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驻节福州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帝国的著名能吏徐继畬。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由福建布政使升任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接到道光皇帝的命令，返回福建出任福建巡抚并兼办通商事务。道咸年间的帝国政坛，这般朝令夕改的事情并不只是落在徐继畬一人身上。按帝国官制，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都驻节福州城，但这一年闽浙总督刘韵珂因病乞假，由徐继畬代理总督职务，他成了福州城甚至闽、浙两省事实上的一把手。 现在，他的官帽上沿缀着一颗红珊瑚，官服的前胸后背都绣着锦雉。作为全国十五名巡抚之一，他的级别是从二品，上司的缺席使他兼署闽浙总督一职，同时他还兼任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等职，以便更好地做好节制军务、考核群吏、监督乡试、代表朝廷管理地方上的财政税收，以及时人视之为畏途的办理通商事务等工作。 这个学者型的官员1795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一个有着浓郁书香的缙绅之家。在帝国官场上，徐继畬这样的出身和经历应该算得上是根正苗红：在博学的父亲的指导下，还是幼年的他就开始接受儒家经典训练，尽管十九岁中举后，伴着青春期的闷骚他度过了十三年苦闷的时光，但1826年的会试及第，及后来朝考中名列第一的辉煌经历，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科场的宠儿。经皇帝召见，他荣幸地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在国家的最高学府继续他的学业，并在不久后晋升为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 在1826年进翰林院之前，徐继畬在他的山西老家度过了人生的头三十年。关于山西，不错，它确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说，是"一个巨大的堡垒"：高高的黄土地、岩体坚硬的群山、河谷、陡峭的崖壁，这一切构成了天然的防护屏障。它无疑应该划入到费正清博士所说的"内陆中国"里去。在接下来的混乱年代，这些地理和文化的屏障使得传统中国在这里保留下了最好的样板。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徐继畬生活的十九世纪，使得这个内陆省份闻名遐迩的，还有执当时国内金融之牛耳的山西票号和赶着骆驼走南闯北的山西帮商人。徐继畬的老家在五台山南麓的一片丘陵地带，在这里，青年时代的徐继畬肯定目睹过汾河岸边的商业中心喧闹繁忙的景象。以后的事实证明，当他后来有机会到东部沿海任职时，这一切都将对他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翰林院呆了十年后，这位年轻的官员踏上了帝国官场的晋升阶梯。此后他辗转于多个职位并获得快速的升迁，从陕西道监察御史到广西浔州知府、延津绍道台、汀漳龙道代理道台、福建粮台、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福建布政使，直到1846年出任福建巡抚一职，从翰林院出来不到十年，他的级别由从五品升至从二品，连升六级，成为帝国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当他跻身于高级官场这一变化叵测的环境中时，他的升迁有时连他的家人也难以置信，因为有时才隔几个月甚至几天他就得到提拔。他在沿海地区的发迹无疑得益于翰林院十年打下的社会关系，这在道光年间的政坛上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众所周知，他与道光皇帝童年时代的好友、翰林院掌院学士满族大臣穆彰阿有着密切的来往。当然，作为一个善于处理海疆事务的"夷务"专家、一个颇具才略的行政官员，徐继畬得到北京方面实权人物的关注和支持也在情理之中。 这位才华横溢的官员最初来到福建是在道光二十年（1840）七月。当时沿海形势吃紧，战争一触即发，徐继畬从广西调任延津绍道，管辖闽江上游地区，后又奉命兼署汀漳龙道，驻守漳州。应该指出的是，就在他到达闽南沿海时，一支英国远征军也抵达了中国东海岸。