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赫德，爱尔兰人，一个酒类杂货店主的儿子。父亲是卖酒的，祖父也是卖酒的。这个十足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人物于咸丰四年(1854)夏天来到中国，大约是从六十年代初起，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达四十八年。刚开始，这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在社交场上从不放过这样介绍自己的机会：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文学士，科学奖学金获得者。 现在，这个年轻人正在去往中国的船上。 让我想想，他最合适的位置应该是在哪里？舱内？舞会？还是听随船的牧师布道？我现在让他站在甲板上，看着蓝得虚空的海水出神。好了，他转过脸来了。一张阴郁的脸，很瘦。绷紧的下腭好像承受着内心的某种折磨，又不要让这种折磨显露出来。你会说：一张神经质的脸，就像一个过于羞怯和紧张的青年艺术家。 从南安普敦到亚历山大，再经陆路到苏伊士，由苏伊士到锡兰的加里，再经加里到香港，长长的七个星期，全是在北半球的酷暑下。沿途可以在新加坡欣赏宣礼楼，上教堂做礼拜，还可与槟榔屿街上的猴子逗乐，倒也不至于寂寞。这些东方港口城市无一不在大英帝国治下，既富异国情调却又似曾相识。此外，船行之处无非是漫长海岸线上的巉岩、渔船、丛林和寥寥可数的吊脚楼。海上生活为酷热所笼罩，暑气从头顶的烈日和远处岸上袭入船舱。女士们身披白纱，裸露着玉臂秀腿，太阳不太猛时就在甲板上慵懒地泡在帆布做的简易水池里。惯于寻欢作乐的人们昼伏夜出，一到暮色从海上升起，救生艇的阴影下都是拥吻的男女。 这一年他十九岁，体力和情感与大不列颠帝国一样正处于上升的勃发阶段。情欲之花在他体内隐秘的角落正在绽放。就在开始中国之行前，这个女王学院的优秀学生受魔鬼的诱引，和他的同学坏男孩斯旺顿一道，"走上了叛逆和邪恶的道路"--当然，每个男人都要经由类似的堕落之路才能到达上帝那儿--他在一个放荡的中年女子的身上失去了他的童贞。不久，他感到身体的不适，伴随着尖锐的疼痛。显然，作为快乐的代价，那个不贞洁的女人让他染上了某种惩罚性的疾病。 这里似乎有必要像小约翰·威尔斯一样回过头来简述一下1854年的全球史：当其时也，牛气冲天的大英帝国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已抵达最遥远的地区。克里米亚战争正在进行。德意志和意大利尚未统一。美国正在锐意向西扩张进入堪萨斯。蒸汽机已在海上开始服务，让巨大的轮船穿过风暴自由游曳。由于对动荡中的中国时局认识不清产生的误会，从广西山地杀出的太平军将使四亿中国人皈依基督的宗教喜讯正燃起欧洲每一个乡村教士的热情。 对一个有抱负有见识的年轻人来说，1854年去中国正是一个最佳时刻。 于是，当这个年轻人有幸得到一百英磅的路费和两百英磅年薪的许诺，就从南安普敦港乘坐"堪迪亚"号轮船动身上路了。此行他的身份，是为女王陛下去远东服务的外交部随习翻译，一个低级职员，隶属香港总督（当时是包令爵士）管辖。他的目的地，是那个古老帝国东部沿海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宁波--按早几年抵达中国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先生的说法，"宁波"这个名字并不像字面那样意指"宁静的波浪"，而是指"使波浪宁静下来的城市"--不远的过去，一场旨在打开贸易之门的战争，已经让那儿成为一个通商口岸。 一路上，这个勤于内省的青年都在忏悔所犯下的罪孽："不良的交往把我从安守本分的道路上引开，我所遭受的惩罚不仅有心灵上的损失，更有肉体上的折磨。"海上的溽热使那种难与人言的病更为折磨。他想，这就是亵渎神明的代价。我现在多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啊，他对自己说。为了重回主的身边，他规定自己从今以后做一个圣徒：一、读圣经，早晚各读一章；二、不说谎；三、戒烟，饮食适度；四、力求圣洁，"不因想着那些引向罪恶的欲念和行为而犯罪"。 可是，海上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那犯下罪行的一幕在回想中竟越来越显得销魂而美好。入夜的海风把甲板上女人们的香水味和轻佻的笑声送入舱内，他觉得身体里好似有一只老虎咆哮着要跳将出来，关也关不住。实在没办法了，我们的年轻人只好背对上帝，趁着黑暗以手指头告乏了事，当然事后肯定又是无穷无尽的忏悔。 快两个月后，船到香港，走下甲板的年轻人形销骨立，如同大病一场，但这里还不是终点。在这里的英国商务监督公署，他作为额外人员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将转往宁波担任领事馆随习翻译。从香港出发前往上海的船上，他开始稍稍放任自己，读带在身边的司各特和库柏的小说，翻阅中产阶级的《笨拙》画报消磨时光。当湛蓝的太平洋水变成黄褐色，泥流涌向船舷，大河的入口向这个年轻人展开了他中国之行的第一页：肥沃的田野、宝塔和驮着牧童的水牛。尽管离船靠岸还有几个小时，赫德就迫不及待地把这些小说胡乱塞进行李堆里，准备下船了。 "阅读小说应当受到谴责"，这时，他对一个结识不久的法国人说，那人正捧着一本《巨人传》为里面的饕餮场面拼命忍着笑呢，"因为小说虽然能使我们得到教益，但它在我们头脑中形成一种对邪恶和不体面的景象--比如说性交--的想象，因此它使我们接触到罪恶和污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