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1852年早春发生在宁波城的暴动,起因则要追溯到几十年前。不知哪一任县太爷定下的规矩,从那个时候起,鄞县百姓向官府纳税,就有红封、白封之分--缙绅人家用红色的纸封钱投柜,普通农户则用白色的纸封钱投柜。红封按市价以两千二百文钱折银一两,白封则要三千二百文钱折银一两。按照这项地方政策,府、县两级政府的小金库及其官员的灰色收入,全要由升斗小民去承担,而缙绅大户人家,则可以免交部分"陋规"。 咸丰二年正月的一次宴集中,监生周祥千和众亲朋好友说起红封白封的事,都愤愤不平,众人怂恿周祥千领头向政府请愿。正逢酒酣肠热之际,周祥千说一声"好",酒杯一顿,即带众人到附近的土地庙求签问神。大概神的旨意也是说此事定能成功,周祥千当即在土地庙向各乡发信,"邀同四乡百姓入城,请平粮价"。 鄞县县令冯翊得知他治下的一个小民领头"聚议"税收制度,这还了得,当即派差役把周祥千抓到县里。官家太清楚了,小民聚在一起,危险就会产生,因为乌合之众聚在一起所产生的巨大能量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老实人变成暴徒、把一个懦夫变成登高一呼的豪杰(关于群体心理的研究,可以参见[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尽管后来周祥千分辩说,他们"请平粮价"的意思只是要求均平红白封,并没有要求取消国家税收之外的额外部分,更不会削减政府利益,但冯县令还是以聚众构党的罪名把他关了起来。故此有了本文开头民众冲击官府、抢人放火的一幕。 大概是周祥千被抓前两个月,如同这一事件的预演,鄞县东乡一个叫张潮青的私盐贩子也遭到了冯太爷的拘捕,随后又被激怒了的东乡人救出。东乡靠海,当地土著食盐都买私盐。本朝自开国以来,也对这些沿海地带的小民网开一面,允许他们手提肩挑少量私盐,以换取日常生活所需物品。东乡就属于这种官方特许的贩私盐者的地盘,俗称"肩引之地"。但是持有官府核发的运销许可证的盐商为了扩展市场,买通官家,在政策上获得官方的支持,"肩引之地"也必须买盐商提供的盐了,只要发现谁家的盐不是从盐商的供货渠道来的,就要以食私盐治罪。这无疑加大了百姓的日常支出,断了张潮青们的生路,导致一大批私盐贩子的失业。张潮青串连肩贩和乡民,联名向政府请愿,要求政府主持公道,恢复原来的盐界。冲突既开,渐呈愈演愈烈之势。 这年正月,浙江巡抚常大淳(后调任湖北巡抚,咸丰二年十二月战死于太平军攻占湖北省城武昌时)到宁波府城商谈招抚海盗事宜,地方官府为了确保巡抚大人的安全,先缉捕了一批积年不获的惯犯、逃犯和其他社会不安定分子。私盐贩子张潮青因是请愿运动的急先锋,早被盐商们视作眼中钉,盐商们趁机活动,冯知县觉得到时候万一闹事的确有损地方形象,就差人把他关了起来。巡抚到宁波后,东乡人便在监生李芝英和另一个肩贩先锋俞能贵的率领下进城请求释放张潮青。乡民们在衙门前黑鸦鸦地坐成一片,恭恭敬敬地烧香下跪,求保张潮青。那一张张肃穆的面孔叠合在一起如同一场隐含的风暴,足以吹翻一艘大船。 冯知县仗着巡抚大人在城坐镇,以为乡民们必不敢滋事,因此任他们在衙门前跪着,自己不露面不说,连派个幕僚或衙役安抚一下都没有。显然,冯知县的判断在这里出现了问题,他不是太自信就是太迂腐了,他不知道"夷扰"(鸦片战争)以来,政府的权威在民众心目中已大打折扣,那些草头小民已不怎么害怕这个软包蛋的政府了。山海之地培育出东乡人强悍好争的民风,见跪求无效,他们便转为强干,冲入县城监牢将张潮青抢出。巡抚急放号炮,调集驻军,令他气恼的是,那些草鸡似的官兵似乎集体耳聋了,等了半天,衙门前连一个官兵的影子都没有。 后来,周祥千与继任鄞县县令的段光清说起此事,认为东乡人之所以闹腾得如此肆无忌惮,关键的原因正在于:官不足以服民心,而兵更不足畏。 巡抚大人在宁波的遭遇尚且如此灰溜溜,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两个月后的"平粮价",自然闹腾得更大了,不仅抢了人犯,还放火烧了衙门,揪斗了平时看上去凛然不可冒犯的知府大人。这般扬眉吐气,小民们怕是做梦都要笑出声来呢。但是,他们很快就要笑不成了。无能的知县冯翊已被上级革职拿办,新任知县段光清正在从江山县到宁波赴任的途中。更让人一听就不由得缩紧脖子的消息是,主管全省刑事、治安工作的浙江按察使(臬司)和浙江盐运使正调集兵马,亲自督兵前往宁波平暴来了。 举人大挑(清乾隆以后定制,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挑取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每六年举行一次,意在使举人出身的士人有较宽的出路,名曰大挑)出身的安徽宿松人段光清(号镜湖),官阶不高,却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能员。在出任鄞县县令之前,此人已在官场跋涉多年,历任浙江建德、慈溪、海盐、江山等地县令,丰富的政治经验使他一下就摸准了东乡百姓担心事情闹大遭官府报复的心理,到任次日,即不带一兵一卒,只让一个差役举着"鄞县正堂段"的牌子,一个书役负责传话,下乡巡视安抚人心来了。 他差人传来几个年老的乡民问话。 段光清问:事已至此,你们真的要一县同反吗? 乡民说:哪里敢反啊,只不过前段时间听周祥千说,征收钱粮分成红白两封名目,大家都深觉太不公道,才一同邀集进城请平粮价。 段光清说:衙署都让你们放火烧了,还说没有反? 乡民们惊恐起来,面面相觑。有人大着胆子,问新来的县太爷:事情到了这一步,如何是好? 段光清使出了他在赴任途中就思虑成熟的一招,他让乡民们回去各写一份呈文,呈明某乡某村某人某月某日并未入城滋事,且申明本户应该缴纳的钱粮情愿照常缴纳。段说,这样一来,将来官府捉拿周祥千,你们也就没有了干系。 乡人们还犹豫着:一来这样做实际上是出卖了自己的领头人,良心上一时还说服不了自己;二来呢,他们对段光清作的保准还将信将疑。边上书役一叠声地开导起了乡人:这新来的段太爷昔年做过慈溪县令,他的政声我们东乡人很早都知道,他决不会欺骗百姓,听他的,准没错! 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终于见了成效。五天下来,自鄞县北乡始,继而东、西、南三乡,段知县共收到乡民呈文三百八十余件。当初一呼百应的周祥千事实上已被孤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