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福州城西南角的乌山(乌石山)是城内的一处名胜,山高不足百米,却也林壑幽静,风光佳美。在当地土著的心目中,此山秀色直可比拟海外的仙山蓬莱、瀛洲,而朱子祠、九贤祠等历代建筑又使它成了这座城市绵延不绝的文脉的一个象征。 道光三十年(1850)夏天,一桩突发的事件惊破了这里出世般的宁静,而林则徐和徐继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这座小山。 这年六月,英国的一名传教士和一名医生通过英国驻福州代理领事金执尔(William Raymond Gingeell)租赁了乌山神光寺的几间房屋,租期为六个月。由于不习条约条款,侯官县令兴廉在租约上盖了官印。徐继畬得知此事后,立即对兴廉严加申斥,并饬令其设法劝说英人搬出神光寺。但是,金执尔以此事需经香港总督文翰批复处理为由予以拖延。 此事引起了林则徐及城内部分士绅的不满,激烈的情绪开始蔓延。不几天,绅士们发出一封"致英吉利夷官公信"。福州城内书院的学生也在鼓动之下提出抗议。林则徐还组织士绅书写公启质问侯官县令,并上书福建巡抚徐继畬,声称"现居桑梓,利害切身,事关省会安危,亦不敢始终缄默",要求效法广州,驱逐英人。众所周知,由于对《南京条约》的某些条款中英文解释间存在着分歧,五个通商口岸城市是否允许外国人自由居住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民众多有抵触情绪,而以广州为最,直至发展到市民自发以武力行动驱逐入城英人。 徐继畬主张从缓设法,避免酿起事端。他认为,英人租住神光寺一事,不宜操之过急,应当采取外交手段,从容处理,使英人自行搬出,以免扩大事态。而林则徐认为,这样做太过软蛋松包,应像广州拒绝英人入城那样,采取断然措施,并主张成立民团,防止英国人的军事威胁。他在上书中一连提出十二个问题质问当局,并情绪激昂地表示,如果战事不可避免,年老又多病的他也在所不辞地挺身而出:"如须绅民守助相资,以成犄角之势,亦必恭候切谕,自当迅速遵行。" 为避免酿成更大冲突,徐继畬派出士兵在神光寺巡防,这更激起了士绅们的不满。"夷性犬羊",官府干嘛还这么护着他们? 按照帝国官场不成文的惯例,致仕官员是不可干涉地方政务的。干政就要冒剥夺荣誉、官衔的风险,但林则徐豁出去了,他不仅带领福州城里的士绅们闹事,还秘密联络在京闽籍言官上奏,要他们弹劾刘韵珂和徐继畬,终于酿成一时轰动朝野的大案。 时局的动荡使朝廷又有了起用林则徐之意。七月初,借一次传旨的机会,徐继畬表示想到林宅看望林则徐。徐继畬的这一举动自然不无彼此沟通、修复前嫌的意图,但林则徐以疝气未痊为由婉拒了。这两个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前沿人物,终于失去了一次对话的机会。 八月,在遥远的京城,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向咸丰皇帝上奏,陈述诸绅士的观点,对徐继畬和刘韵珂发起了攻击。同日,奉上谕颁发了一项敕令,向军机处通报了有关外国人试图入福州居住的报告。皇帝指示,刘韵珂、徐继畬务要实现"总期民夷两安",看似是简单的一句话,实际操作起来却难如登天。 徐继畬的上司、闽浙总督刘韵珂从外地阅兵回来,知悉事情经过,认为林则徐等人的做法实在过于激烈。这个在夷务问题上惯使阴招的总督大人想出了一个妙法:住在城里的不就是一个医生一个传教士吗?那就不让百姓去听教、看病;不要让房主去收租金;雨季到了,也不要让工匠们去修葺房屋。这般不露痕迹地施加压力,时日一久,洋人必会像过了汛期的洪水一般自动退走。他把这一妙法称之为"藉民拒夷"。 总督大人这一背后下绊子的"抗夷妙法",在以往可说是屡试不爽。福州的通商口岸是1844年夏天向西方人开放的,但在刘韵珂的主政下,福州名为开放口岸,实与闭关无异。刘韵珂的暗中部署有二:一,英商不是看中武夷山的茶叶吗?那就派兵设卡,多多刁难,让茶商改道广东;二,英商欲到福州销货,就劝谕城内商贾不要与之交易。最先遭殃的是一艘美国商船,到福州停泊一月,做不成一笔生意,带着满脑子黄金梦来到东方的山姆大叔们把带来的商品抛价销售也无人问津。更绝的是,为了早日送客,总督大人又让城内商人购买少许商品,以作洋人回老家的盘缠。