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队伍里潜藏着的产业技术工人与红军干部的矛盾,到1942年全部暴露出来,并导致公营工厂里激烈的斗争。 事情肇始于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国民政府完全断绝了原来拨给八路军的军饷经费,从而直接导致边区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毛泽东后来公开承认,“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1940年和1941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1942年12月),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91、892页。大生产运动是因此而普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此前只有为着改善伙食而种菜、养猪、打柴等零星的生产活动,不足以抗拒经济封锁带来的财政困难。 受经济封锁的影响,边区一些公营工厂同样陷于困顿之中。赵占魁所在的边区农具厂,由于生产设备简陋,熟练技术工人少,合格产品不多,加之周转资金短缺,“常使工作发生障碍,甚至工人工资生活费用难以维持,更谈不上赚钱”《关于农具工厂与军委工业局机器二厂合并问题建议书》(1941年10月),陕西省档案馆存,全宗号6第850卷。。此前,1940年9月,朱德巡视边区各工厂,就已经发现农具厂等多个公营工厂存在基础薄弱,设备简陋,原料缺乏等较严重问题,并提议将若干工厂合并,移交军委工业局管理,强化军工生产。1942年初,中央军委总后勤部下文,将边区农具厂与军委工业局机器二厂合并,并将军工局三厂的手榴弹和复装子弹部分与河庄坪修械所一起合并起来,形成以生产手榴弹和复装子弹为主的兵工生产基地。厂址在距离延安西北30余里的温家沟村,对外仍称边区农具厂,隶属于八路军留守兵团,同年9月留守兵团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合并,该厂隶属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后勤部军工局。 与财政困难相伴而生的,是物价飞涨。1938年一盒香烟0.1元,到1941年就是2—4元。如果以1937年上半年延安的平均物价指数为100计算,那么,到1941年6月为1914.5,到12月为4421,全年为2228.9。也就是说1941年底的物价,是1937年初的物价的44.2倍。参见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指数》,《上海文学》2002年第1期。 为了保障工人生活不受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1941年9月,公营工厂采取“货币与物品工资制”,就是除工人的衣食住由工厂供给外,再依其技术熟练程度酌发货币工资,以为日常生活费用。工人们普遍接受,一切正常。但到1942年5月,情况突然发生变化,并酿成工潮斗争。 1942年5月5—9日,边区总工会召开公营工厂工会干部会议(简称“五五会议”),讨论工人教育工作和工会整风问题,并自上而下地对工人工资标准和劳动合同作出修改。修改后的《陕甘宁边区战时公营工厂集体合同准则》规定,工人每天劳动时间10小时,比此前增加2小时,夜班工作时间与日班相同;星期天和例假日休息与此前不变,但节假或纪念日如遇星期日,不再补假;工人工资标准取消最低与最高限制,“工资之大小,根据技术之高低与熟练程度以及劳动热忱(按件工资之大小,根据成品之数量、质量以及原料节省),由估价委员会估定,经厂方批准公布(估价委员会由厂方负责主持,协同工会聘请或选举若干工人组织之)。”并且,取消原来每半年估价一次的规定,“估价委员会除临时个别估价外,集体估价的期限由各厂与工会依据各厂具体需要决定之。”这样,本来主要由工会代表工人利益决定工资标准,现在变成主要由工厂行政部门决定工人工资标准。 实际上在这之前,已经有部分工厂的工人为了支援抗战,自动地增加工时,降低工资标准。现在边区政府遭遇经济困难,对工人劳动时间和工资标准作适当的调整,应当说是完全有可能被接受的。“公营工厂的盈利,不像私营工厂落在私人的腰包里,而是消耗于战场上,消耗于党政军民学的需要上,基本上是没有钱挣的。边区公营工厂既然不是专门图利的,而是为供给抗战与人民需要的,它的劳动是带有义务性的,所以公营工厂的工资一定要比外面低些,但公营工厂的工资虽低,但仍发给一定额的工资,所以又并非完全是义务性的。”邓发:《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公营工厂的劳动性质与职工会任务》(1942年5月),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同前引第589页。