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王韬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学术畅销书在日本也大受欢迎,不仅日本学界视为瑰宝,野心勃勃锐意变法的明治政府军部还把《普法战纪》翻印颁行全国,称其"卓识伟论,鼓舞一时风痹,实为当世伟人"。于是,光绪五年(1879),当王韬因患结核病需要休养,并表示愿意一睹东洋风光和美女的消息传到日本后,他马上受到了日本人的正式邀请。 日人中村正直为王韬东游日记写序,记述了他和几个友人邀请王韬访日之缘起: 忆四五年前,余于重野成斋几上始见《普法战纪》。时成斋语余曰:"闻此人有东游之意;果然,则吾侪之幸也。"察其意,若缱绻不能已者。其后,栗本匏庵过余而论文,酒半,睨余曰:"吾既与佐田白茅诸子游梅园,盟于暗香疏影之下,约共招王弢园,子亦不得不与此盟矣……"明治十一年,先生遂来游。于是,成斋、匏安为东道主人。都下名士,争与先生交。 东渡前两日,王韬在上海有马洋行会见了日本驻中国公使馆官员、曾经游历中国内陆且与学界名流广有交往的学者竹添进一郎。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竹添还为他饯行,并亲送他上船。这似乎兆示着其日本之行将有不错的收获。《扶桑游记》开篇(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七日记)即载:"自吴门归,摈挡行李作东瀛之游。偕钱昕伯至有马洋行,见日本文士竹添渐卿。渐卿名光鸿,称进一郎,自号井井居士,肥后人。曾至京师,游西蜀,溯大江而南,著《栈云峡雨日记》及诗钞,传颂一时,所交多海内名流。笔谈良久,甚相契合,约明日为杯酒之会。俞君荫甫谓井井重意气,喜交游,洵不诬也。"次日,王韬偕友人应邀赴宴。初九日,日本驻沪领事品川忠道设宴,日记又载:"品川忠道招饮,暮偕渐卿、昕伯同往。……是夕,渐卿饮酒甚豪,颇有醉意。品川领事馈洋酒四瓶,偕译官吴硕送余至船。渐卿虽稍醉,亦掉臂踊跃而前。" 从日记来看,光绪五年(1879)闰三月初九日登船,十一日夜半至长崎,随后的途程安排依次是神户、大阪、西京、横滨、东京等,至七月十四日游记终止,历时一百二十八日。旅行刚开始时,就像任何一个好奇的观光客一样,首先吸引他眼球的是那种表面上的异国情调,一个类似于罗兰·巴特所说的"符号帝国":奇异的服装、口音,矮小的树林、居室,同样矮小的日本男人。但是,他很快就从旅行者的角色中摆脱了出来,住到了日本友人的家中,和他们吃同样的饭菜。1879年春夏居留日本的这一百余天,好像是以更铺张的规模重温了五十年代他在上海的风雅生活:文酒谈宴,殆无虚日;山游水嬉,追从如云。四个月中,充满了不停的宴请与回请、拜访与回拜、艺伎、诗酒、旅游观光以及应人之邀作序写跋等等。 由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日本访问的中国学者还不是很多,以王韬的学问才情,日本友人说他是百年来访问日本的最杰出之中国人想来并非阿谀客套之词。在一次对话中,安野重绎甚至把王韬比作"今时之魏默深",甚至称魏源比不上王韬,因为魏源所著《海国图志》等书,忧国之心可谓深矣,但对于海外情形涉猎不够,"于先生所言,不免大有径庭,窃谓默深未足以比先生也"。在某种程度上,王韬也把魏源看作一个了不起的先驱,而把自己当作他的"师(夷)长(技)"论的当然继承人。他这样回答:"当默深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然'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惜昔日言之而不为,今日为之而犹徒袭皮毛也。"对方乃叹:"魏默深血性人耳,得先生继起,而后此说为不孤矣。" 从《扶桑游记》中我们可以知道,王韬一路游山玩水到过的名胜,有神户的千岛瀑、大阪的造市局、西京的天满宫、华顶山、东京及其附近的墨川、忍冈、浅草寺、飞鸟山、日光山等。其中以在东京所居之时间为最长,约有百日之多。 与维新派人物、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在江户的结识,是王韬在日本的收获之一。