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共租界的行政收入,最重要的税收,就是巡捕捐,数目相当大,任何居民,年租可欠而巡捕捐是欠不得的。房地产项下的税收,叫做道契税,更办得精密。其他各项税收,都有条例,所以公共租界的经营,年年都有盈余。 从前国民政府时代的上海特别市政府,税收年年都在整顿之中,房地产的税叫做“宅地税”,因为产权不确定,所以税收也不稳定,好多老乡绅十年八年都是欠的,土地局成立了好多年,一般业主都不肯换取新地契,所以市府的收入,为数极微。南市、闸北、浦东都属华界,向来没有巡捕捐的制度,所以警察的饷银都无着落,不过市民要缴付一种清洁费,因为从前上海的房屋,都没有抽水马桶,家家都用木制的马桶,一清早由市政府雇的清洁工人来处理,市民对这笔清洁费是非缴不可,所以市府只有这一项收入,倒是相当可靠的。当年上海还有一位姓马的“粪大王”,即是以倒马桶起家的。 其他税收,除了货物税的收缴略有成就之外,所得税还是推行不开,市政府也只好眼开眼闭,采取认捐制,由商家包认了事。所以上海市政府的开支,向来是要靠中央津贴的。 八一三事变发生,华界的人民,有能力的都逃入租界,华界的商业全部陷于停顿状态,所以傅筱庵当上了伪市长,只有庞大的开支,而没有可靠的收入。初时傅筱庵到市府旧屋去看过之后,一切装修布置以及办公桌椅,都由他自掏腰包,连办公室中的地毡,都是自己搬进去的。各局成立之后,人员众多,开支浩繁,虽然其中若干局略有收入,但是警察开支全无着落,即使各局设法向人民榨取,也是入私囊的多,归公家的少。 所以傅筱庵当了几个月的伪市长,贴的钱真是不少,日本人也知道这件事没有适当的解决办法,这个市政府是支撑不下去的。 在八一三之前,中国银行曾在日本东京开设了一家分行,行长是经济专家戴蔼庐,因为戴精通日语,对日本人向多往还。事变一起,南京失陷之后,戴投靠日方,日本人请他回到上海,办理一个经济机构,他长袖善舞,接收了日方掳掠来的许多财富,然后运到了日军占领区的政治部门去。 傅筱庵对市政府的经费没有解决办法,也要仰仗戴蔼庐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