这支舰队由英国人乔治·懿律率领，以"鳄鱼"号为旗舰，在北上天津的途中，封锁厦门，炮击定海，直如摧枯拉朽，并最终迫使道光皇帝完全转变了对英国的强硬立场。 道光二十一年（1841），闽浙总督颜伯焘苦心构筑的厦门防线失陷，四百多门火炮和六七千精兵没有抵挡住三十余艘英国军舰的进攻。此时，徐继畬奉令死守漳州。目睹英国人攻陷厦门，这个博学的中国官员如此写道："寝食不遑，心力交瘁"，"逆夷叵测"。对他来说，冥顽不化的西方人实在是一个谜，他们强大的武力也让他感到惊奇。朝廷卷入这场无望的战争，在务实的他看来实在是愚不可及。在战败后写给山西友人的一封信中，他称英国人是"红毛"中最强大的种族，生活在距中国七万里远的地方，侵占了大西洋、小西洋（印度洋）、南洋、东南洋（东南亚）沿岸的数十处港口，其船坚固庞大，其炮猛烈，其海军相当强大，并称"逆夷以商贩为生，以利为命，并无攻城掠地、割据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国著名之码头，以便售卖其货物耳"。 或许是北京强硬的后台起了作用，战败并没有让徐继畬丢官，相反，他在第二年五月被提升为广东按察使，接着又任广东布政使，并于同年九月再度回到福建出任布政使一职，成为该省的三把手，奉命移驻厦门，负责办理通商事务。 他与天朝帝国之外的外部世界的接触和了解，当是从这个时期开始。越过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他开始与西方人打交道，这些人中有形形色色的传教士、医生、领事、商人和海员。他还多次和被他称为"西土淹博之士"的美国传教士兼旅行家雅裨理进行对话。徐从他这里得到了大量西方地理文献，并自制了部分地图。雅裨理称这个钦派专员是自己见过的中国官员中"最爱寻根问底的"，"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与徐继畬有着良好关系的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员还有李太郭、高民、阿礼国等人。无疑，这些人对徐继畬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徐也在与他们的交涉中表现出他的才干，抬高了他在清朝官场中的身价。 令人吃惊的是，在收集了大量关于外部世界的资料后，这个精干的官员于政务之余在厦门写出了三万余字的《瀛环考略》，并在多次增删后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定名为《瀛环志略》付印出版。全书共十卷，十四余万字，四十二幅地图。此书几乎没有偏见地提供了关于世界的图景。沪上名士王韬读到这本书后，把它与魏源的《海国图志》并列，誉之"纲举目张，条分缕析，综古今之沿革，详形势之变迁，凡列国之强弱盛衰、治乱理忽，俾于尺幅中，无不朗然如烛照而眉晰"，慨叹徐继畬"内感于时变，外切于边防，隐愤抑郁，而有是书"，"殆有深思远虑也乎"。二十年后的《纽约时报》甚至如此评论："中国历史悠久的整个地理学体系，被这位东方的伽利略改革了。" 徐继畬在序文中略叙了成书的经过： 道光癸卯冬，余以通商事久驻厦门。米利坚人雅裨理者，西土淹博之士，挟有海图册子，镂板极工，注小字细如毛发，惜不能辨其文也。暇日引与昭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缀之以说，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斋《海国见闻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题曰《瀛环考略》。 《瀛环志略》最终成书，除参酌了历朝正史和兵家地理等中国文献记录、晚明以来西方传教士著作外，还直接以与西人的访谈和口述为资料，徐继畬这样自述： 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所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自癸卯至今，五阅寒暑，公事之余，惟以此为消遣，未尝一日辍也。 他对世界地理和形势的了解，不要说一般的中国人，就连西方人也感到惊讶。一位1845-1846年间在福州访问的美国人史密斯这样记述道："在对世界各种各样情况的了解上，在思想的解放上，这位督抚（徐继畬）都远远超过当地政府其他任何官员。……在与英国领事交往时，他提到欧洲近代史上的许多著名事件，表明他对欧洲政界事务有全面的了解。例如，由于教会制度，英国对爱尔兰实行统治的困难；比利时对荷兰的反叛；英国和西班牙在南北美洲各殖民地的独立；拿破仑雄心勃勃的戎马生涯；以及欧洲各国联盟在滑铁卢的最后胜利。他好像对英格兰讨论梅诺思援助基金案而引起的激动人心的事件也有所耳闻。