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韬的著作,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从1849年起居沪的十多年间,他的文字几乎很少涉及到西方。考虑到他是生活在一个西方人日渐增多的城市里,又是为西人工作,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奇怪。这或许是因为,王韬居沪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从广西金田一路横扫而来的太平军打乱了庞大的中华帝国的阵脚,使帝国的朝政和士人的心态都处于内乱的阵痛中,因此所有的外来事物对当时的知识界来说似乎都显得无关紧要了。而对功名之心炽盛的王韬来说,有什么比让他尽抒襟抱更重要呢?当然,谈到个人理想,对王韬这样一个在传统教育下长大的人来说,无论从目的、途径和方法论来说,都要跟所谓的天下苍生系连在一起。 南京应举人试失利后的第十年,亦即1856年,对帖括制艺早已生疏不堪的王韬作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去昆山参加这一年的科考。临阵磨枪,自然不可能得中。三年后,再赴江南年考,还是没有考中。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就在后来他向太平军投书一事案发、即将赴香港避难前,他还抱着再次应试的不切实际的念头。他甚至连做梦都想着金榜题名的美事降临到自己头上。他像一个因过于专注于某事而变得精神恍惚的白日梦患者一样告诉我们,三十岁生日之前的某一晚,他梦见自己的前生,是一个住在杭州西泠桥畔姓贾的读书人,聪慧而又善歌舞的妻子去世后(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他死去多年的妻子),发愤赴省城应试,终获高第。从他生日那一天自我解嘲的记述来看,他深深淹没在"壮志未酬"的苦恼中了: 是日予生日,家人为烹肉煮面,聊以解嘲。堕地以来,寒暑三十易。精神渐耗,志气渐颓,而学问无所成,事业无所就。徒跼天蹐地于西人之舍,仰其鼻息,真堪愧死。思之可为一大哭。 类似的梦他还做过好多,足以让他回味良久。在一本叫《华胥实录》的小书中,他像欧洲神秘主义诗人柯勒律治一样,追记了早年那些梦幻的片断,并写下了一些呓语式的诗歌。"余以生为至悲,以梦为至乐",他这样向我们说。但遗憾的是这本梦境日记从未出版,我们只能从他当时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略知那一时期他梦醒不分的生活之大概: 夫人处宇宙间犹蜎蠕耳,其所历之富贵声华,曾不能一瞬,则生平之丰啬荣辱,悲喜合离,境也、遇也,而无非梦也。石火电光,镜花泡影,应作如是观……人虽觉而如梦,余虽梦而犹觉。蝴蝶悟理,身世皆空;蕉鹿忘机,尔我莫辨。使余长梦以终其身,勿觉以迷其性,则感促欢淹,亦云达矣。 据他后来在《眉珠庵忆语》中所说,他之所以不出版这本小书,是因为这些梦境片断除了记叙一个少年对功名的白日梦般的向往,其间还充斥着太多的情色意味: 予曾著《华胥实录》一书,纯记梦中与女士相遇之事,颇涉狎昵。女士见之,始则颊微赫,继而泪,继忽大愠,即欲持白父母。以情婉求之,不可。方缓颊间,其父母俱从堂中出,予窘甚,将逸,而女士已拭泪危坐。女士父母见其神色变异,问其故。则以天寒衣冷对。明日予至,即以书纳还袖中,予曰:昨日令人心胆俱裂,今请焚之以谢过。女士一笑而罢。 此时的王韬,他的处境正如同站在一个四周布满门洞的迷宫中央。他看不清门洞后面的东西,也不知道它们到底是通向幸运还是灾难。受建立不世功业的欲望的驱使,他只好像一个花心男子向多个女子试探一般,与教会、清政府、太平天国谈一场多角恋爱。 王韬选择了挟策以进、上书言事这一旧式文人普遍常用的干政形式或进身之路,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和挽救方策。1859年,中国当时最优秀的数学家之一徐有壬出任江苏巡抚,极有可能是通过好友李善兰(时在徐有壬的幕府中)的介绍,王韬开始向徐上书。在信中,他指出在中国所面临的"贼乱"和"戎祸"两大危险中,"戎祸"固然是天下之大患,是"乱之所生"之渊薮,但从摆脱危险的可行性角度分析,"贼乱"却是需要最先解决的难题: 当今天下之大患,不在平贼而在御戎。何则?乱之所生,根于戎祸之烈也。然欲御戎必先平贼,二者盖有相因之势。而欲平贼则请以和戎始。 还有许多条陈是直接呈给地方官苏松太道吴煦的,内容几乎全是关于保卫上海和剿杀太平军的"管见"。政治上的极度敏感使王韬一直关注着太平军在帝国东南的动向,并成为这一事件最激愤的记录者之一。在听了三个从杭州来的朋友说起太平军攻占杭城时从清波门至武林门"烈焰亘天,号哭之声震地"的情状后,在日记中他这样表达对"长毛"的仇恨:"呜呼,斯民何辜,罹此大恸?一片佳山水,蹂躏至是,可为扼腕。