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的春节刚过,因在上海教馆的父亲王昌桂滞留沪北,无法归里,王韬前往上海省亲。这是他与上海的首次遭遇。行船一入黄浦,王韬觉得"气象顿异": 从舟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飞甍画栋,碧槛珠帘。此中有人,呼之欲出。 王韬初到上海时,适逢上元灯节,满街都是看灯的人,"士女如云,观者塞涂,爆竹之声通夕不息",一片承平雅颂之声。"几如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及"--这是上海给这个来自苏州府甫里的乡村青年教师的第一印象。 十六年后遁迹香港,他把这一西潮涌入的景观描述为前所未有的"变局": 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 在乡下的时候,王韬想必早已听闻了英国伦敦布道会最早派遣来华的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主持的"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Mission Press)的大名,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的书他更不会陌生。于是趁这次到上海的机会王韬特意前往寻访。他忠实地记录了这次造访:"竹篱花架,菊圃兰畦,颇有野外风趣。入其室中,缥缃插架,满目琳琅。" 好客的麦都思还领他参观了印书车间。青年王韬在外来世界的事物面前好奇地瞪大了眼睛。他发现,书馆窗户的玻璃纤尘无染,室内则像琉璃世界一般敞亮。他还注意到,印书机器的动力竟是牛,"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 种种迹象表明,麦都思一见到这个饶有学问的年轻人就喜欢上了他,并有意吸纳他到书馆来帮助工作。为表示诚意,他还从内室叫出了自己的两个女儿,让她们在水晶杯中倒满葡萄酒殷勤相劝。王韬第一次喝这酒,发现它味甘色红,回味悠长醇厚,与平时喝的酒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麦氏的两个女儿又各为王韬弹奏了一支钢琴曲,曲声抑扬有致,不由让王韬生发一丝绮丽的遐思。 但是,王韬还是拒绝了麦都思牧师向他发出的邀请,因为对国运的担心压倒了他对另一种文明的欣赏。特别是当他在来上海的途中看到外国商船和军舰在中国内河游曳的时候,一种本能的民族主义情感已经使他对大批"蛮夷"齐集沪上深感忧虑,途中的四首感事诗里流露出了他压抑不住的愤怒。(录王韬《春日沪上感事》之一:海上潮声日夜流,浮云废垒古今愁。重洋门户关全局,万顷风涛接上游。浩荡东南开互市,转输西北共征求。朝庭自为苍生计,竟出和戎第一筹。)然而,一只看不见的手还是要把他推向上海,推向中西文化对抗与交流的漩涡中去。 第二年夏天(1849年),他的父亲去世了,这意味着这个爱做梦的青年不得不结束他的梦幻季节了,自此以后他要独自承担起赡养母亲、兄弟和妻女的责任了。这一年又是大灾之年,因江南暴雨引发的米价飞涨使他再也没有理由拒绝麦都思邀请他担任的那个职位所提供的优厚酬金。他曾这般叙述这一段因缘的开始:"己酉六月,先君子见背。其时江南大水,众庶流离;研田亦荒,居大不易。承麦都思先生遣使再至,贻书劝行,因有沪上之游。" 平心而论,王韬后来在墨海书馆干得不错,与洋人雇主相处得也不错。"谬厕讲席,雅称契合,如石投水,八年间若一日",他这般自述。他帮助麦都思牧师修改、润色的译著,雇主都很满意。他译的《新约全书》和《旧约全书》被公认为"文辞雅达,音节铿锵",尽管招致批评,说他加工润色过的《圣经》与其说是基督教教义,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基督教和儒家学说的混合物,但《新约全书》还是被英国圣经会正式采纳为规范精译本而加以推广(至1859年它已被再版十一次,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此一译本仍在中国流传)。 咸丰六年(1856)二月初九日,郭嵩焘往游沪上,特地造访了墨海书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约略窥见王韬当时在墨海书馆的工作情形: 次至墨海书馆。有麦都事(即麦都思)者,西洋传教人也。自号墨海老人。所居前为礼拜祠,后厅置书甚多,东西窗下各设一球,右为天球,左为地球。麦君著书甚勤,其间相与校定者,一为海盐李壬叔,一为苏州王兰卿。李君淹博,习勾股之学。王君语言豪迈,亦方雅士也。为觅《数学启蒙》一书,为伟烈亚力所撰。伟君状貌无他奇,而专攻数学。又有艾君,学问尤粹然,麦都事所请管理书籍者也。 外赠《遐迩贯珍》数部:前格物理一二事,而后录中外各处钞报,即所谓新闻报也。刷书用牛车。范铜为轮,大小八九事。书板置车箱平处,而出入以机推动之。……皮条从墙隙中拽出,安车处不见牛也。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 王君挈眷寓此,所居室联云:"短衣匹马随李广,纸阁芦帘对孟光。"亦有意致。询其所事,则每日出坐书厅一二时。彼所著书,不甚谙习文理,为之疏通句法而已。…… 如本文开篇所述,为生活和工作环境所迫,王韬皈依了基督教,但事实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为此忍受了"卖身事夷"、"附腥慕膻"等种种的指责,深受同胞的怀疑与鄙视,而内心又没有真正找到归属感。常常,在与传教士们一起工作了整日后,他又一人向隅,以负罪的心情审视自身言行,谴责自己"逐臭海滨"、"败坏名教",后悔饥不择食以至"误陷腥坛"。从赴沪之初至去港之前,整个五十年代他的书信和日记中充满了自责与怨艾。1850年秋,他在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自去岁杪秋至此,今已又及秋矣,时物一周,不禁触目生感。呜呼,人生如白驹过隙,诚不知老之将至。贫贱何足耻,富贵不可求,但当安吾贞守吾素而已,今人得温饱便不识名节为何物,可嗤可惜,我今亦蹈此辙,能不令人訾我短耶?"作为一个有着浓厚的"华尊夷卑"意识的传统文人,他和他的朋友蒋敦复一样,和教会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一方面是形式上的受洗,另一方面,又竭力掩盖自己与教会的关系,甚至变成一个渎神者。 咸丰九年(1859)三月的一天,朋友管小异前来拜访,言及他拒绝美国传教士延修《旧约》一事。管小异向王韬表白拒绝助译的理由不外乎陈腐的"天朝"理念,把不合圣贤的所有学说斥之为异端。王韬听了却汗颜涔涔,如坐针毡,他在当日的日记里郑重忏悔道:"噫!闻小异言,窃自叹矣。当余初至时,曾无一人剖析义利,以决去留,徒以全家衣食为忧,此一失足,后悔莫追。苟能辨其大闲,虽饿死牖下,亦不往矣。虽然,已往者不可挽,未来者犹可致,以后余将作归计矣。" 以缺乏宗教诚意去苛责王韬毫无意义,他之受洗入教,本就是出于趋利避害的世俗和功利考虑的权宜之计,或许,在这个人的身上本来就缺乏终极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