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江上闲思 变是不变的常态 2006年11月8日,我第一次到南京访问许倬云先生,半天畅谈好像一场思想盛宴。 别后数月,我常在回味。2007年9月出版《访问历史》时,许先生的访问稿自然放在第一篇。在自序里,我写了一段文字,便是许先生给我思想震撼的结晶: 我乐此不疲地访问大文化人,源于好奇,也抱敬意,了解之后渐懂同情,更深一步就想让自己进入这一代人的历史世界。我的访问对象是深受五四文化影响的一代,胡适称五四运动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我就一厢情愿地称他们为"中国文艺复兴人"吧。这一代人成长在传统文化尚未人为断裂的时代,国学根基深厚,而其中又有不少人留学海外,经受欧风美雨洗礼。不管身在何处,他们的心灵总在高处相逢,为民主科学的思想播一粒种子,为千锤百炼的中文留一点尊严,为浮躁骚动的人心写一片空灵,真是足以复兴中国文艺的一代。然而,晚清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后时局的变化常常出人意表。国家多难,民生多艰,美梦多碎,变局之中,但见有人迷惘,有人痛苦,有人超然,惟无数知识人的爱国之心从未改变。许倬云认为"变"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变的"常态",通古今之变后关怀的是全人类与个人的尊严,使我如醍醐灌顶。处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我丝毫不敢取笑前辈们在其历史世界中"真诚的幼稚病",相信我的"幼稚病"也会付诸后来者的笑谈中。 就在那时,我酝酿已久的美国之行日见成熟,访问名单的斟酌遴选,许先生出力最多。2007年秋天,我如愿以偿飞往美国东部,访问了十五位文化界前辈,其中余英时、张灏、张充和、孙康宜、马大任、李华伟诸位与许先生渊源颇深。余英时先生和许先生为同年好友,赴美之前,我写给余先生的信第一句便提到许先生的引见,到普林斯顿访问余先生,果然一见投机,畅谈了五天三夜。其间恰巧许先生从台湾打电话给余先生,事后余先生告诉我,他在电话里还提到和许先生介绍的年轻人相谈甚欢。张灏先生是许先生几十年的老友,在访谈中,我发现一位是安徽滁州人,一位是江苏无锡人,却都出生于厦门鼓浪屿,后来分别向他们提起,都说是奇妙的巧合。许先生早在留学芝加哥大学期间,便通过钱存训先生认识了张充和女士,许先生夫妇喜欢昆曲,欣赏书法,对充和女士的造诣景仰不已,彼此虽然不能时常相聚,心灵却遥遥相通。孙康宜教授是许太太孙曼丽的中学同学,也是充和女士在耶鲁的挚友。孙教授从中玉成,充和女士欣然题写"许倬云谈话录"。马大任、李华伟二位先生,则是许先生热情介绍我去访问的,使我对美国的图书馆了解更深,两度进入国会图书馆,受益匪浅。 2009年夏天,我的台湾之行十分顺利,同样得许先生教益良多。我访问的前辈中,李亦园先生和许先生从大学时代就是学术上相切磋、生活上相扶持的挚友,许先生上台阶时,总是由李先生帮一把,一直到结婚后才由许太太接替。李先生说:"不过许先生刚结婚不久,我与曼丽有时候还要抢这个差事!"余光中先生是许先生的老友,大学时代便有诗文唱和。白先勇先生醉心昆曲,一谈起许先生,顿时肃然起敬。黄进兴先生曾是许先生的学生,王汎森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奉许先生为"长老",陈永发先生则是许先生在"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口述历史的访问人。重寻台湾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旧迹,我仿佛更清楚地看见许先生走过的脚印。 这几年来,我常常在想,在南京的那年深秋,许先生和我谈话本属偶然,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更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前后三次专程到南京访问许先生,时间更为从容,题目更为开放,世间变幻,人生无常,仿佛就在谈话中。 风声雨声读书声 2008年初,我退职家居,读书写作。上半年自己给自己唯一的工作是到南京访问许先生。长谈之后,我拜别许先生,开始漫长的江南之旅。2008年6月9日,无锡烟雨,我在东林书院旧址盘桓了一个下午,眼前景与心中景相融,顾宪成的对联更觉亲切: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许先生当年读的辅仁中学与东林书院颇有渊源,校址旁边便是东林书院。许先生回顾"祖德宗风"时云:"锡邑科名,不如苏常之盛,苏常为省会府治,读书人好举子业,于制艺一道,夙有传统,无锡风气则不然;明代东林书院,以性命为本,经世为用,是以学者多喜于理学心学,不少学者投入更为实用的科目,尤其医学与数学,在锡邑先贤之中,颇多健者。" 东林旧迹至今犹在,然而我游览无锡,不免有物非人亦非之感。我手执一张现在的无锡地图,再也找不到许先生的故居所在。许先生也不无感慨:"至于原在东河头巷祖宅,原审定为文化古迹,应予保护,竟于1996年被拆,改建为崇宁路无锡市检察院大楼。先人遗宅,从此只能在记忆之中而已!" 闲谈家乡时,许先生说:"无锡今天不如以前,衰败下去了。当年出了很多学术界人物。吴稚晖很有名。钱锺书是后来才出名。钱锺书博闻强记,没有思想出来。"恰巧在游览东林书院后,第二天风雨交加,我在钱锺书故居待了一个下午,竟不见别的访客。 许先生回忆钱穆先生:"他搬到台湾去,我常跟他来往。凡是回台湾,我一定会去素书楼请安讨教。我们语言相通。他第一次到美国去,由我翻译他的演讲,因为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讲国语有很重的口音,他家乡在苏州和无锡交界的地方,一般人真听不懂。"钱穆先生一百岁诞辰时,许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双周会演讲中说:"我读钱先生在新亚的演讲时,就想起钱先生跟我在素书楼的谈话,他在演讲中,与我多次在素书楼听到的教训,没有分别。孔子的儿子叫孔鲤,人家问鲤,你父亲有没有教过你一点东西,我们不知道的,鲤说没有。我不是钱先生的学生,更不是他的儿子,他爱护我,当作同乡的后辈,我从他书斋中零零碎碎地听到的话,跟他在新亚演讲中说的话一样。可以见到他尽量将自己的想法,在个人对话中交代出来,在大庭广众的谈话中也交代出来。他总是将心放开,这也是他理想知识分子的模样。" 2009年5月17日,我伫立在台北素书楼门口,不免浮想联翩。罗忼烈先生告诉我:台湾政局变幻之后,那些政客说钱先生的素书楼是公家产业,勒令搬迁。钱先生搬走后,身体就变差了,不知何故,不能说话了。后来陈水扁向钱太太道歉,钱太太说:"人都死了,道歉有什么用?"金耀基先生在1990年9月14日深夜写的《怀忆国学大师钱穆先生》中则说:"近二三年来,钱先生健康明显差了,记忆力也消退了,我已再享受不到与宾老昔日谈话之乐了。倬云兄去年在见钱先生后跟我说:'一位历史巨人正在隐入历史。'诚然,宾老不死,只是隐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