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做不成联合政府的总统,竟死于非命,无数人对他的不保晚节深为惋惜。而最感失望的就是日军当局,因为他们认为唐绍仪是组织联合政府的理想人选,现在唐绍仪一死,他们又要伤脑筋了! 唐绍仪惨毙之后,日方着令租界警方全力出动调查侦缉,认为谢、林二人隐伏租界之内,非拘捕归案不可,何况当时惨案现场,还遗留着一盒用楠木盒子装的古玩。 原来盒中的古玩,共有八件,其中一件还紧紧地握在唐绍仪手中,大约姓林的人见到唐氏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不免有些心慌,就匆匆离开现场,这盒东西,也就留在唐氏陈尸的室中。 这些古玩装在一个很精致的楠木盒中,盒盖上刻着四个大字,下款刻的是“莫席氏珍藏”。警方得到这件东西,就召集几个古董商人来研究,问这盒东西的原主是谁。几个古董商人一看见这件东西,都面有难色,不发一言。后经警方再三追问,才有一人说出,莫即洞庭山的别称,席姓是洞庭山的大族。警方得到这线索,就传讯一位曾经做过银行买办的席某,这位席某年事已高,一点受不起惊吓,很痛快地说出来:“看来这是席裕昌的东西。”于是警方接着就传讯席裕昌。 席裕昌以律师为业,家中十分富有,喜欢收藏古玩,他家中的一切家私设备都是用楠木制成的,而且在苏州自建花园,规模不小。 席大律师在上海本也有相当声誉,可是八一三战争之后,一因年事已高,二因业务清淡,所以就靠出售历年珍藏的古玩来度日。在唐氏命案的前几天,姓谢的古玩商人对他说:“你的那盒‘翠玉八骏’,我已经有了买主,现在我想拿去给他看看。”席裕昌认为谢某向来很有信用,所以就把这盒八骏交给他,后来报纸上一透露这件命案,席氏看到了,不但惊骇,而且大跳其脚,认为姓谢的定会带了这盒古玩逃逸无踪了。 一天,席裕昌正在愁眉不展之时,忽然警方来了四个人,传他到四马路总巡捕房去问话;他本来对捕房中人都很熟稔,但是这一天他也提心吊胆起来,怕牵涉自己头上。到了捕房,他承认这盒东西的确是他的,是由一位姓谢的古董掮客取去代为经销的,当时许多警探都很原谅他,唯有一个日籍警探不以为然,说:“这是珍贵的东西,何以会轻易地落在别人手上?”席裕昌迫得没有办法,推说:“这件古玩,并非上品,乃玻璃做的,价值不高,所以随便给姓谢的拿去。”日籍警官也看不出是真是假,竟被席裕昌这句话混过去了。后来席氏便把姓谢的店铺以及日常行踪一一告诉了警方,方才脱身。 警方得到了席氏的资料,便大事搜索,但是四处搜寻,都不得要领,大约隔了十五天光景,席裕昌收到一封由香港发出的谢姓来信,笔迹很工整,词句很婉转,向席氏道歉。席裕昌得到这封信,即向警方报案,同时向警方申请发还这件古玩,其中有一个华籍捕头对他说:“你申请发还,夜长梦多,不如另外仿制一盒,偷天换日,省事得多。” 事前,席裕昌为了销售这件古玩,早已摄成许多相片,于是连夜请人依照相片雕刻同样的八骏,以假换真,才收回他所失去的原物,只是一只楠木盒子还留在捕房。 后来,捕房得到席裕昌报案的一封信,与在谢姓人家中搜到的许多文件,核对笔迹完全相符,因此也在毫无办法之下销案了事。 那时节,租界捕房贪污成风,连日籍警官也同流合污,可是日籍警官,不知真的古玩已经换去,他提议将这盒古玩大家瓜分,他拿了四件和一只楠木盒子,其余四件由华籍捕头拿去。 这件案子,表面上好像已结束,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姓谢的人在最初一个月,始终匿居白克路(今凤阳路)一位老中医马寿民家的一间斗室之中,未离上海一步。