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群在三马路“米家船”楼上的居处，布置相当雅致，中央挂着一个小匾额，叫做“双宋楼”，我常常上去和他闲聊。我说：“清朝浙江归安陆心源有一个‘宋楼’，藏了两百部宋版书，著有《宋楼藏书志》，现在你这个‘双宋楼’的意思，是不是也藏着两件宋代的古物或是两部宋版书？”陈群轻轻地摇着折扇说：“看你年纪不大，肚皮里倒有些货色，竟被你一语道破，我的确藏有两部宋版书。” 当时我就讲出：“从前藏二百部宋版书的宋楼的那位主人，照书目看来，实际上只得一百二十部书，后来主人逝世，全被日人买去。现在中国人藏有一部宋版书的人已极稀少，而你竟藏到两部，真是难得！”接着我又讲出上海虽有几位收藏家，据我所知只有南浔刘家有一部宋版《史记》。哈同花园曾经藏过一本宋版《孝经》。袁寒云有过一部宋版诗集，卖给丁福保。张菊生的“涵芬楼”也藏有宋版书几种，后来编印成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是由几个藏家凑集完成的，但是这件事情已成为学术界空前盛举。现在宋版书已成稀世之珍，民国二十年（1931年），北平琉璃厂富晋书铺曾经搜集到一部散佚的宋版《大观本草》，因为残缺不全，铺主人把它拆开来卖给人家，每一张的代价，是银币十元。丁福保曾经买到一张，把它裱成册页，作为医室的装饰品。陈群听我如数家珍地讲了一大篇，点头含笑，极为高兴。我又说：“同样是宋版书，也分为几种，一种是南宋版，一种是北宋版，一种是南宋版而是元代重印的，有一种是南宋版而在元代复刻的，所以版本大有区别。你所藏的两部，可能是复刻的，而不是真正的南宋版。”我这句话一出口，他瞪着两眼说：“你怎么知道这样多？”我就说：“日本人印过两种书，一种叫做‘宋版书影’，另一种叫做‘支那宋版书研究’，他们把全国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宋版书，都摄了书影加以评述，北平的中央图书馆也藏有许多宋版书，是根据日本这两种书作为参考鉴定的。”陈群听我讲完，就说三天之后，准定把他藏的两部宋版书拿出来给我看。 后来我看到他的两部宋版书，书名极冷僻，都是南宋的刻本。我告诉他北宋本比南宋本价值高得多，陈群就问我北宋本究竟是怎样的，我立刻就走到隔壁来青阁书店，借了一部恽铁樵影印的“宋版内经”给他看，是北宋的本子。陈群看了之后，呆了些时，因为北宋本的字体粗壮，版口宽阔，鱼尾美观，他自己的南宋版本书，就差得远了。接着他问恽铁樵的北宋版内经是哪里来的，我说：“讲穿了一文不值，恽铁樵根本就没有这部书，只是把日本人的影印本复印而已。”后来他又问南北宋版书的纸张怎样辨别，我说：“南北宋版本用的纸多数都带些黄色，纯白色的极为稀见，有些即使原来是白色，久藏之后，也渐渐地变成浅黄色了。”陈群高兴起来说：“我想看看丁福保医室中的那张北宋版册页。”我说：“那很容易，每逢星期五丁氏有一个‘粥会’，到时我来陪你同去参加。”(按：粥会，最初是丁福保所发起，因为无锡人晚上都喜欢吃粥，后来吴稚晖也加入了这个会，因此声名大震，第一次参加的，一定要有一个老会员介绍，随到随吃，并且大家都随带一些书画古玩，互相观摩，至今这个粥会在台湾仍继续举行。)陈群由我介绍参加“粥会”之后，对书籍版本之学的兴趣大为提高。 自从维新政府成立之后，陈群就到南京去了，我和他便没有见面的机会，不过听说维新政府的各部部长，多数是庸碌无能，对江浙两省的情况，知道得不多，唯有陈群头角峥嵘，是这群人中的智囊。 大约相别了七八个月之后，陈群回到上海，又在“双宋楼”出现，打电话找我去看书。我应约而往，只见楼上已经堆了大批旧书，看来琳琅满目，都是善本。我首先看到的是一部陶渊明集初刻本，其版本之佳、纸张之美，已是爱不释手。陈群还在招待别的客人，他说：“老弟，你不要光看这本书，在书桌上面有二十多部书，请你观摩一下，这批书是什么版本。”我就不客气地坐在书桌旁，仔细地看了一个多钟头。因为我对日本影印的“宋版书影”印象深刻，就看出这二十多部书的鱼尾，都是宋版，但是我又怀疑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宋版书集中在一处，后来我忽然有一个灵感，其中有几部书，书的第一页好像见到过，想了半天才想出来，就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几巨册伦敦古物展览画册图片中见到过，再一想，就想到了这批书可能就是南京“朝天宫”中的东西，被陈群据为私有了。但是我又不便说穿他，所以只是看而不说一句话。 陈群周旋在许多客人中，一忽儿已经排定筵席，筵席是由小有天闽菜馆送来的。陈群招呼我入席，对我说：“你看了这批书有何意见？”要我用耳语方式轻轻地告诉他是真还是假。我心想这些书真到不能再真，明明是“朝天宫”中北京故宫旧藏的珍品，但是说穿了有所不便，我只能说这是“国宝”而已。 我在回家途中想，原来维新政府的内政部部长，已把“朝天宫”中的珍本古书，都化公为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