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与岸之间距离越来越大的那片水域,把王韬与熟稔了的朋友圈、与这座他渐渐喜欢上的城市里的生活方式分隔开了。同治元年闰八月十一日(1862年10月4日),王韬搭乘一艘英国邮轮"鲁纳"号秘密离开上海前往香港,那一刻他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心情,想来是依恋与怨恨并皆有之。他以一种伤感的笔调在甲板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东去鲁连成蹈海,北来庾信已无家。从今便作天南叟,忍住饥寒阅岁华。 他或许以为只是短暂的避难,却孰料一去二十年,他才能再次回到上海。 从1862年到1884年,王韬以"圣朝之弃物、盛世之废民"的身份,在香港和欧洲度过了二十三年的流亡生活,此时正当他人生的中途,由三十四岁而至五十六岁。流亡在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意义是:当命运之手把他推上流亡之途的时候,也就是把他推向了世界。所以近人钟叔河先生乃有这样的话:"'沧海归来'的王韬,已经由一个风流自赏的唐伯虎,变成了忧国忧时的魏默深。" 以一种苛求的眼光打量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叶的香港,真个是一无是处:地不足游,人不足语,市民以行贾居奇为尚,"锥刀之徒逐利而至",弥漫着一片浮躁之气。王韬这样记述:"香港本一荒岛,山下平地距海只寻丈。西人擘画经营,不遗余力,几于学精卫之填海,效愚公之移山。尺地寸金,价昂无埒。沿海一带多开设行铺,就山曲折之势分为三环……行道者趾错肩摩,甚嚣尘上。"他注意到,上环那些碧窗红槛的房子,多是妓院,姿色妍媸参半,佳者媚眼流波,大多则是仅有中人之姿的"咸水妹"。这个殖民城市让他吃惊的还有竞相夸富的奢华之风,"热闹场中,一席之费多至数十金,灯火连宵,笙歌彻夜,繁华几过于珠江"。他这样记述初到时的心情,"翌日午后抵香港,山童赫而水汩淢,人民椎鲁,语言侏,乍至几不可耐"。后来他搬了住处,"居在山腰,多植榕树,窗外芭蕉数本,嫩绿可爱",但还是不习惯,常常牵念家中,夜深了写家书,"隔墙忽有曳胡琴唱歌者,音可遏云。异方之乐,只令人悲"!而对性喜交游的王韬来说,更为不堪的是面临着既无新朋又失老友的孤独之境。他将自己的名"瀚"改为"韬",表字"兰卿"改为"懒今"、"子潜"、"仲弢"等,将所居之处命名为"天南遁窟"、"弢园"等,似乎打算从此躲开多灾多难的尘世,韬光养晦、隐姓埋名地度却余生了。 他在香港的主要谋生手段,是帮助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将中国典籍英译。这套"中国经典"在欧洲的出版确立了理雅各杰出汉学家的地位,也让他的"中国助手王博士(Dr.Wang,即王韬)"成了西人眼中的中国一流学者。理雅各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评价王韬:"只有第一流的本地学者才对我有价值,而在此我找不到任何人能与之比肩。"五年后,即1867年冬天,理雅各因身体原因回苏格兰老家度假,不久来信邀王韬前往。这年底,王韬离港前往欧洲。《漫游随录·新埠停桡》一节自述其出国原委云:"余至香海,与西儒理君雅各译十三经;旋理君以事返国,临行约余往游泰西,佐辑群书。"香港开埠图(油画) (晚清佚名绘) 先觉者悲歌--王韬和他生活的年代他的旅行线路,是经新加坡、槟榔屿、锡兰、亚丁港到苏伊士,再从苏伊士乘火车到亚特兰大。有日记癖的王韬忠实地记下了沿途所见,比如晕船的感受、印度洋上的飞鱼以及与船上新结识的外国朋友的愉快交谈。在开罗停留的三日,他还记下了"出埃及记"这个故事。在一位法国朋友的陪同下,他坐马车游览了马赛,"楼台金碧,皆七八层……寓舍供奉之奢,陈设之丽,殆所未有"。巴黎这座城市巨大的博物馆和公共图书馆令他深深着迷。他喜欢塞纳河上的米拉博桥,站在桥上看夕阳下逝水汤汤,真有今夕何夕之感。他还喜欢上了豪华饭店里枝形吊灯下的宴会,欢宴后坐着主人的马车去剧场看布景奇幻无比的歌剧。 他对伦敦这座城市走马观花后的观感是:"盖英邦实为西土之沃国,而伦敦又为英国之腴区焉。"