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筱庵当了上海特别市市长,不久维新政府成立,他仗着日本人的后台,在上海称孤道寡,对南京不加理睬,维新政府的首脑梁鸿志,对他束手无策,特别派了陈群,邀约傅筱庵到南京去,作名义上的“述职”拜谒,费了无数口舌,傅筱庵坚拒不去。 本来梁鸿志想向上海市筹些款项,要他缴付一些税款,但傅筱庵提出一个反要求,说是“上海市政府开支庞大,除了沪西的烟赌有些收入之外,只在北西藏路桥(俗呼新垃圾桥)北堍办了一个蔬菜市场,每月有二十万元收入,其余还是靠日本人办的经济机构补贴着”,要维新政府给他钱。维新政府向他要钱,不但要不到,他还要南京每月给他二十万元,否则他决不到南京,梁鸿志弄得没有办法,只好勉强应允,他才到南京去拜谒一次。 维新政府一再要求日本当局更换上海特别市市长,日方始终没有答应,而且说明各地的政府,多依附在各个军区之下,南京有南京的军区,上海有上海的军区,两个军区的首脑,不愿意这类组织联系起来,只要维新政府挂着一面五色旗,上海特别市政府也挂上一面五色旗也就算了。所以梁鸿志对傅筱庵始终鞭长莫及,一点也指挥不动他。 傅筱庵在上海的工作,只是对日方百般联络,做着迎新送旧的工作,每天晚上大摆筵席,还要提供色情对象,他对这一套工作,做得确是八面玲珑、有声有色。 他的家中,有一个主持厨政的老厨子,名叫阿朱,跟随他已有多年,管理着各式厨师,轮流做着四川菜、北京菜、上海菜、广东菜,所有采办材料的事宜,统由阿朱负责,进益相当可观。阿朱是山东人,为人爽直而有烈性,每天晚上见到无数日本人挟着淫娃荡妇,丑态百出,而且几杯黄汤下肚之后,击掌唱歌,东倒西歪,实在看不上眼。 傅筱庵每天一清早,总是上市府大厦去办公,那座大厦是宫殿式的,前门有很宽阔的石级,他到达时,威风凛凛地走上石级。一天,他从容地步上市府石级,忽然间有一大汉对着他连开两枪,但是这人枪法并不高明,傅筱庵一点没有受伤,而刺客反被卫队包围起来,刺客紧握枪支,还是高呼要“打死傅筱庵”,傅筱庵急急忙忙逃进内室,惊魂甫定,传令下去,把这刺客乱枪打死。 这个刺客被打死后,傅筱庵召集几个秘书和卫队长研究刺客的来历,有的猜测是中央的特务,有些人疑心是日方的特务,突然间傅筱庵拍了下桌子说:“我知道了,不必追究,也不要把这消息透露出去,把刺客埋掉就算了。”手下当然照办了事。 后来傅筱庵向秘书们透露说:“这刺客定是南京方面派来的。” 上海一般市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我因有一个宁波朋友,在傅筱庵手下任职,当时他也在场,后来是他告诉我的。 傅筱庵受过这次惊吓以后,就有挂冠求去之意,但是他很相信算命的。其时上海新闸路有一个姓丁名叫太炎的星相家,傅筱庵便装往访,丁太炎替他排了八字,再看看他的相貌,顿时放下朱笔说道:“这是一品大官的命,最近曾经遭到杀身之祸,但是转危为安,有惊无险,而且以后还有十年大运。”傅筱庵听了他的话,心中暗暗佩服,付了相金就走。 就为了这位算命先生的一句话,他就打消辞意,决心依旧做下去,认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将来还有好运。 过了好久,一天,他没有应酬,悄悄地提早回到虹口住宅,不料当他跨进内室,见到一个内眷,正和他的厨师阿朱睡在床上。傅筱庵当时很镇定地默不出声,阿朱反而不好意思,向傅筱庵求情说:“老爷!我实在没有面目再做下去,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钱,让我到别处去做小生意。”傅筱庵当晚就拿出一笔钱,说:“这钱就送给你,但是你要若无其事地再做一个星期,等我几次客请好之后再走。”阿朱当然答应了,天天清早上菜场办货,晚间督厨做菜。 到了第六天,这天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十日,早上五点钟,阿朱忽然烈性大发,手执菜刀,闯进傅筱庵房中,那时傅筱庵独居一室睡得正熟,阿朱提起菜刀,像宰猪一样把傅筱庵杀死了,阿朱走出房门时,还将房门带上,到厨房中拿了几个菜篮走出大门,当时与门前的几个守卫人员还含笑招呼,然后踏上脚踏车若无其事地扬长而去。傅筱庵竟是如此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