马寿民即已故名医丁济万的舅父,他原本不认识姓谢的,这个小房间是由当时在上海办小型报的毛子佩承租,姓谢的来居住,也是由毛氏领去。毛对马寿民说:“这人是写文章的,他预备在这里写一部书,你们每天只要供给一些茶水,吃的东西有人会按时送来。”马寿民年高龙钟,不以为意,就让他住下去。有一家包饭作(即定做递送客饭的。——编注)天天将饭菜送到,他闭门独食,马氏家人始终不曾同他谈过话。 住了一个多月之后,此人才一去无踪。隔了很久很久,连毛子佩也失踪了。直到抗战胜利后,毛子佩为了表示他的功绩,才把暗杀唐绍仪的经过透露出来,连香港发的那封信,也是预先布置好,由香港工作人员代为付邮的。 至于席裕昌掉换回的那八件古玩,原来是价值连城的翠玉雕刻的八骏,这种翡翠,叫做“玻璃翠”。雕刻之精不必说,单就翡翠而论,其价值已经无法估计。现在时势转移,翡翠涨得比一切都贵,如今这盒翠玉八骏,又不知落在谁家了。 唐绍仪死了之后,日本人大为失望,因为这块老招牌的号召力,在华中地区真是不作第二人想,但唐绍仪在死之前,何以拖延着迟迟不到南京去取“维新政府”而代之呢?因为唐绍仪提出的名目,要把新的政府称做“联合政府”,他不愿当主席,要做总统,华北方面已经成立的一切组织,都要归联合政府管辖。这一点就受到华北方面的反对,因为华北临时政府成立在先,认为新来的媳妇,何以竟要做起阿婆来?而且反对用总统名义,认为总统一定要人民投票选举才行。为了这点争执,时间便延宕下来,结果弄出这件惨案。 北方笼络吴佩孚的工作,因南方唐绍仪一死,做得更积极。本来吴佩孚住在北平东城什锦花园,门庭冷落,车马稀疏,但是吴氏的声望,名震全国,所以日本军人要演成这台戏,一定要利用这种大角色的名望来号召。可是,吴佩孚主意甚坚,尽管日本人百般诱惑,仍不为所动。 吴佩孚在那时对时局绝口不提,许多人去访问他,他总是作“王顾左右而言他”之状,满口儒学理教,一会儿说孔子,一会儿讲老子,有时候谈扶乩,有时候论鬼神,使去的人无法谈得入港。这时吴佩孚幕下还设立有八大处,这八大处就是参谋处、军事处、执法处、军械处、政务处、教育处、交际处、副官处,个个处长都穷得要命。追随吴的许多老部下,只有大锅饭可吃,有办法的人早已各奔前程。有关方面屡次拜访后,消息传出,不但若干穷苦的僚属心中跃跃欲试,而且许多多年不相来往的军人和政客,纷纷来拜谒和送礼,吴佩孚仍是高谈阔论,不着边际。吴的太太张夫人则不问什么人什么事,凡是送礼送钱来的,一律照单全收,而吴佩孚对时局的意见却一无表示。这样过了好多时间,始终不得要领,后来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十二月四日,吴佩孚患了牙疾,请日本医生诊治,得了败血症不治身亡,使得日本军方更为失望。 在“维新政府”成立之前,“华北临时政府”早已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北平成立,华北的首脑是王克敏,维新的首脑是梁鸿志,他们的顶头上司,同为日酋寺内寿一。至于华北政府,何以要冠上“临时”二字,据说就是要等唐绍仪主政、吴佩孚主军的联合政府上场,现在唐、吴相继死去,华北临时政府这“临时”二字,也就随之取消了。 以下又要介绍一位当时先为“维新政府”首脑,后来又成为汪伪政权的活跃分子的陈群出场。这件事将用倒叙法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