置一词、乱断一语。为了查证核实1943年5月17日高岗在陕甘宁边区党群系统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我从上海打电话到北京,几经周折,又转到西安,一个月后获悉在陕西省档案馆可以买到包含这份史料在内的图书,可惜该馆不办理邮购业务。我只有拜托西安的朋友代劳,从档案馆买到30本一套的资料,再花半个月时间零担托运到上海。书价300元,零担托运费加来回提货运输费,总共400余元,得到的是一条注释的安顿。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
书名: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作者: 朱鸿召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37-1947
出版年: 2007-07-01
页数: 362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336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