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起来,我们住在上海孤岛的人民都没有什么表示。据说上海伪市政府,也不过派了几个代表去道贺。所以南京政府尽管锣鼓喧天地登场,孤岛上大多数人民都不知道。 那一年的冬天,天气很冷,每天早晨总有几十个吃红丸白粉的人倒毙街头,仁济善堂召集开会,要设法募集衣被,救济街头穷人。仁济善堂自从战争开始后,做了许多救济难民工作,经济已经很困难,再加上租出的屋宇收不到租,除了仁济育婴堂以及施诊给药的事情之外,种种工作都无法展开。 仁济善堂开会那天,董事到会的很少,只有普善山庄、同仁辅元堂两个收尸葬埋的团体,派代表来报告,说是英法两租界,每天死亡在街头的平均有四十人左右,而南市、闸北两区死亡的达六十人之多。我们初时只知两租界的情况,南市闸北根本不知道,因为向来消息隔绝,这个报道,听了令人恻然动容。 可是仁济善堂的财源越来越少,维持一个施诊给药部,每天要施药八百剂,已经十分吃力,仁济育婴堂由于有些外界捐款还能自给自足,要是向街头贫民送棉衣棉被,真是有心无力,那时节一般居民多数自顾不暇,对社会救济的热情也跟着消失。大家面面相觑,认为这件事要是举办的话,又会有成千上万贫民拥到仁济善堂来,所以主席宣布这件事,断然表示不能接受。 这次会议,大约谈了三个钟头,我听到好多消息,都是闻所未闻。 第一件事。上海表面上大家闹着米荒,底层中还闹着鸦片烟荒,因为上海成为孤岛之后,剩余的鸦片越吃越少,一般烟民越吃越穷,既吃不起鸦片,又打不起吗啡针,于是大家改吃白粉和红丸,尤其是红丸,销行更广。有这种嗜好的人,饭可以不吃,而红丸是一天也省不了的,张罗钱财,东奔西走,有些人有家,有些人没有家,只要一到晚间,天气寒冷,这些人两脚就会软下来,瑟缩蜷伏在一个角落里,一动也不动。深夜天气更冷,一阵西北风起,就呜呼哀哉,所以死亡的人数很多。 据普善山庄的人说,所有的“路倒尸”僵直的很少,多数弯屈得像一只虾。租界上的工部局,对普善山庄,有一小部分津贴费,只是限制他们每天早晨九点之前,一定要把这些尸体集体搬运出去,葬在沪西荒地中。 有一个笑话。一天,他们的运尸车正走向沪西途中,突然有声音发自尸棺堆中,仔细一看,原来一人还未死,那个半死的人声声喊着:“爷叔,帮帮忙,我还活着,请你把我搬出来放我走。”车上的工役对他说:“你迟早会死,车到郊外再说。”那个半死人又说:“做做好事,我只要五颗红丸吞下肚,立刻可以起死回生。”那个工役说:“我们只管运尸,哪里有红丸供给你?”说着不管三七二十一驰赴目的地。 第二件事。普善山庄收的尸体,向来每一个尸首,都有一具薄皮棺材,但是这一年因为尸体多,木料涨,只好两尸三尸合一棺,车到荒郊之后,开棺把尸体搬出,丢在深坑中,而棺木仍带返市区,再作装尸之用,所以这种棺材,也成了象征式的道具了。 第三件事。有人讲出毒品的来源,在开战前,上海的毒品来自四面八方:最上等的鸦片是“云土”,产自云南,由云南经暹罗、香港运到上海;较次的是“川土”,是四川产的,由四川经长江运到上海;再次等的叫做“红土”,是东三省热河区域的产品,品质劣,其中毒素重,吃的人少,但是经过“浪人”加工提炼,能制成白粉和红丸,专门适应一般贫苦阶级中人吸食。 毒品的推销买卖,都操纵在黑色人物手上,自从上海成为孤岛之后,云土、川土已绝迹,只有红土源源不绝地从关外运来,这是一个巨大的财源,收入是很惊人的。 谈论毒品事件的人说:“仁济善堂,现在紧缩得不像样子,可是另有一个宏济善堂,却成为沦陷区中最富庶的机构,他们的收入比海关收入的数字还要大,他们的财富,几十间银行的存款都敌不过。”有人就问:“这个善堂做些什么善事呢?”那人就说:“这个善堂名为善堂,暗地里却是供应整个沦陷区毒品的机构,主持人是盛文颐,号幼,大家叫他盛老三,是一位名门后裔,独家包运包销热河省所出的红土。” 宏济善堂,没有招牌,只是烟土箱子上贴上一张“宏济善堂封”的封条,无论军、警、政的人,碰也不敢碰它。 维新政府成立初期,收入无着,支出庞大,一切经济来源,都靠宏济善堂拨付,所以所谓维新政府,实际上是靠沦陷区的烟民来支持的,各地大小伪组织尽管表面上冠冕堂皇地欺压民众,实际上这班耀武扬威的官员,都是宏济善堂所豢养的。这许多消息,我听到之后,见闻大开,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