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日本人蓄意培养许多文人,由庚子赔款中拨出一笔很大的数目,在上海开设一间大规模的“同文书院”。庚子赔款的数目极大,由于清朝在庚子事变中战败,被迫订立城下之盟,每年赔款给八国联军的各个国家,由海关的关税中拨付,从来不曾中断。后来美国首先提议用这笔款项创办清华学校、协和医院等。接着英国、法国也把赔款拨作各项文化事业。日本人把赔款用作侵略性的各种文化设施,如“同文书院”之类。 照例来讲,同文书院的毕业生,个个都是日本栽培而成的亲日分子,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只有一部分愿当日本人的翻译,或在日本商行中做职员,大多数尝够了日本人苛刻相待的滋味,竟一变而成抗日分子。 国军退出淞沪区后,日本人对租界当局还相当尊重,轻易也不到租界上来横行不法,所以租界上的华文报纸,论调始终是坚决抗日,对汉奸毫不留情地大张挞伐,因此报纸的销数就越来越大。 日本军部,也办了一张华文报纸,名叫《新申报》,因为当时上海有两大华文报纸,一张是《新闻报》,另一张是《申报》,他们就以这两张报纸的名字,各取一字,名为“新申报”。可是销路不出虹口,初期在租界上是买不到的,只有少数小汉奸,拿着报纸到人家拍门而入,硬销一份而已。 这时节,《新闻报》、《申报》的态度,虽然反日,但并不激烈,倒是无数晚报每天一到下午四时,各种极刺激的红色头条新闻,不是说国军如何英勇,就是说日军如何惨败,震撼人心,力量极大。当时最激烈的一张晚报,叫做《大美晚报》,其次是《社会夜报》等。 《社会夜报》的编辑方式是信口开河,所以上海人叫它“野鸡报”,主办人叫蔡钓徒,是上海浦东周浦人。他虽说是文人,事实上却是一个文氓,整天和许多歹徒混在一起,谈吐粗俗,行动乖张,我本来不认识他,仅不过知道他的名字而已。 我行医为业,各阶层的人都有相识,当时上海有一个女相士,叫做菱清女士,姿容娟秀,谈吐文雅,但是身体瘦弱,常请我去看病,我总在出诊将完之时,最后才去菱清家中。她家地处三马路(今汉口路),是交通的中心,加上她好客,交往的都是一时的名士,我到她家中,她总是请我在烟铺上坐下,虽然我不会吸鸦片,但是几位老师都有此癖,所以横在榻上一躺,谈话时觉得极为舒服。 一天,我正躺着与名画家交谈,忽然进来一个粗鲁人物,菱清的母亲开口就说:“杀头的!你又来做什么?”那人说:“今天囊无分文,要问菱清借二十块钱。”于是菱清的母亲,声声叫着:“杀头的!你来总没有好事。”一面骂一面把钱给了他,但这个“杀头的”并不就走,还提起电话叫了一碟蛋炒饭,据案大嚼。 那个“杀头的”吃饱了之后,菱清为我介绍:“这位就是蔡钓徒,我母亲说他这个‘杀头的’,将来总不得好死!”我微微一笑,由此开始就认识此人。 隔了不过十天,蔡钓徒到我诊所来。我问他:“有何见教?”他说:“今天实在经济困难,《社会夜报》连买白报纸的钱都没有,想来想去,你一定肯帮忙。”我说:“也好,我借二十块钱给你。”他眼睛一瞪,面上横肉都暴露出来,说:“《社会夜报》销数成万,你想拿念只洋(沪语之二十元)来打倒我?”我一看形势不对,便说:“不问你白报纸要多少,我把今天诊金收入,分一半给你。”他一听这话,形势才缓和下来,拿了钱就走。 隔不上三天,他竟然又在我门诊将毕时,等在候诊室中。我心想长此以往,不胜其扰,便对他说:“今天再给你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下不为例,我的隔壁就是老闸捕房,探长尤阿根曾经告诉我,要是有人来滋扰,只要打电话给他便是。”蔡钓徒一听见“尤阿根”三字,顿时默不出声,接过我给他的二十块钱,郑重地说:“我再也不来了,但请你在尤阿根面前不要提起这件事。”从此我就不曾再见过他。 蔡钓徒办的《社会夜报》仍然每晚出版,头条新闻很够刺激,但是十之八九出于虚构,不是骂上海名流私通敌人,就是说日军败绩,虽然多数出于杜撰,但是有时也有些真实新闻,别的报纸不敢登,而他竟然全部刊出。 就在日军军部占据新亚大酒店的一段时期中,《社会夜报》突然停版,在停版三天之后,上海忽然爆出一件大新闻,说是在法租界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院附近的电线杆上挂着一个骇人的人头,从早到晚围观者成千上万,当天大家都不知这个人头是什么来历。 人头出现的次日,《时报》用红色大字刊出一个大标题——《蔡钓徒砍头》,这一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是蔡钓徒的头颅。 究竟蔡钓徒被谁砍了头呢?报纸上只说由虹口方面运来。于是读者纷纷推测,有人说他骂日军骂得太厉害,也有人说这是汉奸内讧的杰作。又过了一天,独有《时报》刊出蔡钓徒头颅的摄影,又白又胖,双眉倒垂,两眼凸出,令人惊骇! 那时节,《时报》的采访部主任是胡憨珠兄,我和他是多年老友,就问他:“蔡钓徒杀头的内幕究竟如何?报纸上隐约其事,不够清楚。”他就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原来那时蔡钓徒曾经一再进入新亚大酒店和日本人打交道,领到很大一笔津贴,但是他用的是两面手法,在租界上见到的报纸是红标题骂日本人,而另外印一批报纸同样也用红色标题,却是大捧日军,每天着人送往虹口报销。 有一天,他在妓院中玩得昏天黑地,报纸没有派人送去,日本人为了汇集整理,着人向租界方面买了几份,一看大标题,竟然是大骂日本人在某处奸淫掳掠,骂得有声有色,日本当局大为震怒。 到了次日,蔡钓徒派人补送昨天的报纸,日本方面的人拿来一看,与他们买到的报纸,头条新闻记载恰恰相反。日本人当时不露声色,引诱蔡钓徒到虹口,拳打脚踢,使其全身受伤,在他极度疲乏时,车拉到江湾体育路,叫他自己掘了一个极深的泥坑,令他站在坑中,由常玉清的徒弟,把泥土倾倒下去,埋了他的身子,等他断气之后,把他的头割了下来,送到新亚大酒店销案。 这个头颅首先浸在浴缸中,到血液流清之后,面孔又白又胖,于是送到法租界挂在电线杆上示众。照日本人的意思,是对不忠实而用两面手法的汉奸们作为惩戒的示范。憨珠兄还说:“《时报》登出这个头颅,是从法租界台拉斯脱路(今太原路)验尸所中摄到的,所以特别清楚。”这时我就想到菱清的母亲,叫蔡钓徒为“杀头的”,竟被言中。菱清女士说他将来总不得好死,也说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