愿从大侠,出箧中匕首剜其腹也。"兵临城下,他是决意殉国了,连死在哪里名声更好都考虑到了。他说:"且云间城陷,仓促自殉,人以为避贼不及而然耳,何如在此间从容就义之为更美乎?"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时隔一年,他的"平戎策"的投递方向陡地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呈向了太平天国当局,其中的建议与策略几乎无一字之易,改变了的仅是官衔、称呼而已。 同治元年(1862)一月,王韬得知母亲病重的消息,携妻女返回苏州甫里老家。由于战事吃紧和气候恶劣,直到五月他才回到上海。蛰居乡里的日子,他写下了一篇题为《臆谈》的文章,探讨当下时局,对这个帝国的病症开出药方。取名"臆谈",即一个疯子的独语,可知其胸次大有块垒。文中所述君主应让渡部分权力、提高官僚机构效率等观点,实可以看作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两百年后的一个回声。由此可以推知,这个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的框架内,来自西方的挑战还没有进入他那双观察时局里的眼里。事实上,尽管和西方人在一起工作了那么多年,他对他的外国朋友的描述还是有待于继续"进化"成人的"狄夷":"隆准深目,思深而虑远,阴鸷桀,其天性然也。"除了这篇《臆谈》,在此期间他还做了一件使其命运河道陡转的事。 这年三月初六日,在上海西南部王家寺(位于七宝附近)发生的一场战役中,清军击败了太平军刘肇钧部。在落入胜利者手里的各种文件中,有一封署名黄畹、字兰卿的长信,是托人转交给忠王李秀成的。这封信指出,只要避免与外国人在华势力直接冲突,太平军终将占领上海,并探讨了进攻上海的具体方略,即所谓:"明告而严讨之,阳舍而阴攻之,徐以图之,缓以困之。"江苏巡抚薛焕在该信曝光后"阅之大惊失色",后怕不已,火速派飞骑送往北京。李鸿章在接获报告后也认为其书"颇得贼与西人交接之情"。朝廷严令追查黄畹下落。种种信号表明,此人正是王韬。于是追捕在所难免。 三月二十七日,同治皇帝在"令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薛焕专办通商事务"的同一道命令中降旨,"捉拿逆党黄畹": ……据薛焕奏,英法将士会剿贼匪获胜,搜获伪谕逆禀呈览各折片。逆党黄畹为贼画策,欲与洋人通好。设其计得行,于军务殊有关系。阅该逆禀内,于洋人多丑诋之词,业经薛焕饬令吴煦告知英法领事,破其奸谋。仍著薛焕会商曾国藩、李鸿章妥为办理。至该逆所称派拔党与赴洋泾滨潜住,并勾结游民作为内应,计殊凶狡。并着李鸿章、薛焕严密防范。黄畹是否现匿上海,或窜赴他处,着曾国藩等迅速查拿,毋任漏网。 不知是不是早年译《圣经》积下的善德,关键时刻,洋人出面了,王韬的雇主、墨海书馆新的主持人慕维廉与苏松太道吴煦交涉。王韬的老上级吴煦(他曾任命王韬为团练局董事)此时大耍两面手法,先是以书面的形式保证不伤害王韬,后来当得知王韬秘密潜回上海的消息后即派兵前往书馆抓捕。此举激怒了英国领事麦华佗(王韬前雇主麦都思的儿子),认为吴不但欺骗了王韬,还欺骗了英国,是一个反复无常、"失信无耻"的小人,于是把王韬从墨海书馆接到英国领事馆避难。其间,王韬的母亲在甫里老家于忧伤与惊吓中去世,噤若寒蝉的王韬也不敢前往吊唁,只能以头抢壁遥寄哀思。避居斗室,愁痛纷集,那时他连死的心思都有了,百无聊赖中写给妻兄杨醒逋的几首诗,步的也是当年苏东坡狱中诗的韵:"早拚骨肉填沟壑,妄冀功名崇鬼神","地下惊魂招弱弟,江边收骨仗贫妻;比邻杞菊成虚语,合葬天随旧宅西。"终于,在领事馆度过了担惊受怕的一百余天后,王韬搭乘一艘英国邮轮,"仓卒登程"前往香港。 现在我们来看,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了王韬的突然转向?他在这一事件中的动机是什么?普遍的说法认为他是为了保全家人性命,才写下这封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的信;他向太平军献策延迟对上海的进攻,则是为了英国人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他身上时时鼓涨着的欲望,或许会找到一条解释他的行为的更合理的途径。此事发生的1862年,王韬来到上海已经十三年了,当其他人舒适地躲在传统的背后做着海上寓公时,天天与西方人打交道的他发现自己已无可奈何地置身于道德混乱的氛围中了。他确曾希冀着通过投书献策来获得"拔擢",但一次次扑空的热望反过来让他失望愤懑。怀才不遇、被迫谋食西舍、"贱等春赁"的经历更使他对既得利益者怨恨不已。无条件的忠诚逐渐让位于一种审视局势、权衡得失的自觉利益选择。 有资料表明,年初送母亲归里时,王韬曾陪同传教士艾约瑟有过一次南京之行。