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烈的胜利 战前至少十年时间,百姓只想救亡,来不及启蒙,中国是在和亡国的时间赛跑。 从"九一八"开始,中国就知道日本一定要打来,每年有几个事件,日本人搞点小花样。蒋介石部队在江西打了胜仗,日本人就搞出是非,部队赶快调到北边去,让江西喘口气。不止长征以前,八年抗战,亦复如此。 中国还要付外债,甲午战争、庚子八国联军都有大量赔款,这赔款是向银行借的,不因国体改变就不用还债。我父亲收的关余,十块钱的关税,关余只有八毛,九块二毛由洋税务司收后汇到伦敦去,零头才是中国政府的收入。 蒋介石极盛时代能够掌握长江流域、东南沿海,他要和北方军阀打,必须借助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蒋介石追共产党的长征部队,为什么不能追下来?贵州的军阀不要蒋介石进来,帮红军走,四川军阀给红军枪粮,一路放行。这一路两万五千里长征,其实没有打几场硬仗。 等到蒋介石进了四川,四川军阀有可佩之处。台儿庄战役时,四川军队徒步赶到台儿庄去堵敌人,一个军堵上了缺口,全员殉国,这就是经过我们沙市家门口,我母亲领许多老百姓给他们煮开水喝的部队。这些人没一个回得了家乡,所以我心里常常流泪的是,我们得到了没有凯旋、没有还乡的胜利。 电影《乱世佳人》的伤兵一幕,仿佛我亲眼所见。伤兵在我们村子广场上,第二天死掉一半,第三天又死掉一半的一半,没有药,医生忙不过来,高粱酒喷上去,叫伤兵喝一大碗高粱酒,就截肢了,鬼哭神号。每次我看这部电影就心里难过。 抗战八年,我们得感激四川人,四川人空出房子给我们住,四川人送孩子上前线,力保全国。 每年日本人两次侵犯湖南、湖北的产粮区,搅乱农耕;也在河北扫荡,"三光"破坏农村。日军是坦克大炮,我们是步兵,两三个人一杆枪,子弹只有身上背的两条带子,只能拼刺刀杀敌。八年里,国军将官死了约一百八十人,士兵死了三百万到五百万。 广西部队在安徽、湖北守卫前线,这是后方正门第五战区,是我父亲所在的战区。我父亲的工作是负责这一地区的经济。为了接济部队粮食,仿造驿站的办法,一路递送,人夫不离本地,由下一站接运,如此把粮食、给养运到桂军的门口。这种方式,人夫不会被军队扣留当兵。同时,蚌埠是敌人与我们的交界处,畸形繁荣。李品仙的部队,包庇走私。我父亲抓走私。他们是正规军,我父亲是缉私队,他们把缉私队缴了械,还说我父亲贻误军机,把他押到重庆。湖北、河南在重庆的人士联名请愿:"许某人是好官,救了我们多少次。"后来,军法审我父亲无罪。 当时,沦陷区过日子比较安稳,也能吃饱饭,但是心里委屈。因为走过城门口,要给日本人鞠躬,要搜身,日本人要摸小姑娘脸蛋,受了侮辱,也不敢说话。胜利后我回到无锡,亲友们还哭诉亡国奴的痛苦。 我的岳父孙文光故乡在威海卫的乡下,孙家疃,疃就是"海边的田"的意思。孙家疃是一个小村庄,都是渔人,因为日本人侮辱了村里女孩,他们十几个青年组织游击队,在日本人回家的路上干掉他们。他是一个富农,衣食无忧,在他们自己村子里组织游击队。这些敌后的游击队,要么向国民党残余的部队靠拢,要么被共产党的部队收编。 以我岳父的这种生活经历来讲,可以理解多少人受屈辱。那时候大家都往租界逃,租界里面不受屈辱。太平洋战争以后,在租界里就是晚受点屈辱而已。所以要拿当时的时空来想,为什么我到五十岁才能原谅日本人?我不原谅日本军阀,我原谅日本人。日本人也苦,日本壮丁几乎打光了,日本三百万兵员,回家的不到一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