总督大人的阴损招数收到了预期效果,开埠第二年,福州的贸易额仅三十七万元,而接下来的1846、1847两年竟无一艘"番舶"光顾。如此之差的生意,令英国人曾打算舍弃福州,考虑要温州开埠。英国的外交官们一直都没有看出这位笑咪咪的一品大员暗中在做手脚,行阻挠钳制之术。据说,总督大人的这一手法绝对保密,上奏时分正折和密片,正折上说得冠冕堂皇,而密片则在皇帝那里留中不发,惟一得悉内情者惟心腹徐继畬(时任福建布政使)一人。 在对待令人头痛的英人入城问题上,总督大人也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谋术。虽然中英双方对《南京条约》里英人入城问题的解释存在分歧,但在领事官入城问题上应是没有争议的。英国驻福州首任领事李太郭初至,刘就以领事管理商务为由,把他们引往城南港区南台居住。因领事馆的房屋实在过于简陋破败,且在这座潮湿的城市里一逢雨天就漏个不止,英国驻华公使再提领事入城的问题。刘韵珂勉强同意,让他们居住于城西南紧靠城墙人迹罕至的乌山积翠寺,并商定,英国民人若入城居住,契约须由地方官加印,权柄仍操之我手。在给道光皇帝的密片中,刘韵珂的这一番表白让皇帝十分欣赏: 福州竟不通商,数年后,该夷灰心而去,则省城根本重地,不令非我族类者实逼处此。 1850年即位的咸丰皇帝,在外交事务上一改道光时代的软弱,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强硬态度,刘韵珂的秘术开始行不通了。登基未久的咸丰皇帝要的是堂皇的胜利,而不是暗底下使绊子得来的小便宜,对刘的申斥也就越来越严厉,在廷寄中一次次要求刘、徐断然采取措施。当时士林,人们更希望看到的局面是直接的对抗,对刘表面上的"媚夷"十分反感,而对他暗地下绊子的"制夷手法"又毫不知情。刘韵珂落了个两面都不讨好。 多次受到皇帝的责怪,刘韵珂坐不住了,老谋持重的他已经看到了事情的结局,于年底借前往浙江阅兵之际,称病请求给假。咸丰看穿了他的把戏,准其开缺,"回籍调理",由徐继畬代署总督。整个咸丰一朝,刘韵珂都默默无闻,直到咸丰帝死后,他才应召赴京以三品京堂候补,未几病死。 林则徐也坐不住了,六十六岁且又久病的他,雇了一条小船,沿着闽江一路视察两岸的形势,一直走到入海口。在考察福州海防后他写出了一个详尽的报告递交官府。在报告中,他建议在闽江口修建和加固马尾的北岸炮台、南般炮台,连江的长门炮台和琅岐的金牌炮台。 这年八月,林则徐的本家侄辈、诗人林昌彝回到了故乡福州。他的老家就在乌山脚下,从他家的楼上就可以看到英国驻福州领事馆--他称之为"英逆之窟穴"。林昌彝把楼名取名"射鹰",谐音"射英",楼上客厅里还挂着一幅《射鹰驱狼图》,并以一副楹联自述心志:楼对乌山半兽蹄鸟迹,图披虎旅操毒矢强弓。林则徐十分赏识此人,称他这幅图真是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也。在一种假想的英雄主义情怀的激励下,林则徐和林昌彝等一干人成天谋划着如何将"英夷"驱逐出城。林则徐在写给外甥和女婿沈葆桢的信中略叙了此间发生的事情经过,遭受"猜嫌","焦心劳神",并担心当局会由于他"夷务议论未合"而截留信件: 幼丹吾甥如晤:……兹九月初二接七月廿五日一书,初六又接八月初四日一书,暨前后所寄邸报,俱已收阅无误。其七月初寄去信内未将端节来函提及,只是漏叙,并非原信遗延。盖彼时与当轴尚少猜嫌,不至被其匿信。迨六、七月来为夷务议论未合,难免虑此。此次初六所接之信附入安报中来,最可免人猜忌。惟内有京报,恐封缄加厚,或另匀作第二封,别写酒资,俟府间代付之后,愚仍划还;抑或与冰如互商,两边自寄,均可酌量耳。……此间居家情形一言难尽,而出去又有不能之势,焦心劳神转较在滇为甚,不知如何可了。近事另缮数纸,封入冰如信中,自能转述,兹不复及。都中闻见仍欲时时得之为妙。手此顺问近佳暨合宅均吉。九月初六夜灯下。 仍然倔强地支撑着局面的徐继畬,则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外人看来处变不惊的他,在一封写给堂兄的家书中流露了内心的苦恼: 弟畬禀请哥哥大人安!八月间折差晋京,寄书一函,未稔于何时可到?弟在闽办理夷务,已阅八年,不知历多少艰难,幸得平安无事。