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 "中央研究院"是"总统府"直属单位,凡是学术涉外事项,王世杰院长自己不愿办,就让我去办。1960年代时,蒋介石已经把权力交给儿子了,王世杰不愿意跟蒋介石谈话,也不愿意跟蒋经国谈话,他跟蒋介石闹翻了,又觉得蒋经国是小辈,不愿意屈尊见蒋经国。据道理就派我们总干事去办,当时总干事是我的好朋友李亦园,王世杰说涉外事项不用李亦园管,由我来代表他。所以,我这个光头副研究员,去和"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打交道,怪不怪?后来蒋经国的位置逐步升高,从"总政治部主任"逐步升"副部长","部长","行政院院长",我还是跟他打交道,反正王世杰派我去了。这也有好处,后来特务单位攻讦我很厉害,特务报告都到蒋经国桌子上了,蒋经国说:"这个人我常常接触,他不是你们讲的那样。" 老实讲,我佩服蒋经国。这个人在苏俄的管辖之下,读了苏俄的许多书,对苏俄共产党里的虚虚实实很清楚。但是,他是托派,被斯大林打击的对象,托派主张世界革命,也还保存了几分真正左派为人民服务以及社会主义的精神。所以,他被贬到西伯利亚的工厂里,从小工做起,做到副厂长。他太太是女工。他一个中国青年,在西伯利亚工厂里可以组织报纸,组织小集团。斯大林很气他,又不敢杀他,因为杀了他,会得罪蒋介石。后来,他回到中国,其实还有不少社会主义的思想成分,自由民主思想是没有的,可是有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蒋经国的生活非常平民化,人很聪明,他跟你讲话,两手交握,眼睛看着你,不插嘴,听了一段,问:"还有呢?"他有时候会反驳:"我不是这么想,我有不同的意见。我跟你讲吧……"他讲不同的意见反驳我,可反驳中他也听我的意见。除了公事之外,我跟他讨论的问题相当杂,他问我:美国的社会,工会的力量,民主制度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民主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关于民主、党外运动,我们也谈过话,我解释:一个水坝,拼命往上筑高,坝堤一决,水一冲击,谁也受不了。坝降低,水流缓下来,松弛堤后面的压力,这个是好事情。 至于海峡两岸的事情,开放老兵探亲,是他自己的主意。这一招相当高明,一方面开放台湾内部的党禁,一方面跟大陆重新建立联系。蒋经国开放报禁、党禁,可是顽固分子跟特务一次一次上呈,请他同意抓人和阻挡,他却不签。党外人士在圆山饭店开会,成立了民进党,特务非常紧张,要求抓人。他一言不发,一字不批。关于党禁的问题,有些学者还说要制定政党法,蒋经国也不理,他说:"政党存在就存在,不要去管他政党法不政党法。"这话是对的。 蒋经国跟我的几次谈话,在某种程度上互相增进了解。蒋经国不大相信书本,我不能同意他的很多意见,他也不同意我的很多意见,能谈谈话已是很不错了。所以,我在他死了以后,愿意在蒋经国基金会服务,纪念这一位有弹性的人物。 殷海光 要我评论殷海光,我必须从《自由中国》说起。老实说,这一个刊物,威胁不了老蒋政权,台湾风雨飘摇,老蒋要集中所有力量,在他心目中,一心一意不能有分歧。所以,他叫自由分子包括北大、清华、台大这一系统的人作"异议分子"、"分歧分子",理由是异议和分歧会使得人心混乱。他最怕的是自由分子,以及本土的力量--后来演变成"台独"力量。李万居是当地的力量,雷震和《自由中国》是自由分子力量。实际上,雷震本身不是北大、清华系统下来的人,他原是国民党的人,也很不单纯,这个人不是纯从自由的理念出发。当年在重庆,他和先父及舅舅,都有来往。他可能有另树一帜的企图。他为人深沉,也很有计谋。当年在南京行宪的时候,立法委员跟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多由他挑选候选人。所以,在"立法院"和"国民大会",他也有一股力量。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比胡适先生复杂多了。殷海光是笔杆子,是雷震用来冲锋陷阵的。 国民党是一党专权,要加紧掌握权力,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殷海光就在这时候倒霉。我教书的时候,跟殷海光来往颇多。他的自由主义,非蒋氏政权所喜,学校训导处不让他上台演讲。有一回,我气不过,自己办演讲会,请他坐在台上替我讲,他的演讲很有煽动力,其实现在讲起来很肤浅。我是尊重他的人品,并不在意他的学问。殷海光的骨气胜于学问,但当时只有他硬撑着一股气,所以大家把他当作自由主义的标杆。我也佩服他的骨气。 殷海光一辈子标榜自由思想、自由主义,到了晚年,他受捧之余,不免自负是大师,这是与自由主义矛盾的。他相信一个学说,就相信到崇拜的地步,这也不是学术应该有的态度。