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丽是我的救星 三十二岁到四十岁之间,我在台湾很辛苦,经历惊涛骇浪。我母亲常常不放心,觉得我在外面会一下失踪掉。那个时候特务不得了,无所不在,拆我的信,跟踪我,我到殷海光家,我跟曼丽交往,他们都盯着。 在台大,人家都看得出钱思亮校长是在培养我。钱校长是聪明能干的人,用心教导我,让我在不同的委员会历练。基本上,台湾的大小事情我都摸出来了。有一次他跟我讲:"你是不错,我们都欣赏你,喜欢你。但开会时,你要记住一点,你别一开口就把结论讲出来了,三个钟头绕完了绕回来还是一个结论,没有人喜欢你。等人家讲完一半,众说纷纭,然后你把结论理清头绪,每人都佩服你。"这一教诲,我谨记在心。 当然,有些同事的心里不服。王世杰、李济之、沈刚伯几位长辈也明白,枪打出头鸟,乃是人之常情。嫉妒不但是因为位置,我平常做事太直率,被人家说成是异类了。 由于我常被上司派遣,参与国际学术合作事务,外国朋友不免视我为同等的工作伙伴。这些人物,大多年辈较高。在国际场合,他们也会与我平等起坐。在别人眼里,尤其在同辈的中外学者眼里,不免以为我是过分僭越。有些年岁较长的学人,更是心有不平。这一类的事,今天都已过去,但在当年,却可以引发风波。总之,我的师长们好意栽培,我却必须承受"揠苗助长"的后果。往事如烟,今天不必再提。只是,我当时的日子,其实不好过。 我是酒肉不来,麻将不来,闲谈不来,别人以为高傲,其实是我不喜欢这些东西,我不会喝酒,不喜欢应酬吃饭,我的手怎么搓麻将?我办院里、系里的事,两边够忙了,白天办那些事情,晚上要看书。时间根本不够用,哪来时间应酬? 我的薪水在史语所拿,台大是兼任,这叫合聘制,当时合聘制者只有李济之等人,年纪轻的就只有我一个。在史语所里,李济之先生非常器重我,但是得罪了屈万里,他本来是李先生的副手,那时候没有副所长,李先生托他办事,我一回去,李先生就让我办事了,他一直心有不爽。后来我出国,屈万里接任所长以后,名里暗里,常有令李济之先生不舒服的动作。总之,那几年内,我的情形,外面风光,内里有苦说不出。 1968年,我才跟孙曼丽交朋友。曼丽比我小十二岁,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我的学生,当时我们还没有交往。和曼丽谈恋爱以后,我的日子有了希望。本来我母亲非常担心我,但是我认识曼丽以后,有伴儿,我母亲放了心。1968年以后,我就有了这么一个守护天使。 1942年,曼丽在山东出生,那时候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三角战争,我岳父孙文光站在国民党这一边,所以抗战胜利以后打内战,共产党占领了威海,他在青岛就跟着国军撤出去。曼丽跟她的妈妈、哥哥、弟弟都留在家乡,一直等到1952年才从威海坐火车到上海,再由上海坐火车到香港。香港的很多警察都是威海卫人,帮助她们从铁丝网下面爬过去,再从香港到台湾找到我岳父。她的祖母,在他们逃走后就被害死了。 曼丽在高雄读女中时和孙康宜是同学。后来,她考入台湾大学历史系,我教过她上古史的课,当时班里有三十来个人,也没有特别跟她来往,但是我晓得她是班上很能干的学生,她不是死读书的人,读书很宽,对文学的兴趣大于历史。毕业之后,曼丽教过一年书,又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工作两年。 我伤残,可我不是自卑之人,所以我坦荡荡地在大学照样交女朋友,但是到了最后一道关口,必定过不去,有的是自己的感情不够,有的是对方家长不通过。我跟曼丽谈恋爱以前,至少有两次相当深入的恋爱,不太深的交往也有两三回,每回都是无果而终。我心里并不在乎,但还是有疙瘩。曼丽是我学生,但我不让自己逾越师生关系。因此,我对自己的学生,画了一条界限。她当时已经订了婚,我到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她跟未婚夫发生了问题,才发现彼此其实并不了解。她写信问我怎么解决,学生在学习上、生活上请教老师,这是常事。这么一谈,忽然发现我跟她之间,凡事都谈得拢,从哈佛回去,我们就来往了。她的父亲反对,但她不在乎,她说:"我喜欢,你们能拿我怎么样?好手好脚的人要撞了车怎么办?"她很坚定,性格开朗,是醇厚高洁的人,所以她能突破这些困难。这也是我的幸运,因为伤残本身竟是预设的过滤网;如果没有伤残,有些人可能不会从我的性格了解我。我这个伤残的过滤,让她选了我的性格和内心,她跟她父亲讲:"再苦,我愿意。" 1969年2月9日,我们结婚。 我们儿子只有八个月大就到美国来了。我太太对我非常重要。在美国,我不会开车,她开车送我,她一个人独担我所有的事务,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她带孩子、扫雪、剪草,一切都包下来,她无怨言。我们大小问题也商量,思想问题可以讨论,带孩子的方针可以讨论,对朋友的选择彼此尊重,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她懂得我这个人,懂得我的脾性,懂得哪些人我不喜欢,哪些事情我不愿意做。她从来不在乎我的生活起居宽裕不宽裕,穷过穷日子,宽裕不浪费。母亲和她是我一辈子最大的支撑。 小引 许倬云先生对我说:"你们做的新闻是短历史,我们学的历史是长新闻。"那一年,我正对新闻充满怀疑,对历史常感困惑。一见如故之后,我多次向许先生问道,既没有究天人之际的雄心,也没有通古今之变的壮志,而是如沐春风地听一家之言。 许先生自认做了一辈子的"旁观者",我有幸做了他一阵子的"聆听者"。在许先生的慧眼里,看见烽火连天,看见生离死别,看见牛鬼蛇神,看见英雄豪杰,看见左右摇摆,看见民主自由,看见明枪暗箭,看见妒忌仇恨,看见同情宽容,看见悲天悯人。讲者动情,听者会心,相激相荡,常常碰撞出火花。 我常想,以许先生的身体,生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可能是历史的弱者,但是他从不肯松一口劲,终成人生的智者。许先生的书名喜欢用"江"字,他的人生就如同在万古江河泛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在如椽健笔下,成了历史长卷。我在江河入海的旅途上,幸运地乘搭了一小段轻舟,听许先生指点江山,笑谈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