今年夏间,有夷人租住城内寺屋一事,事本细微,系侯官县令兴一时疏忽,误与用印。从容劝谕,本可了结。乃巨绅林少穆则徐,意在沽名,急欲驱逐。既出绅士致夷人公启,又写生童告白,遍城粘贴,声势凶凶,几致酿成大事。弟以夷今年正在上海投文,天津赴诉,方欲挑衅生端,不可使之藉口。劝诸绅士从缓图之,大拂林少翁之意。偕诸绅士致弟公启,弟剖析利害答之(绅士致夷人公启,暨绅士致弟书,与弟复绅士书,皆为言事者钞呈御览)。刘玉坡制军旋即回省,与弟意见相同。林少翁又欲劝绅士捐资雇募水勇,办理防堵。弟与玉坡制军以夷此时并未露蠢动形迹,今忽先自张皇,是召之来攻,大为失计,不肯附和其说,愈得罪林少翁。寄信京中,嗾令弹射。于是攻之者,一学士、两御史。八月一旬之内,连奉寄谕三次。初参弟为抚驭无方,继又参弟为袒护属员,徇庇汉奸。现已一一复奏,尚未知旨意如何?此间公事,本万分艰难掣肘,弟与刘制军俱怀退志。因但受宣庙特达之知,又值新主初登大宝,不敢遽作乞身之想。不意群小乘言路宏开之际,吠影吠声,轰然交作。弟与玉坡制军先后俱遭弹劾,深悔见几之不早。此事尚未见分晓。将来因此罢斥归田,固属万幸,即使平安过去,亦断不可一朝居。早则今年腊月,迟则明年正月,决定引疾。 林对当局抱不信任态度,徐则把乌山神光寺事件归咎于林"意在沽名,急欲驱徐继畬就神光寺事件致堂兄服先信逐",情绪之对立可见一斑。把林、徐两人信对照着看,两人之分歧表露无遗。面对清议汹汹,徐继畬已经预见到下台是迟早的事,请堂兄提前安排起了回籍后的盖房、设馆授徒等事宜:计今年家中饥荒,买地钱七百五十千,还槐阴赵姓老债钱二百五十千。二宗已是一千千之数。此外杨姑爷钱一百千,有娃子钱八十千。李璋表弟家,弟从前曾许接济,长年屡有信来,可安顿钱四十千。又达人表叔两次信来索借,自因写碑谢礼嫌少之故,今可再送钱五十千。并致意以本欲多竭微情,因已在下台之际,两袖清风,甚为抱愧。三存、三才回时,弟许以再各寄买驴钱二十千(共四十千),此数宗合起,又有三百余千。今共寄去银壹千两,打各项饥荒,暨吾兄用度外,如有存余,可为明春盖房之用。外另寄银壹百两,系弟前应承为继贤兄打饥荒之用,可交继贲转交六婶母。弟到家后,至多停歇二年,即须赴介休设馆。闻义安村之十方院,现尚完好。以此为老学究藏拙之地,亦甚妙也。此禀,即颂嫂嫂安,合家都好!庚戌九月初六日弟继畬禀可另提钱十千与继埙为树儿添补一切之用。 英人半年租期转瞬即到,依约搬出了神光寺,徐继畬安排他们迁进领事馆附近一处道观暂住。因政令运转的迟缓,此时,皇帝还在一封封星夜传送的命令中严厉责备徐继畬在奏闻事件真相上如此拖延:"刻下神光寺夷人究竟曾否搬出?""绅民能否相安?" 在朝野的一片谴责声中,皇帝命令守旧的宠臣徐广缙追查事件的责任者。未几,可能是被福州士绅们的声讨热浪搅昏了头脑,又指示新任闽浙总督裕泰继续查访徐、刘在办理此案中的问题。尽管裕泰在上奏中说徐、刘"实无措置失当",但皇帝还是以徐继畬"身膺疆寄,抚驭之道,岂竟毫无主见,任令滋扰"为由将之革职并召回北京。在这之前不久,被视作徐的靠山的穆彰阿和耆英已被咸丰皇帝解除了职务。 纷扬一时的神光寺事件似乎就这样结束了。 或许是范文澜的"林则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这一论断过于深入人心了,长久以来,正统史家普遍认定鸦片战争后的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现状的进步思想,在此一元史论的视角观照下,林几乎成了钦定的民族英雄、一个神话般完美的人物,而乌山事件中站在他对立面的徐继畬,则理所当然地被视作了妥协投降派。 诚然,林则徐任职广州时对西方事务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关注,1841年8月他于贬谪途中在镇江与魏源的一日相会,促成了魏著《海国图志》的问世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值得记载的一页,但从乌山之争这一战后林则徐惟一插手的与西方有关的事件,我们并没有看到他有高于当时中国社会认知的思想和手段,再考察他在复出后,于时局和未来中国的走向也没有什么新的建言和行动。"