理雅各以大英帝国子民的自豪感带他参观了所有旅行者都应到的如下地方:大英博物馆,圣保罗大教堂,水晶宫,名人蜡像陈列馆。但他更喜欢的是坐在火车站旁的一家小酒店里喝酒。那里有个笑盈盈的漂亮姑娘招待他,并总是好奇地向他询问中国的事情。姑娘的父亲是个火车司机,这使他有机会问出一个久藏在心里的问题--火车车轮飞快转动摩擦所产生的火花为什么不会引发火灾?姑娘的父亲告诉他,那是因为有人发明了冷却剂,可以让车轮在转动中不发热,他不由得感慨:"泰西制造精微,由此可见一斑。" 做一个无所用心的漫游者的最大自由,是他的眼睛可以肆无忌惮地去追逐大街上的女人们,而不必担心被人说长道短。他说他所见之英法"名媛幼妇",一个个都大胆而又贞洁,学问也好,"即于初识之顷,亦不相避,食则同席,出则出车……然皆花妍其貌而玉洁其心,秉德怀贞,知书守礼";"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中土须眉,有愧此裙钗者多矣"。 "异国山川同日月,中原天地正风尘","尚戴头颅思报国,犹余肝胆肯输人"?这是伦敦一家照片馆请他摄影留念时,他在照片背后题诗中的两句。看来即便他身在天涯,念兹在兹的还是风尘中的故国。 就在王韬前往欧洲途中,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了江苏甫里老家。长女苕仙,时年二十二岁,回乡后,亲友们开始为其张罗婚事。候选的女婿有两个,一为秀才,一为买办,妻子决定不下,写信向远在英国的丈夫征询意见,王韬作出的选择颇令人寻味:"苕女姻事,论者两家,一吴兴秀才,贫甚;一嘉善人,现为西人供奔走,美名曰买办,其实则服役者。弟以其品太卑,愿舍买办而就秀才,不以目前而论。" 他在英国住了两年,和理雅各一起在苏格兰中部进行了几次不长不短的旅行。期间,生性倜傥、雄才好辩的他还应邀前往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作学术演讲,介绍孔子的仁爱之道。讲到快意处,还高声吟诵白居易《琵琶行》和李华《吊古战场文》,"音调抑扬宛转,高亢激昂,听者无不击节叹赏,谓几如金石和声风云变色"。在牛津大学他讲演"中国之道",涉及到了中西文化和哲学观念之别,他这样记载: 英之北土曰哈斯佛,有一大书院,素著名望。……监院者特邀余往,以华言讲学。余备论中外相通之始,言:"……三百年前,英人无至中国者;三十年前,中国人无至英土者。今者,越重瀛若江河,视中原如堂奥,无他,以两国相和,故得至此……"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墙壁为震。其中肄业生之年长者……特来问余中国孔子之道与泰西所传天道若何?余应之曰:"孔子之道,人道也;有人此有道,人类一日不灭,则其道一日不变。泰西人士论道必溯原于天,然传之者,必归本于人;非先尽乎人事,亦不能求天降福,是则仍系乎人而已。" 1870年1月,王韬和理雅各及其女儿玛丽踏上返回中国的漫长旅途。在英国将近三年,虽然思乡病发作时,心情时常会像欧陆多雾的天空一般阴沉,但总的来说还是愉快的,就像他在日记中所记述的那样:"余处境虽厄,而游览之奇、山水之胜、诗文之娱、朋友之缘亦足以豪,几忘其身之在海外也。"而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至此已发生重大变化,在返国前写给妻兄杨醒逋的一封信中,他历数自己思想的几大转折:少年时仅"思得一通籍,博庭内欢,他非所知耳",科场不利,出外谋生,"但求得五百金,可作归耕计",及至自上海到香港,又到欧洲,又经历了三变,"初变而为征逐之游……直作信陵醇酒妇人想","再变而殉名节……妄欲以虚名动世",最后才发现"士生于世,当不徒以文章自见",应当有用于世。欧洲之行的另一收获,是这些旅途见闻为他后来创作的三部短篇小说集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这些模仿清初伟大小说家蒲松龄奇幻故事笔法的小说,尽管充斥着对异国风情的猎奇和六道轮回之类的陈词滥调,却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上海和香港风行一时(王韬的这三部短篇小说是《遁窟谰言》、《淞隐漫录》和《淞滨琐话》,第一本出版于1875年,后两本出版于1887年)。 