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此去北京,坐的是太古轮船公司的"通州"号,此船专跑北方航线。二月二十一日,天色未明离开码头,到早餐时分,船已驶出黄浦江,扬帆入了东海。从船弦的一侧,杨度看到了东海上那轮正在喷薄而出的朝阳。那光,起先还只是胭脂红的一点,俄顷,就盛大了起来,烧得大海如同滚沸的钢水。在上海的一周,几乎天天都是雨雪天气,甫一见到阳光,杨度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他相信这是一个好兆头。 站在甲板上看海,诗性勃发,沉吟终日却不得一字,不是风景不好,实在是心思还在沪上那些小妖精身上。二十三日傍晚,船至大沽口,于口外停泊一晚,次日于塘沽换乘小舟上岸。惊风高浪,杨度一行人坐的小小一叶孤舟好像要随时倾翻了去,惊魂未定上了岸,衣衫尽湿,也不知是飞溅的海水还是汗水。次日从塘沽坐火车至天津,入住客栈,写下一诗,算是打发了一直盘旋脑海里的上海的莺莺燕燕: 人颦似花敛,人笑似花开。依屏若羞看,临池觉自窥。 蛾眉正窈窕,红袖且徘徊。花前喜郎至,翻嗔何晏来。 第二日,天色未明就起了床,稍作洗漱即径奔火车站。从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将在黎明时分开出。 未刻,火车准时抵达北京正阳门外,叫了两辆骡车装上行李,不一会到了湘潭会馆。第二日,有朋友约一起住到内城去,走朋访友也可方便些,于是搬到了苏州胡同一家客栈。接下来几日,照例是一个外省举人来到京城参加会试前的例行议程,会客探友、出拜座师、遍访同邑京官,天天安排得满满当当。到底是皇城根下,空气中飞来飞去的都是政治流言,什么俄日之事,什么向英人借款,什么皇帝日日临朝痛哭等等,也不知是真是假。 时序转眼就到三月,初春的北京,雪比南方更深。车船劳顿,再加途中风寒,杨度竟有些微的不适。同乡有懂医的,照着方子抓了几帖药吃,倒也好了。戊戌科的会试,是三月八日进场,正是临阵磨枪之际,杨度却像个游手好闲之徒,六日,一下午在看义胜和班的戏,到天黑才回寓所;七日,也是一整日听戏。 拥挤的贡院,站满了各省前来应试的举子。杨度抽得的是"淡字号"。入了号子,三更后,考题下来,按例先作三艺。自乙未科(1895)会试后,杨度已三年不作八股,一路上光顾着喝酒、耍乐,到了京城也是成天游逛、听戏,于是避生就熟,三艺都以骈文搪塞了事。三艺作毕,在窄小的号子里倚靠而寐,醒来不觉已是第二日的黄昏。北地夜空,风声萧然,帘外一轮明月,已将圆了,回顾四周,灯光帘影,万户寂然,不知有多少举子正搔首捻须绞尽脑汁,于一个个黑漆漆的文字的尸体间打滚呢,杨度忽地有了文场而如武营之感。 十一日考经文,抽得"坐字号",入了场,五篇文章仍是骈体文打发之。接下来的五篇策题,也不知他是自暴自弃还是故意撒野,仍是用华丽词章写的骈文。七日考下来,走出场外,和同年一聊,就知道这一科肯定中不了,因为十三艺全骈与十三艺全散一样,都是违反科场规则的。反正本就没存必中之心,归途也不会少了乐趣,夜聊既深,十六的月亮悬在头顶似个银盆,长歌踏月而归,心情还是很好。 这年春天格外得长,过了三月还有闰三月。就见他在京城无事忙,喝酒、看戏、饯行,纵谈国朝掌故,出席同年团拜,去琉璃厂看书。《题名录》公布了,金榜无名本在预料之中,所以也不恼,该怎么玩还是怎么玩。期间,听说太后和皇帝要检阅火器营、健锐营、神机营等卫戍部队,头脑发热写了篇《大阅赋》要去讽谏,托一个京官代奏,自然没有得到允许。于是只好嗟叹:"相如虽有上林赋,不遇良时空自嗟。"倒是王闿运知道这个学生的心性,托了两个进京的拔贡带口信给他,让他在京少发议论,管住自己的舌头,不要弄得什么都没捞着,反落得个罪名,这才打消了他献《大阅赋》的念头。 