一连好几个小时，他兴趣盎然地谈论地理。在一本价格昂贵的美国出的地图册上，他贴满了中文名称。" 《瀛环志略》在出版后的半个多世纪间，一直是国人了解世界地理最受器重的著作，对帮助国人确立世界图景实在是功莫大焉。据历史学家熊月之先生统计，这部著作起码影响了以下诸人：魏源、郭嵩焘、薛福成、王韬、曾国藩、康有为和梁启超。魏源的《海国图志》由六十卷增补至一百卷时，曾从这本书中辑录了四万余字。1876年，首任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在使西途中每到一处便取出随身携带的《瀛环志略》，与当地情形相对照。出使西方四国的薛福成，更视此书为了解西方世界之津梁，并有心为之编撰续集。梁启超1890年乡试落第，途经上海，从坊间购得此书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后来他这样谈及此书影响："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直至戊戌变法时期，这本书还是在知识界最受欢迎的西学读物之一。 由于职务变动的缘故，徐继畬开始面向大海，而正是从海上吹来的新思想的清风，使得他的内心深处起了某种不为人知的变化。他不惜以个人遭受谴责为代价引进西方知识，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徐继畬后来因乌山事件罢官，虽说是政局变动之故，更有士大夫非议乃他思想上"不忠"所致）。据德雷克的研究，这种良知来源于清代的三种重要思潮：第一，作为经世致用学派的拥护者，他强调高效能的政策对于巩固国家的重要性；第二，作为对广泛收集的信息持必须进行估价和严格审查态度的经验论者，他充分认识到无论从什么来源，收集有用事实的重要性；第三，作为王阳明学说的忠实信徒，他坚定信仰着知行合一的理论。 这个从来没有海上生活经历的北方人来到沿海地区，一下子使自己置身于弥漫着湿热暑气和灾害性台风袭击的亚热带，开始时肯定有过某种生理上的不适。但他很快调整过来并适应了这一气候，包括如同东南沿海台风天气一般多变的政治气候。不幸的是，他的妻子从山西来到此地后终因水土不服于1846年永远地离开了他。徐妻作为一个官妇于1843年甫抵福州城，一来就"畏寒，畏暑，畏风，时时作患"，她总想回山西老家，但徐不愿让她独自回去，他说服妻子留了下来，并答应她安排好引退事宜后一起回老家。1846年从天象上说是个灾异之年，春夏之交淫雨绵绵，一连下了近三个月，可一抵六月之末，突然酷暑难当，本就不服水土的徐妻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这一悲伤曾经像刀子一样锐利地刺痛着他，但官场上的得意（他升任福建巡抚也在这一年）肯定缓释了这一伤痛并让他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政务。由于福建沿海多山，陆上交通困难，从驻防的厦门到省城福州，他常走水路。这一沿着海岸线的途程是厦门、福州直线距离的整整十倍。徐继畬乘船沿着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往返，沿途形成的一个个优良港湾，数以百计的海上小岛（其中不少是海盗的理想避风地），用来捕鱼和贸易的舢板，以及生气勃勃的海上贸易场景，无疑都映入了这个北方人好奇的眼里。 福州的生活也同样强烈地吸引着这个来自中国北方的官员。如果没有战争，那真是个怡养性情的好地方：春天，捕鱼的鸬鹚跃入闽江；精美的"花船"泊于江边，如同一幅水汽淋漓的中国水墨画。到了盛夏，水牛在泥淖里打滚，以消减闷热的暑气；官员们也带着他们的家眷远离熙攘喧嚣的闹市，来到恬静的山水田园中。这座历史悠久、有着六十多万居民的古城，处于风光秀丽的闽江的环抱之中，江岸峭壁林立，稻田层层。狭窄的河流穿越崎岖的内陆山区，为福建内地发展贸易提供了水道。沿江两岸，有生长茂密森林的群山、藏匿猛虎的巢穴和景色如画的寺庙。在福州的货场，从闽江上游运来的木材堆积如山；同时这座古城还以出产精美的漆器和各种竹制器具驰名中外。在富有南国情调的大街上，如同《清明上河图》里所描述的一般,汇聚着画匠、灯匠、裁缝、金银箔匠、伞匠、弹棉花匠、杂货商、药商、玉匠、图章雕刻师，以及室内装饰师开设的一家家店铺。 然而，看起来风光无限的徐巡抚也有他的苦恼。由于对中英两国签订的《南京条约》存在不同理解，英国人屡次要求入城居住，而城里的士绅官民对之又抱着强烈的敌视态度。如何安抚民众情绪，又不开罪洋人以致酿成冲突，徐巡抚担当着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一想到这个棘手问题就头疼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