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逐渐扩大，住在战区的老百姓，纷纷向租界上逃来，不仅是上海四郊的人，连苏州、无锡、镇江、南京的人也都避难到上海，于是上海租界的人口，突然间直线上升。 我回忆起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八一三之前上海的房屋情况，与香港是完全不同的。上海的房屋，在南市都是旧式宽敞住宅，有庭有院，屋高二层，深度则有二进三进至五进，每一进必有一大厅，厅的四周都是居室。富有的人家，全家住在这么大的住宅里，一如电影中描写的书香门第一般，要是家道中落的话，才分租一部分给人家，但是上海的法律对欠租的追索，没有香港那么严厉，因此住客欠上两三年的租金并不为奇。所以业主有了空屋，除非是相熟而有信誉的人，一般是不肯随便出租的。 闸北方面，穷苦的人比较多，很少有南市那么大的宽大住宅，而且以一层的平房为多，住的人多数是劳苦阶层。 租界上的房屋就完全不同了，大多数的住宅都是弄堂房子，叫做“里”或“坊”。公共租界最有名的是“大庆里”、“会乐里”，法租界最著名的有“宝康里”、“霞飞坊”等，里弄内的房屋，多数是二层楼石库门的房屋，分一上一下、二上二下、三上三下等几种，房屋的形式，有厅有房，还有附属的亭子间。此外新式的洋楼，是三层楼都归一家居住的。 从前富有的人，从事于置业，新屋造成之后，租得出与租不出是一个大问题，选择住客又是一个大问题。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战前空屋之多，不可胜数。举几个例子来说，我最初在南京路望平街口的诊所，位置在上海公共租界商业中区的一座楼宇中，当时的房租不过五十银元，亲友已认为太富丽，晚间空闲的时间，供严独鹤、周瘦鹃等作俱乐部之用。后来我的诊务较有把握，就搬迁到先施公司斜对面黄楚九造的一座新楼中。这座新楼，大约有写字间三百间，租出只有二十多间，我因四周空屋太多，冷清清的不惯孤寂，恰好新新公司对面新建了一个慈安里，前面是新新公司，后面是新光大戏院，我觉得地点不错，就搬了过去。初时房租是一百九十五两(每两约合银元一元四角，计数有时高些，有时会低些)，我住第一弄第一家，那时节人口少而房租贵，所以前前后后都是空屋。 例如那时的南京路上，有一大排哈同洋行的新屋建成，无人问津，空置了二三年之久，其间只开了一家粤菜馆，叫做“新雅酒楼”，在当时可说是第一流的粤菜馆，不仅地方宽大，而且菜好茶靓，厨房的设施清洁异常，顾客可以随时入内参观。但是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到二十六年（1937年）那一段时期，新雅酒楼生意很清淡，积欠租金两年，业主哈同洋行一再通知他欠租可以从缓付给，但切不可结束业务，可见那时节空屋有人来租，业主是很迁就的。 八一三战事一起，不过三天时间，整条慈安里，住得满坑满谷，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只宜于作诊所，不宜兼作住家，我就想到法租界亨利路（今新乐路）永利坊，马路清幽，房屋华丽，空着无人过问，就到永利坊租了一座三层楼的新住宅，房租为一百五十元。那时永利坊还有空屋二百多间，因为房租太贵，空置已达二年，一般居民都望而止步，而外来的逃难客也对之不敢问津。谁知道战事一紧张，不过二十天的时间，全部租了出去。老牌电影皇后胡蝶，由虹口北四川路余庆里，逃入租界，就住在我的贴邻，可见得那时房屋的紧张程度已达巅峰。 从前上海人互相询问，总是问：“你家是二上二下呢，还是三上三下呢？”有一天我遇到江亢虎逃难到上海，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留美回国后，组织党团，各方面都排挤他，于是成为一个穷教授。我问他住的楼宇是什么形式，他说因为一时租不到相当的房屋，只租到一个“六上六下”的旧楼。我就觉得奇怪，何以他一家要住这么大的屋子？看到我有些诧异的神情，他就解释说：“我说的六上六下，不是六上六下的‘六’字，实在是落上落下的‘落’字。”原来他住的是楼与楼之间搭的一个阁楼，一天总要落上落下好几次，上海话的“六”字与“落”字同音。 后来人口越来越多，凡是有余屋可租的，都租了出去，包租的人大发其财，所以后来有一出滑稽戏叫做《七十二家房客》，就是形容当时房屋与住客的严重挤迫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