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言》 从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是完全建立自主性的一个人生阶段。前面所受的训练教育环境,都是为三十岁以后做准备,所以孔子说"三十而立",有道理。立不是建功立业的立,是求自立的立,不跟着人走。我立的方向,应当和同年龄在台湾一路长大的人立的方向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前面受到一大堆外国思想的冲击和影响,也和许多留学生的立不一样,他们是在学问里立,我在做人里立。我读书以外,做人,处事,关心社会,关心世界,找自己的路。 我一回台湾,老朋友胡佛、李亦园就找我,说:我们知识分子在今天应该有所作为,我们不能放任一党的错误方向,我们也不走共产路,但我们都有社会正义、公平的思想。所以,我们就成立了"思言社"。这个社要发表刊物,先成立社,宗旨是在讨论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专业工作之中,替中国找一条路。我们五六个核心分子的想法,是要找一个民主制度下逐步演化的"社会福利国家",在国共两边争执的部分找到中间点。 我们完全自己掏腰包,集会、办刊物,第一期《思与言》的费用是我预支《文星》出版社的两千块稿费。我们当时定下的规矩是,每一期轮流主编,不许延期。一年四期,后来变成两期,每一年两个执行编辑,轮流出,完全不问外面要钱,自己掏腰包。 《思与言》的发刊词、思言社的主张大纲都是我草拟初稿,提请大会决定。我们第一次成立大会,来了二十多个人,都是中坚分子,是当时三十来岁的各大学教授。国民党一看慌了。第二次大会,一下进来四十多人,进来的都是国民党有关教授,我们是开放的团体,不能拒绝有意入会的人。好在我们没有不可告人的事。这个杂志今天还在,还是一年两期,还在继续出,变成了介绍新知的刊物。 这件事,后来却变成我的罪状。宋时选是蒋经国的亲表弟,那时是青年救国团的主任秘书,青年救国团是蒋经国的组织。1960年代晚期,特务找我的罪名,蒋经国不相信我有问题,就让宋时选查明。宋时选两次要求跟我谈话,我不能不让他来。宋先生告诉我:他们认为李敖不可怕,文章骂人;许倬云可怕,文章不骂人,组织能力特别强,一声号召,几十个人跟着走,这个人太可怕了。这是他们打报告的人说上去的话。所以,他们要挡住许倬云。 宋时选问我究竟想干什么,我回答:思言社是搞费边社,想通过学术讨论,理性地为国家找条出路。费边社是英国工党的祖先,费边社和工会运动有关系,和所谓空想社会主义也有渊源,宗旨是以民主的过程,和缓地推行社会福利。马克思在英国待过,可是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没有什么市场,原因是英国很快就有一批工会主义者,后来衍生出费边主义,主张经过议会政治,建设社会福利国家。今天西欧各国都是经过议会的社会福利国家。费边社的理想今天慢慢在实现。我今天还是如此想:社会应有公平,但不能以暴易暴,用破坏性特强的革命,来达到社会公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