古怪地融合着儒教乌托邦、基督教义、性禁欲和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新政权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与天国第二号人物干王洪仁玕的特殊关系(他们在墨海书馆相识,并一起研读过《圣经》)似乎也在对他作出暗示,站在这一边赢得权位和影响的机会或许更大些。看到朋友们一个个志得意满而自己还身陷困顿,在太平军中功成名就的诱惑肯定十分强烈,这足以战胜他对大清帝国迟疑不决的忠诚。于是,情势逼迫他在"忠诚"与前途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他选择了后者。(洪仁玕在香港受洗后,于1854年5月来到上海。在这期间,他与上海的传教士团体尤其是伦敦会来往密切,一连几个月,他都在麦都思那里读经书一小时。这期间王韬正作为麦都思的主要助手在墨海书馆工作,因此他们在那个时候应该有所交往。王韬1854年10月29日的一则日记可为辅证:"晚往洪客斋,期读《圣经》一章。") 终其一生,王韬一直对上书太平天国一事矢口否认,并声称这是当局对他的政治陷害。1880年写于香港的《弢园老民自传》对此也难免不进行一番修饰和遮掩。王韬自辩说:当时太平军在江苏建立了许多地方政权,官员都是地方土著,与他相识,于是他趁身在敌占区之际做起了策反工作,"密相结纳,说以反正","激以忠义,勉以功名",殊不料竟被不明真相的当事者疑为"通贼"。"老民急还沪上,犹思面为折辨,顾久之,事卒不解,不得已航海至粤,旅居香海。"这自辩看似堂皇,却是那么无力。考虑到他流亡二十余年亟欲归乡而想让清廷对他有个好印象,他急于洗刷自己的心情也不是不可理解的。 在这篇数千言的自传中,王韬还回顾了自己的家族史:他有一个弟弟,二十七岁就去世了;有一个姐姐,也已去世。妻子杨梦蘅,婚后四年(1850年)病死于上海。膝下无子,两个女儿,一个出嫁后不久死了,还有一个生下来就是个哑巴。他约略计算了一下,从始祖至今的二百四十余年间,七叶相承,五代单传,仅得男子十有五人,从侄三人又相继夭殁,王家这根藤上只剩下他这颗老瓜了。 "老民"--王韬在这篇传记中的自称--感叹命运对自己实在是太"刻酷"了。"不解造物者所以待之抑何刻酷至斯哉!""刻酷",当他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一定回想起了种种的不幸:科考落第的耻辱,父亲的突然去世(由此带来的经济重荷使他提前结束了人生的梦幻季节),妻子的死(这又让他早早品尝了伤情之痛),接下来还有为逃避叛逆罪指控的长久的流亡,直至他写作这篇自传时还不能回到翘首以望的故国。于是,对一个愚蠢地拒不承认他的才华的制度的憎恨,与不愿赐他一个子嗣以尽孝道的不仁慈的"天"的忿恨之情在这篇自传文字中融合为一体了,使之通篇都充斥着忧时伤世、愤懑郁勃之气。过早地看到死亡,没有子嗣承续香火,个人太多的不幸遭际,使他对生命抱着一种不可知论,并对宗教的救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怀疑精神。 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天不独厄老民,而或将并以毒王氏也。恐王氏一线之延,至老民而斩矣。噫嘻!不大可痛欤?……老民族党无存,密亲盖寡,侧身天地,形影相吊,岂天之生是使独欤?老民每一念及,未尝不拔剑斫地,呵壁问天也……至于身遭谗谤,目击乱离,怀古伤今,忧离吊逝,往往歌哭无端,悲愉易状,天下伤心人别有怀抱也。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发于香港的一封信件中,他曾这般解释他的生死观:"我父母死,我不能与之俱死,饮食衣服如故也,游戏征逐如故也……我妻死,我不能为之不娶,琴瑟好合如故也,闺房宴笑如故也,而茫茫万劫,永无相见之期,悠悠经年,并无入梦之夕,命尽缘绝则死,夭殇短折亦数之莫逃。佛氏谓人深于情者可结再生缘,亦妄也。"他由此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人生则气聚,死则气散,既死后之有无,不得而知。"对死亡的恐惧像一块黑色的大石头一直压着他,他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是白色的虚无还是黑暗的忘川之水?因为人生事事都可以亲尝其境,惟有死亡的幽暗国度,没有一个人可以遨游一番以后回来告诉我们。"见人死则幸我之尚生,而又惧我之必死","人生不能无死,壮岁而死,与百年而死,等死耳"。正是这种生死夹缝间的悲欣无状带来的心理重压,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酗酒、嫖妓和最终吸食鸦片成瘾--1884年后,他和他后来早亡的弟弟一样成了一个瘾君子--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