四月八日,朋友夏寿田--他高中此科榜眼--拉杨度去出游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坐在江亭,远望江湖,惟见蒲苇丛生,碧空苍净,回首城北则是一片黄色的宫墙,一派森然的王气,杨度写了一首小词《念奴娇》题壁,已经流露出了去意: 西山金翠,望佳气惟有,黯然余照。望远登高凭极目,一片暮云平草。指点斜阳,断肠流水,默默垂杨道。群飞高处,看它无数啼鸟。遥想当日燕王,千金市骨,往事堪凭吊。世事空知学醉歌,日与屠儿相笑。却忆江南,春风辞树,花落莺声老。暮烟横日,何时天际归棹? 夏寿田高中榜眼,春风得意,同样的景致进入眼里,引发的却是别样的心情:万顷孤蒲新雨足,碧水明霞相照。 这座江亭,杨度和夏寿田还将数次登临。每一次来,他们都会题下诗句。最晚一次是在1907年,此时杨度已署四品京堂衔供职于"宪政编查馆",昔年的榜眼夏寿田则混在北京意气全无。那一次杨度的题壁是:"昨夜东风吹梦远,梦里江山更好",夏的题壁是:"废苑菰蒲风又雨,作得秋声不了"。多年后,已成为佛教徒的杨度(他给自己取名叫虎禅师、虎头陀、释虎)在一篇谈论佛学的文章里由这事很发了一通感慨:"盖人生哀乐,全由心境,境既生心,心复生境,于境若有爱憎,于心即有哀乐,实则哀即是乐,乐即是哀,境即是心,心即是境。"此是后话,不提。 四月二十三日,史家向来把这一日视作百日维新运动的第一日,这天,光绪皇帝明发上谕,诏定更新国是,变法自强,先举办京师大学堂,命各省督抚保举人才。几日后,向被视作帝党人物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被逐出军机处,开缺回籍。有人说是太后施加压力的结果,也有传说是皇帝早就不看好此老儿了。政坛波谲云诡,就像这一日的天气,早上好好地还出着太阳,到了晚上就大雨瓢泼,杨度在四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作出了如下反应:"今日,康长素召见,自此有亡国之臣矣,翁常熟骤出军机,未知上意。王育桐先行革职,交刑部审讯……夜,大雨。" 政局面临着重新洗牌,原来小心翼翼维持着的平衡已被打破,虽还密云不雨,说不定惊雷就在哪个时辰炸响了,其时的北京城,情状就像一个叫刘鹗的小说家在一本不无传奇色彩的漫游记中提到的一个隐喻:天上云气一片一片价叠起。只见北边有一片大云,飞到中间,将原有的云压将下去,并将东边一片云挤得越来越紧,越紧越不能相让,情状甚为诘诡。 杨度似乎闻出了空气中危险的气息,于四月三十日清晨悄然离京。为帝王师的雄心与困于场屋的窘迫让他感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只是他当时不会想到,三个月后,帝国的心脏将要刮起一场风暴,最终让所有的权力归于一个可怕的女人。他更不会想到,五年后,他东瀛归来,还要来京城参加一场"经济特科"考试,并在那个女人间隙性发作的疑心病的驱迫下为避祸再次远走日本。 眼下,这个年轻人是坐在北京开往天津的火车上。车窗外飞驰过河流、村庄与树木,为了解闷,他在车上开始读一本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这本数度引起政坛和学术界争议的书他极欲一看,却一直苦于挤不出时间。车上无聊,正好解闷。书尚未完篇他就合上了,他再也看不下去。忍不住失望,他对康有为作了这一评语:其才足以辨伪经,其识不足以治真经。 到塘沽后,杨度把行李装上新裕轮船。几天后的一个午后,船驶出大沽口。傍晚海上起了大雾,白茫茫一片,船只好慢腾腾地走。到了晚上,水黑如漆,也不知行到了哪里,回到舱里,睡睡醒醒,醒醒睡睡,一会儿梦到湖南老家,一会儿梦到京城,一夜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