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所谓救国"八字要言",更多关注的还是器物层面的建设,而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的建设与革新。林则徐曾谈到他对时局的看法:"今日时势,观其外表,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复出后的他选择了在尽量不打破旧体制平衡的框架下去除积弊的做法,其办事细密的作风一如从前且有过之,水利、漕务、盐政、吏治、平叛、课赋、救灾、禁烟,一桩桩都办得尽心尽力相当出色,不愧为道咸年间帝国的一名能吏。但我们还是十分遗憾地看到,他的心智、精力过多地被这些传统事务缠住了,而当时中国最为迫切的要务却好像被他放在了一边:那就是,面对外来势力、面对一种异质文明,中国如何去应对,知识分子如何去应对,这才是最值得考虑的大计。 据茅海建先生的考证,林则徐到了新疆伊犁后,变得格外消沉。"肺热脾寒交相为祟,温凉药剂两不相宜","终日萧闲,一无所事",他给朋友和家人的书信充满了类似的牢骚。西北干燥的气候和弥天的沙尘对林则徐这样一个南方人来说实在是苦不堪言。从林的书信与日记来看,他似乎一直都在生病,最关心的事也就是京城的人事变动和复出再邀圣恩的可能。当奕山、奕经作为替罪羊被判斩监候的消息传到新疆,在一封家书中他还在为自己"雪窖冰堂"而庆幸。林在1845年底被道光帝起复为三品顶戴署理陕甘总督,再迁云贵总督,作为当朝封疆重臣,此时他的权力比战争前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为什么没有让人耳目一新的举措,而是默不作声?蒋廷黻先生在写于1938年的《中国近代史》中说,林则徐是知道了不说,知道了不做,并对此提出了道德上的指控。他的原话是:"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敢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其实,林则徐的视域在这里也就到了尽头。倒是茅海建先生的推论更让人有共鸣:"我们可以认定林则徐有着可贵且有限的开眼看世界的事实,但还不能推导出他有着改革中国的思想。" 徐继畬比林则徐小整整十岁,考察这两个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及他们在这一事件中的表现,相比之下我们会发现,林则徐更多地从道德和器物的层面看问题,常常囿于传统思维;而徐继畬是个更为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有着更为广阔的视域、更为明达的认识,因为他已经意识到:无论是作为一个思想家,还是作为一名帝国的官员,都必须顺应世界的潮流。 林则徐、徐继畬,还有同时代的魏源、梁廷枏,组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最为先进的思想家阵容。他们从一间密封的铁屋子里探出头来,开眼看外面的世界,已是惊世骇俗,若能再前行几步,登堂入室,自有另一番风光。但在我们寄希望于林则徐前进的地方,他却停下了步履,走入了心智的迷津,这自是他个人的不幸,然而当时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都未能辨明中国的方向,这又不是个人所能承载的历史的隐痛了。 或许,存在着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这一研究理路来自出色的历史学者袁伟时先生):一种如林则徐,致力于抵制外来势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类爱国主义在任何一个时代都会被推崇为道德的楷模,因为它涉及的主要是保卫而不是改造原有的社会和传统。另一类型的爱国主义,致力于改造原有的社会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由于这种爱国主义构成了对传统的挑战,势必触犯某一社会集团的既得利益,因此往往遭到出自不同动机的訾议。徐继畬在乌山事件中的遭遇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