可是他与专政做抗争,这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殷海光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不足之处,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有些东西是相当有问题的。他对史料不熟,对发展过程也不清楚。他以为搞数理逻辑的王浩是世界上重要的数学家,佩服得五体投地。殷海光自己教逻辑学,以为数理逻辑是逻辑学的登峰造极,可是他的数学造诣,并不够用,这就是他的盲点。我们不能去责备他,他有他的局限。五四时代,蔡元培先生的"杀君马者,道旁儿"一语,也可用在殷海光的遭遇上。在《自由中国》时代,没有人像殷海光写得这么坦白,他跟李敖不一样,李敖是骂人,殷海光是骂政权。这当然激起很多人的同情和共鸣:"自己不敢说,他替我说了。不是因为他而晓得政府如何如何,而是我自己怎么想,他替我说了。" 当时,殷海光身边汇聚了一批学生,像张灏、林毓生、陈鼓应、陈平景等,后来都各走各的路。他对学生很好,学生离开了学校,他也一直跟他们通信,问他们新的知识。他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我写了书评,他很不高兴,我是觉得做朋友应该尽直言的责任。张灏是完全理解我这种心情,张灏对殷海光还是很敬重。 殷海光自己的资源根本不够用。但是后来台湾有一批人,打着殷海光的旗号,对他们来说,殷海光就是圣人。他们跟张灏、林毓生又不一样,张、林二位是好朋友,现在走的路又很不同。张灏的文章非常扎实,学养非常好,是非常严谨的人,人也正直。林毓生也是很深思积学的学者。我和陈鼓应不熟,我对道家也所知有限,他后来到北京大学待了一阵子,我记得他是从做尼采开始,再做道家。 在1960年代,殷海光等于是软禁,可以进出,但是总有人监视他。他的太太夏君璐对他很好。去看他的人,除了学生以外,朋友很少,我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门口有个馄饨摊,是特务摆在那儿看殷海光的。我晓得这个特务是干什么事情的,他也不拦我,看见我这么一个常客,还会笑笑。 我到他家看望,他就抱怨,发牢骚。他说:"有什么好书?"我便告诉他。他常用的口头语:"棒不棒?"我回答说:"书没有棒不棒这个事情,每本书都有它的特殊处,也有它的缺陷。"他就是一竿子打到底的态度:一本好书,或者一本坏书。介绍过来的外国思想,他一定佩服。他不喝茶,喝咖啡。他相信"科学",可是也有矛盾的地方。他得癌症,以为可以靠打坐的功夫来治,他找南怀瑾学打坐、运气。他坐的蒲团都坐破了。这件事,他跟学生不讲的。他好意说:"许倬云,打坐对你的身体有好处。"我说:"对我的手脚没有用处,对一般的身体可能有用处。"他还特别陪我去看南怀瑾,当然南怀瑾也知道,气功治不好我的残疾。不过,我感激他对朋友的热心和善意。 南怀瑾是奇人,有一股吸引力,交游广阔,佩服他的人也很多。大概是传统严谨的学问,大家觉得太枯燥,他讲的有许多很方便的途径。他叫弟子在浙江修铁路。李登辉属下的苏志诚是南怀瑾的徒弟,经过南怀瑾跟大陆的高层来往。南怀瑾写的东西,常常留下余地给人讨论:用外传、外说、他说,不一定正说。殷海光陪我去看他,他就说:"许先生,我们的路子不一样的,我是另外一条路。"他跟我说这句话,意思是关门不谈,至此为止。他清楚得很,聪明人。他身体的确真好,那时候我见他的时候,我三十多岁,他五十来岁,身体健康的情形如同二十来岁。 打坐本身是有用。我也静坐,我的静坐功夫不是外界教我的,是我自己悟出来的。呼吸,我可以脑子一片空白,一般初学打坐的人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在芝加哥开刀的时候,自己学出来的一道功夫。这说来话长,有个新西兰人在芝加哥教体育理论,他要研究一个人脑波显示跟行动的关系,就找我,因为我是病人。我一辈子不能跳,不能跑,他要看我脑子想的跳和跑,脑波显示是什么样。说出来容易做出来难,没有可以观察的底线,怎么做?我们俩就一直在搞这个底线,搞到后来是用慢板的音乐,排除脑中的杂念。最慢拍子的音乐是《圣母颂》。我们先由《圣母颂》开始,再减到打拍子:哒哒哒。然后简化到"天下太平"四个字:哒哒哒哒。只要我一想到"天下太平"四个字,呼吸自然就静止,脑中就空了。这一套是打坐的人做不到的。等我的脑中到了底线,他再衡量我的空想跑跳动作的曲线。我和打坐的人讨论这个问题,也和医学界的人讨论这个问题:脑子静空半小时绝对是好事情。你的所有思维排空,脑子可得到休息。至于丹田呼吸,那是腹部用横膈膜鼓气,是帮助小肠蠕动,能帮助排便。脑子静空半小时,肚子蠕动半小时,排便顺畅,脏东西出得快,身体越来越好,这是很简单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