回到香港后,因理雅各不久又因事返回欧洲,王韬彻底失去生活来源。他曾一度打算入曾国藩幕,但此事尚未付诸行动曾国藩就去世了。还有一次,他几乎马上就要到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任职了,但"长毛状元"的恶劣名声使他无法回到上海。大约就在这个时期,他做出了一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以写作为生,投身新闻业。事实上,此人身上还真有着近代报人的典型素质:喜好冒险,阅历丰富,兼具理想主义精神与怀疑眼光,既充满革新精神又有着精明的商业头脑。 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撰写文章和编辑报纸上。1872年前后,他参与了伍廷芳等人资助的《华字日报》的编辑工作并亲任主笔。1874年,又在监管香港墨海书局的黄胜等人的协助下成立了中华印务总局,创办了《循环日报》。报名"循环",寓含着他的循环史观,即相信历史如天体运行周而复始、生生不已,中国有望再度成为强国。他自任主笔,仿欧洲报纸的体例,每日于首栏刊发政论文章一篇,宣传"尽用泰西之所长",变法图强,改造中国。他在报纸这一大众传媒上的率先之举使他成了"中国新闻报纸之父"(林语堂语),更有新闻史家称他为香港早期中文报纸的领袖,称其在报业界的地位足与后来梁启超在杂志业的地位相抗衡。其实他早于梁启超就认识到,报纸是缩小政府与民众隔阂的最佳手段,它不仅能把官方消息最大限度地下达,也能把民意迅速上传,而且报纸的广泛发行,还能有效地阻止当政者滥用权力。二十年前,未能进入官场使他饱尝失望的痛苦,现在,新闻记者和时政评论家的角色以另一种形式满足了他自我实现的追求。他在报业上的成功,事实上也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新的事业模式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他从没有放弃过对权力问题的关注,从皇帝到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僚的权力分配,他都有一套激进的看法。他希望实行"良政",希望当下中国有一个更加合理的政治架构。在这一时期写给丁日昌的一封信中,他考察了吏治败坏的制度性和道德性病因,并建言政府中"吏"职的充任者应有较高的道德和知识素养:"至于佐官为治者吏也,舞文坏法,半由于吏,以吏无责成而品望又卑贱,其惟利是视宜也。……官或一岁数易,吏则累世相传,官多深居简出,吏日周旋于民间,其足以欺蔽官者,势所必然。夫以世所卑且贱之人,而欲责以士君子之行,亦势所不能。"他用"大同"一词来描述他理想中的政治秩序,这使得他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康有为的先驱,但他还没有康那么激进。众所周知,康有为的"三世说"来自公羊学派对儒学典籍不太正统的解释,而王韬早年尽管和公羊派学者龚自珍的儿子龚橙交好,但他这一思想的根源不是来自传统儒学,而是直接来自于西方语境中遥远的未来世界"道必大同"的预言。 除了新闻业,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初几个年头,王韬为时人称道的还有《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这两部历史著作(都由他自己主持的中华印务总局出版)。特别是《普法战纪》一书,实为中国理解西方世界的一个新的起点,此书让他名动公卿,博得了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文武大员的一致赞誉,同时更使他作为一个外国事务专家而广为人知。书还未付印,就有大量抄本和盗印本上市。书成刊行之后,文人学士更是争欲一览,趋之若鹜。两书所述虽是欧洲历史,受知识界瞩目之原因却在其"用世"之心,就如他在《普法战纪》序言中所说的:"此盖天之特欲兴我中国,故使东西之交由渐而合也。中国之兴,沛然天下莫之能御,普之强,云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