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云集 "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都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兼课。我从大二开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结缘了。我到二年级以后,就到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我在本科的时候是历史系为主,考古系为副,到研究生的时候就跨足两系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个文科研究生。在台大,我兴趣广泛,选课加旁听,跨了四个系: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 从大二开始,我上李宗侗、董彦堂、李济之、凌纯声、劳贞一等老师的课,常常一个人一班,他们都是一流的老师。说是特别照顾,其实也相当累,因为上一人班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进度比较快,要念的书就比较多。我跟这几位老师,受他们的提拔、训练,至今感激师恩。 李济之先生是第一等聪明人。上课细密精致,纯学者的风度,做事和研究一样,一板一眼,行政能力强,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刚伯先生也是第一等聪明人。沈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宁静,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则。沈先生在学术上没有做研究,他教书真好,演讲口才真好,做行政是无为而治,但是大节绝不含糊,任了二十几年文学院院长,稳定而进步,这就了不起了。当时行政上的事情也不少,对教授的聘用,对学生衣食住行的安排,对教员宿舍的安顿,都是麻烦事。他和国民党若即若离,使国民党没有办法。他不耐烦做细致的工作,述而不作,一辈子就写了三两篇文章。跟他一起开会,要言不烦,你满堂议论,他两句话就摆平了。 董作宾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学者,我没有跟他学甲骨文,是学年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纯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整出十个卜辞断代规则,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研究有迹可寻,而又从时间轴上,整理成年历,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当然不错,书法秀丽。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他是"四堂"之一。"四堂"各有所长:罗雪堂是收集东西,认若干字,了不起;王观堂了不起,一点小线索能写一大篇文章来;郭鼎堂是在日本拿马克思主义来套出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在今天看来是不对的;董彦堂是真正掌握实际发掘出来的东西,而且从中间理出一个线索,可以驾驭这批材料,重建古史的功劳很大。傅斯年先生走了以后,是董先生做史语所所长。不久,李济之先生接掌所长。 李宗侗先生是法国训练出来的,学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他对比较文化研究很有独到之处,选他课的学生不多。他不想在学校上课,就派三轮车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个人去他家,李卉有时和我同去,一部三轮车就坐两个人。李宗侗先生出身世家,是高阳李家后人。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一面在中法大学教书,一面做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后来就发生了故宫盗宝案,冤屈了他。这本来跟他不相干,纯粹是国民党里的权力斗争。他是一个温厚的长者,学问很好,当然后来他就钻到中国古籍里面,把在法国学的东西摆在一边了。但是法国受的教育对他有影响,法国那时候是社会演化论,他的想法是每一个文化现象代表人类文化进展的一个阶段。这个单线演化论,我有些保留,不很同意。最近,我介绍中华书局出李宗侗先生文集,最有趣的是他的家传,还有李鸿章跟俄国签密约的文件,这是他家族的资料。他不太谈家事,但是我因为跟他的关系很深,所以知道一些。他有一个儿子在东北,当时也没有到台湾。 劳幹先生很聪明,世俗事务是不懂的。他记忆力强,悟性高,可读书以外的事务他没有机会学,也没有机会管,他觉得没有得到机会,所以遗憾。他的《居延汉简考释》是破空之举,编成一套套可用的材料。他研究汉朝典章制度,既宏大又细密,对小物件的考证是了不起的。他的古诗写得多极了,文章写得好。 刘崇鋐先生是谦谦君子,温和善良,在美国读了硕士,没有读到博士,后来一直做行政工作。他是一个长者,人也公正,所以在清华时代就做系主任,在台大做系主任、教务长,后来东海大学创立,请他做教务长。他们家是林则徐的亲戚。 凌纯声先生是搞地理学的,做出中国第一部民族学的调查,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部书是典范著作。后来他在西南领导史语所的民族组,做西南民族调查。但他自己最大的贡献是到台湾以后,对环太平洋文化的整体观察,张光直的东亚文化的连续性,是受他的影响,环太平洋从中国到美洲,有若干共同之处,源头在中国的荆楚地区。可惜后来没有发扬光大,我一次次地催我们考古的同仁做这个工作,现在有点眉目。 芮逸夫先生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跟凌纯声先生做助手,慢慢学出来,十分用功。在西南地区民族研究里,苗区的研究是他的功劳。后来他就做民族学的研究,可是跟凌先生不一样,他做"民族志",不做"民族学",他的记载很细,不是传播论,是多线演化论,所以后来跟凌先生两个人有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凌先生带了一批人去成立民族学研究所,可是芮先生留在史语所,这是很可惜的事。 凌纯声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论,李济之先生是实证主义,所以摆在一块,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牵扯。这就和大陆后来一个人跟一个老师不一样,我们一个人跟很多老师。我的幸运就是在读大学时碰到这些第一等的老师,那时候学生少,老师多,他们几个人可以一起训练我。我到芝加哥大学也是非常有运气,有很多老师教我,所以我杂凑的东西很多,不是中国研究。杂学无章,却受益良多。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