光绪五年闰三月二十八日,他去拜访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是日并晤参赞黄公度太守"。黄遵宪还陪同他考察了明遗民朱舜水航海来日本后在江户的遗迹"后乐园"。两人相交虽新,相契却深,每至酒酣耳热,则剧谈天下事。多年以后,王韬在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作序时还愉快地回忆说:"停车探忍冈之花,泛舟捉墨川之月,游履追陪,殆无虚日。" 当然在日本居留期间,王韬大部分时间还是用在了狎妓饮酒上。刚到长崎的第二天,王韬就去茶屋领略了艺伎的风貌。闰三月十二日的日记记载,他和几个朋友刚进去坐下,就叫来了两个艺伎,他以一种不无挑剔的目光观察她们:"一年仅十四五龄许,雏鬓覆额,憨态可掬。顾其装束殊可骇人,唇涂朱,项傅粉,赤者太赤,白者太白,骤见不觉目眩。携三弦琴来,以牙板拨之,声韵悠扬。歌多咿哑之音,声呜呜然,有类于哭。两歌既阕,一则起而翩跹作舞。日本女子无不长袖广裾,腰束锦带,带余则垂于背。衣多织花卉禽鸟,绮错绣交。其舞之进退疾徐,亦饶有古法。"艺伎能为当筵之奏,不能为房中之曲,如此古风,让王韬联想到了唐宋间的营妓与官妓,这样想来,这东瀛小岛真是人间乐土啊。 到了神户也是这般,"顷之,开尊歌舞,一如长崎。各人皆席地坐,飞觞劝酒"。朋友还给他找来了一个叫阿朵的当地女子,"年十六七,姿仅中人,而微作男子相",虽然不是十分中意,他还是笑纳了。在大阪的温泉洗浴后,有一日本女子邀请他去她半山腰的家中玩,他去了,但见花木萧疏,庐舍整洁如新,真有汉时刘阮误入天台山遇见仙女之感。到了西京,艺伎数量之多、装束之华丽,又胜大阪一畴。王韬如是叙述那一夕的欢宴:"时帷幕下垂,灯火千万盏,皎同白昼。乐作幕启,则正面坐女子十六人,以八为行,盖舞伎也。两旁各坐十人,皆手操三弦琴,盖歌伎也。歌声一作,舞者双袂翩然齐举,两足抑扬,进退疾徐,无不有度。二八对列,或合或分,或东可西,约一时许始毕。"宴会散后回到客店,客店老板给他招来了两个姑娘:第一个脸白如雪,走近了看,全是粉霜,且年纪也太大了些,他不中意,又换了一个,是一个看上去才十五六岁的身材单薄的姑娘,"灯下视之,洁白无比。余倦已甚,拥之而眠,不觉东方之既白",最后他这样沾沾自喜地告诉我们,"柳下坐怀,实非难事"。 平时更是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筵,每筵必召艺伎,四个月中,他几乎一直醉卧在美人的裙下,游遍了当时日本的花柳胜地,对各地的名艺伎已经了如指掌。连邀请他来访问的日本朋友冈千仞都说他:"先生儿女之情有余,而风云之志不足","知命之年尚复好色,齿高而兴不衰,岂中土名士从无不跌宕风流者乎?" 日本之行,在享受日本女子的温柔的同时,他留下了著名的《扶桑游记》。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部猎色笔记中五十多个日本艺伎的名字,小春、小今、阿朵、小胜、小铁、阿滨、阿清、小紫,不一而足。一个人到了知天命之年还那么色,难怪日本友人疑惑了。但是,王韬并不这样认为,好色难道跟年龄有关吗?再进一步说,像信陵君那样醇酒妇人过一辈子,那好色,还仅仅是好色吗?话这么说似乎有点强词夺理了,但自认"光明磊落之士"的王韬认为,嗜酒好色,只不过是率性而为,"流露天真",一个人又何必为了取悦于庸流"矫形饰节","世但知不好色之伪君子,而不知好色之真豪杰"!日本友人安野重绎这样为他辩解道:"自古卓落不羁之士,无所施于时,则往往作汗漫游,寓意文墨,娱情花柳,以慰其抑郁无聊。"朋友吴瀚涛题诗赠他,中有"白壁青蝇宁足浼,美人醇酒亦堪哀"句,他觉得真是说中了自己一生之病:千古文章寸心自知,五大洲形势也尽在胸壑,于今老境将至,功名却还如天边装满鲜花的马车一样遥远!虽还强说着"天下事今扰可挽",但霖雨苍生的夙愿怕是一辈子都不得实现了。于是乃有这般醉中走笔奉和:"卅年空下才人泪,四海谁知国士风",受伤的心总是隐隐痛着,却还是那么傲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