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民谊有一天对丁惠康说:“现在电台上最流行的是越剧,我听上了瘾,可否想办法请几个越剧女演员来见见面。”丁惠康脱口而出说:“要请越剧女伶,只要问陈存仁好了,因为这些女伶,都是请他看病的。”我知道这事如果一开端,就会有麻烦,便立刻说:“越剧女伶不但知识有限,而且十居其九是不识字的,邀她们来参加,实在是毫无趣味的,即使请她们,她们也不会来,所以我想还是不请为妙。” 褚民谊听我如此说,大不以为然。他说既然她们不肯出来,有什么办法能见一见她们的庐山真面目呢。我说:“你要见她们,不妨到华东电台去看好了。” 那时上海有一家“三友实业社”,在华东电台有一个特约的播音节目,播的是越剧,由袁雪芬、马樟花等演唱。三友实业社是一家规模很大的棉织厂,附设多个部门,其中有一部分是国药部,专门制造成药,我是该社的医药顾问,兼任国药部主任,出品的成药如“方便丸”、“三友补丸”等,都由我处方。该社的总经理是陈万运,每逢星期一,召集各部主任在功德林素菜馆举行业务会议。 一天,我循例参加三友实业社的业务会议,袁雪芬和马樟花也出席,吵着要求陈万运加请一个守门员,负责守卫华东电台广播室的门口,拒绝一切越剧迷及外客的滋扰,因为每天都有不少越剧迷和一位褚民谊来滋扰。但是请一个守门员的薪水要十二元,陈万运不肯多加这一笔支出,争执得很厉害。我心中明白褚民谊找到华东电台来,是我一时失言闯的祸。 我就说:“褚民谊到电台来看你们,你们稍微敷衍一下,送他出门也就算了。”袁雪芬说:“这个褚民谊实在麻烦极了,他每天按时按刻到场,坐着不肯走,而且唠唠叨叨地讲个不停。播音室地方很小,因时间关系,我们都在播音室随便吃一些东西,有陌生人在旁,使得我们连饭都不能吃了,而且褚民谊天天吵着要请我们出去吃饭,更是讨厌。” 那时节,袁雪芬、马樟花年纪都很轻,不会应付男人。我就说:“褚民谊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劝他下次不要来。” 隔了几天,我见到褚民谊,就劝他以后最好不要去华东电台,不料褚民谊非但不接受我的劝告,还说:“我们湖州人,在北京路有一个‘湖社’,内有舞台,规模很大,如果她们肯到那里去演出,保证还要受欢迎。” 到了第二个星期一,我又参加三友实业社业务会议,我把这件事告诉陈万运。袁雪芬和马樟花说:“要是湖社肯借地方给越剧团作为营业性的演出,我们是赞成的。”因为那时越剧团的剧场都简陋不堪,她们当时演出的场子,在北京路宋家弄浙东戏院,地方极狭窄,座位更劣,场场客满,还是满足不了观众需要。 后来我把袁雪芬等人的意见转告褚民谊,褚氏大悦,说:“由我负责去办。”其实湖社是陈英士纪念堂,设备庄严,礼堂中哪里可以长期出租演唱越剧?主任陈霭士(其采)力表反对,许多理监事也都不赞同。大约争执了半个月,碍于褚民谊的面子,结果才将地下的会议厅改为剧场,借给袁雪芬等,定名为大来剧场。第一次演出的戏是《恒娘》,取材于《聊斋志异》。向来越剧没有什么布景灯光及华丽服饰,这次演出才开了越剧的一个新天地。 大来剧场演出天天满座,成绩美满,不料只有一个半月时间,褚民谊竟和班中一位女伶张桂莲搅得火一般热,发生不寻常的关系。张桂莲原是有未婚夫的,天天闹得不像话。那位未婚夫曾经和褚民谊打过一场架,褚氏有的是太极功夫,张桂莲的未婚夫受伤跌倒,于是报警呈案,事情闹得很大。湖社当局认为这事影响到该社的声誉,打算取消越剧团租约,但是租约有法律保障,不能随意中止,因此纠纷越闹越大了。 褚民谊要我陪着去见陈万运,因为三友实业社可以影响她们整个的越剧团。我说:“我对这种事向不过问,我以为调解人只有王晓籁最相宜,他是绍兴人的领袖,由他出面最好。”后来,这场风波果然是由王晓籁出面把它平定下来,不过褚民谊拿出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补偿张桂莲的未婚夫,才算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