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读群书 我小时候读书甚杂。我父亲读什么书,我就跟着读什么书,像宋朝的名臣奏议《东莱博议》。开头莫名其妙,慢慢也就看懂了文言文,我父亲把文章分析给我听,对我很有帮助。 我最早看的书是武侠小说,因为我舅舅在看,我和我弟弟也拿来看。武侠小说是碰到机缘就看,著名的武侠小说,我没看的不多。我十来岁就开始读《史记》,父亲说:"你别老看武侠小说,好好看看《史记》。"《史记》写得很好,有感情,司马迁是"一家之言"。《史记》里加了很多合理想象,《左传》更是如此,哪里有夫妻夜里商量事情,作者都知道?不但中国史书如此,西方英雄传也是如此。 抗战时,我读了一批报刊,像《大公报》、《观察》、《时与潮》,还有旧的《东方杂志》。巧得很,我们在重庆住的地方是申新纱厂的产业,舅舅住在楼下,书房有很多杂志,有整套《东方杂志》,也有梁任公的全集。我有父亲和舅舅的书报可读,从那时候起,我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 我父亲也不是有系统地教我,其实是随机指点,比如他听BBC,了解欧洲的战局,会讲给我听,因为我听不懂英文。他把地图挂在墙上,告诉我战争打到哪里了。他要找听众,我是唯一的听众。 我父亲完全是受英国教育,我的英文不是他教的,是到了辅仁中学才学的。之前我只懂ABCD,辅仁中学英语教法真是好,有一半教材是用英文写的。沈致平老师教得好,他不背文法,不背课文,讲句子结构,讲文章结构。他一上课,在黑板上写一个字,随意点了学生,从一个学生一个名词,再到一个学生一个动词,加个形容词,加个副词,一路就衍生成一篇文章,一堂课可以教出很多东西。对话无所谓,我们是阅读和写作为主,一般阅读的是翻译本,像莎士比亚的、傅雷译的东西,非常自由,顺着你的性子自己发展。我们十个人的小班,某一个人有哪一项强项,他要负责教别人。我们高二时,老师就晓得:你们这几个人已经超过高二的程度,暑假时就做高三的功课。我始终觉得高中教育要不了三年,怎么与人相处,怎么与人合作,这是最要紧的,知识方面其实很容易。现在的教育有点本末倒置。 我对历史一直都有兴趣。我在学校里,老师说,你的历史、地理、国文知识基本不错。我读了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裘维霖老师就推荐我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些使我的兴趣越来越深。那时候我的强项是理科,很快我的数学就上去了,我一直想学理科,可是我在化学实验室,试管拿不稳,几乎引发火灾。从此,我打消了学理科的念头。学校的安排,本来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三年级都上二楼;为了我的方便,安排我们班一直在一楼上课,我非常感激学校。 新文学我基本都看,我看书速度很快,所以没落什么东西,我一辈子没有背过书。因为我从小读书一个人自己瞎读,所以口音不准确,从字义上下一琢磨,懂得它的意思,可是发音不会,至今还常念白字。 在辅仁中学,我们用无锡话教书,所以外来的老师很辛苦,讲的是文白交杂的蓝青官话,因为学校的孩子都是本地人。我本来会四川话,天下最好学的话是四川话和湖北话,属于中州音,真正的中州音就是湖北北部的话,所以后来我学普通话也不难。 我没有读过小学、初中,直接上了高中,这种例子也不少,那时候很多人因为抗战在四乡八镇自己读书,抗战胜利回到城市有可能直接读高中。而且,那时候读大学可以凭同等学力,不管你的文凭,现在不可能了。现在学制死死板板的,没有多大弹性。 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受正规的教育,我弟弟,还有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在抗战期间都是住校,十一二岁的娃娃就住在学校里。我几个大的姐姐都在大学住校。我大哥早死,是辅仁中学学生,二哥许庆云也是辅仁中学学生,他是抗战时期成都的金陵大学毕业的。我弟弟在中央大学附中,我姐姐在南开大学,我叔叔的儿子老九凌云,读的是无锡中学。 我的三姐许有榛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在鹿桥《未央歌》写到的学校。《未央歌》不提学生生活辛苦,其实,那时全中国的学生都很辛苦,都是一个人只有一套衣服,都吃不饱。公务人员也吃不饱,所以我们这一代人都长得矮,营养不良。 我们这一班,在高中不用读三民主义,到了考上台湾大学,民国三十七年行宪,命令刚刚到台湾,我刚刚进入台大,也不用读三民主义。等到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在我下一班开始又恢复读三民主义,所以我那时候没有读三民主义。 当时我手脚还是不好,我父母在厦门或者上海,我在老家跟老九一起住,雇了一位男工,既做车夫,拉人力车,也照顾我们两个孩子的起居生活。当时父母讨论过,假如那种生活维持下去,我恐怕不方便到外面读书,就在无锡读书算了。当时钱宾四先生在无锡,荣家办了一个江南大学,他做文学院院长,我父母打算我将来读江南大学。如果没有后面我逃难到台湾,宾四先生没有逃难到香港,我就可能做宾四先生的学生,结果可能不坏。 无锡人都很佩服宾四先生,他是自己学出来的,真是聪明,当然西学的东西不多。《国史大纲》是民族史观。我的《万古江河》是从他那里完全离开了,是世界史观,这本书跟以前的通史不一样,之前不管海峡两岸,写的都是民族史观。在抗战时期,救亡是最大的主题,我要到五十岁才能够静下心来说:日本人的罪状不是日本民族的罪过,是一批日本军阀的罪过。要到五十岁才能摆开这个仇恨,你想想看,多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