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五年(1855)一月的一天下午,墨海书馆中文编辑王韬和几个朋友清谈后,到酒楼小饮,乘着酒兴又到勾栏访艳。厮混到傍晚,几个人才散去。王韬还是没有回他位于书馆后面租住的小屋,踩着冬日满街的夕照,去老闸访了一个有些时日未见的朋友,又一同赶往另一家妓院。在那里,他见到了一个新来的叫福云的姑娘。调笑一番,他回去记下了对那个姑娘的感受: 福云颇有媚态,惜芙蓉面上多生桃花点矣。 两个月后,王韬再度游春,在日记中他这样记述神圣与世俗交织的一日: 是日礼拜,赴五老峰听英人布道。下午,往访蒋剑人,一同赴虹桥左边勾栏访妓。接客者为沪上名花,来自扬州。稍可人意。 上午在教堂唱哈利路亚,下午逛妓院,人格分裂一至于此,说他是一个基督徒还会有人信吗?但他确曾是受过洗的,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记录名册上十分清楚地记着他是1854年8月26日受的洗,尽管他怯于在人前提起。当然受洗并非来自他内心深处对拯救的渴望,而只是为了生存--活着,并且活得更好,那是他行事的最大原则。道理显而易见,在王韬来到上海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一个皈依了基督教的中国人更容易博得洋人的好感,因而也易于找到工作并获得较高薪金--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若干年后当他的生命受到当局的威胁时,是他曾为之服务的洋人的庇护使他得以绝处逢生。 如果我们还知道,这个年轻人是在从事着一份高尚的甚至称得上是神圣的工作(帮英国人翻译《圣经》),他那散发着无耻、靡乱、放荡而荒淫气息的个人生活就全成了对万能的主的嘲讽。教堂-妓院,神父-妓女,这不无荒唐的比照里隐隐然传出了上帝在黑暗中的笑声。可是,本文主人公却在神圣与世俗间面不改色地从容穿梭。哦,这几近无赖的生活,这天使与撒旦的合体!如果你有幸生活在那个时代,是不是也会和他的朋友一样叫起来:天哪,这就是名士风度啊! 1855年是王韬来到上海的第六个年头。在二十五岁的王韬的眼里,上海自然不是初来时那般让他好奇与激动了。这几年,经历了太多事,这座城市也尽褪姿色,只见荒芜--具象的上海和作为内心映像的上海都可作如是观。 从苏州老家来到这座城后的第二年,妻子杨梦蘅的突然病故令他悒郁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总觉得,自己移家上海对妻子的去世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抑郁的情绪甚至带进了再婚后的生活。他在墨海书馆与洋人的合作也有颇多的不顺心。但是,他还是走出了郁郁寡欢的心境,在这座初现殖民地风格的城市里找到了位置。一般认为是书馆优厚的报酬使他变得能够忍受在这个日渐喧嚣的城市生活,但更重要的一点原因,则是他的朋友圈子的不断扩大。和他一样,这些朋友都曾经深受儒学经典训练,取得过秀才以上的功名,又是因为西方人的出现带来新的就业机会而来到上海的。他们性情不一,或激进,或冲淡,或古怪,但又无一例外地才情横溢。自从1849年秋天来到这座城市,王韬就发现,满上海到处都有他的同类。那些朋友帮助他在这座容易迷失的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坐标。他的日记,几乎事无巨细地记载了他和这些朋友的相处:喝酒,品茗,郊游,访书,吟风弄月,纵谈国事,同访青楼并交流彼此的猎艳心得: 六日甲寅:午后读《前汉书》。薄暮,正斋来舍,与之散步至大境阁访壬叔…… 十有八日丙申:午后至正斋舍,同往画舫轩啜茗……既别,经天主堂观剧,为扫秦一出,极佳。 (《茗乡寮日记》,咸丰二年七月初六日、咸丰二年八月十八日) 十有八日乙丑:薄暮,偕舍弟至城北茶寮……是夕正斋购得稻蟹,留余夜饭,持螯置酒,剪灯清话,其乐何如也? 二十四日辛丑:轰饮后,枕书、壬叔与余共游教坊,绝无粲者,重貌则牛鬼蛇神,重心则魑魅魍魉,余见之废肽而返。 (《瀛壖杂记》,咸丰二年九月十八日、咸丰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二十七日辛丑:午后蒋剑人来,剧谈天下事,以文集相示。 七月初旬:是月中,应雨耕来,自言曾至英国览海外诸胜。余即书其所道,作《瀛海笔记》一册。 (《瀛壖日志》,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咸丰三年七月中旬) 二月朔甲午:是日礼拜。至五老峰听英人讲解圣书。午刻至城西……继又遇蒋剑人,因与往虹桥左侧访艳,勾栏二室校书扬州人客,不甚媚…… (《蘅华馆日记》,咸丰五年二月初一日) 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唤歌者侑酒。明珠、素云两校书,颇艳丽。翠怀殷勤,捧杯相劝,为之罄三大爵。 二十五日:梁阗斋来,同遄勾栏访艳。见有小憨校书,稍可人意。顾年才十四,尚未梳栊,而一种娇憨之态,真觉我见犹怜也。 (《蘅华馆日记》,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