可惜的是,在会议期间这个新合同准则就没有得到大多数代表的通过,加之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工作方式,主持其事的领导人命令式的工作作风,佐之以军法处置的?厉手段措施,使得在贯彻执行中更遇到严重阻力,并激发了长期存在的技术工人与红军干部之间的矛盾。 先是中央印刷厂孙铁林问题。孙是该厂印刷工人,厂工会组织部部长。五五会议后,他代表工会主席回厂传达会议精神时,公开表示自己的不满情绪,反对厂工会在工人利益问题上的“妥协退让”态度,说这样的工会是厂方的走狗和附庸。在遭到厂长的反对后,他就衣服、鞋子、伙食、病号待遇等具体问题,代表工人要求厂方兑现合同,影响了该厂的生产和团结。 接着是光华印刷厂工会反对工厂和总工会。该厂两届工会主席任路明、江淋代表厂工会抵制执行新的劳动合同,在工人中鼓动说,这样的新规定是工厂对工人的剥削,要求工厂提高工人的伙食待遇,导致该厂大半年生产数量大减。 再之是边区农具厂狄德建事件。狄出身普通工人,熟悉手榴弹制造,凭着工作勤奋,为人坦率耿直,当选为该厂工会主任。6月16日该厂行政部门与工会讨论执行新合同准则时,他当即表示反对,认为这不是改善工人生活,而是剥削工人劳动。会议难以进行,他退出会场,以工会名义召开工人大会,将问题公布于众。工人们群情激愤,张贴标语:“狄建德代表工人利益”,“打倒溜尻子的”,指责上级主管部门留守兵团欺骗工人,答应条件不兑现,要求毛主席、朱总司令出来作解释。 此外,还有难民工厂工人走出厂区,包围延安市政府,要求与市长直接对话;边区机器厂工人围攻区政府;新华化学厂工人与进厂平复工潮的警察发生冲突,捆绑警察;边区被服厂工人辱骂警察,等等。 面对如此工潮,边区政府采取的对策是,首先用组织群众运动的方式,寻找积极分子,鼓励积极分子站出来揭发坏人,以此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各个击破。在中央印刷厂的工潮中,工人徐立想请假回家,工厂不同意。孙铁林为其出主意,“要在工作上表现坏,工会开除你会籍,厂方也开除你出厂,你就可以回家了。”徐立听从计策,就有一天不做工。但工会没有马上开除其会籍,而是通过说服工作,将他争取过来。他将孙铁林为他出的主意全盘倒出来,于是让孙孤立了。边区农具厂事件后,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派出李颉伯和边区总工会章萍两人进驻该厂工作48天,他们将工人分层次分先后地个别谈话,然后找出好人赵占魁,坏人狄建德。 其次,严厉惩处,绝不手软。结合整风运动提供的新的政治标准、斗争旗号和敌我界线,对于揭发出来的坏人重新命名,谁不执行五五会议精神,谁不服从上级领导,谁就不仅仅是一般的坏人,而且是特务、汉奸、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公营工厂的生产任务中,与赵占魁运动同样重要的,是建立各工厂必要的管理制度,清洗破坏分子,实行经济核算,反对贪污浪费。”《赵占魁运动普遍展开》,《解放日报》(延安)1943年5月1日。振华纸厂将带头怠工的工会组织委员高成明开除工会会籍,开除出厂。光华印刷厂现任工会主席江淋,被撤销主席职务。边区农具厂工会主席狄建德被孤立后,由留守兵团司令部下达命令,将其交由军法处处办。 再次,继之以对工人的教育改造,重新塑造赵占魁式的劳动英雄的新工人。 这些措施,尤其是后两者,在1942—1943年整风运动中的延安公营工厂里实施,是非常有成效的。因为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固然给陕甘宁边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时也使得进出边区的道路不再通畅,此前延安对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实行来去自由的政策不复存在。据曾任陕甘宁边区军事工业局局长的李强介绍,“抗战以前,边区也曾来了几个专家和技术人员,想在这里参加工业技术工作,由于关系没有搞好,不久他们又走了。”李强:《略谈边区军事工业的发展情况》,见《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册,同前引第657页。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以前如此进而出,出而进的人多的是,但现在都不可能。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三 危难中的斗争
书名: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
作者: 朱鸿召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副标题: 1937-1947
出版年: 2007-07-01
页数: 362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63366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