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芝加哥大学 顾立雅 我在本科的时候没有想过去留学,在研究所第一年也没有这样想,后来考上李氏基金,是在全校各系毕业生成绩最好的同学中选拔,我得了第一名。但我因为身体残缺,不符合李氏遗嘱"身心健全"的条件。台大钱思亮校长不服气,特别给我安排,请胡适先生帮忙。1957年夏天,胡适先生受了钱校长之托,曾四次下乡访问住在纽约郊区的华侨徐铭信先生,劝他在捐给华美协进社的留美奖学金中拨一个人文奖学金名额。这个名额后来就由我取得了。这样我就到芝加哥大学留学。 从台湾去美国,我坐了五十六天海船。坐的不是大船,是货船,一般人受不了,我甘之若饴,很喜欢和船员一起过日子。那时天气很热,要从太平洋过赤道,到夏威夷,再到巴拿马,穿过运河到美国。我穿条短裤,过得很舒服,很快乐。 在船上,我看小说,晒太阳,黄昏的时候看海景。海上变化宛转,有时候在黑夜里,海藻的萤光会发亮,时而一片蓝光,时而一片绿光,时而一片黄光,时而一片红光,好看得很。飞鱼飞到甲板上被太阳晒成了鱼干,拿来当点心吃。我觉得非常幸运,有机会过这种生活,如果坐飞机过去,就没有这种经历了。 芝加哥大学是当时全美国近东考古和埃及考古最强的学校。我在东方研究所,三分之一课程读近东跟埃及的,三分之一读其他乱七八糟学科,三分之一跟顾立雅(HerrleeG.Creel)做独立研究。 我在台湾时,对西方学术不清楚,到芝加哥大学才真正得窥门户。也是我自己运气,那时候韦伯(MaxWeber)理论刚刚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是介绍韦伯理论的主要基地。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关注社会学;因为韦伯理论,我开始注意城市经济学。我住在神学院宿舍里,对宗教理论特别有兴趣,不是我自己发展的,是住在神学院里发展的。这些都是机缘。 我的老师顾立雅是第一代的美国汉学家,研究古代金文,学古文从读《孝经》开始,很用功,后来读中国古文基本没有问题。何炳棣说:"他不懂古文,要找我来帮忙。"这是乱说。顾立雅读俄国史出身,后来他到北平留学,到安阳去看发掘,眼光真好,安阳的小报告都还没有出来,他就看出重要处,写出了《中国的诞生》(TheBirthofChina,1936)。但是李济之先生不原谅他,说:"我们报告还没有出来,你就替我们写出书来了。"《中国的诞生》很重要,是西方世界第一本介绍中国第一个考古所得朝代的书。 没有安阳发掘,就没有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办法知道中国王朝的第一个朝代。到今天,我个人认为夏不是一个朝代,夏是周人的投影,投射过去的,使它自己的政权合法化。诸夏可能有个盟主。商代的发展,是从很粗糙的国家经历逐渐演进的过程。这些东西假如没有安阳发掘,不可能出现。顾立雅的《中国的诞生》是有创见的,还有西周的官制,也有贡献,从经文里拿出材料来。但是,他那时候受时代限制,许多材料没有,到我写《西周史》时,材料多了十来倍。 我没有在顾立雅先生身上读什么中国东西,但是他对我非常宽厚,我的论文,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改。我选的课只有一门是中国的历史,这门课基本不用上,就是写阅读报告,所以我读书的自由度很大。顾立雅给我极大的自由,但他又不断启发我接受挑战。比如说中国的"刑名",中国人不细想的话,会把"刑名"当作是刑法。顾立雅和我第一次见面,问我:"'刑名'两个字怎么解?"我猛地触动了一下,我讲刑名是法家的意思,他说你讲的是刑法,他解释给我听:一个是形状,一个是名字、名义,就是logic,刑和名就是实和名之间的关系,对我冲击很大。洋人读书不简单,咬文嚼字,比中国人认真。顾立雅对形名的解释,是以数字来管理。 顾立雅很矮小,很严谨。他读书很勤快,文章写得极好。他的英文逻辑严谨,文辞优美,不但汉学界里,在美国学界也是有名的好。他没孩子,离了婚再结一次婚,脾气不好。他不是很和善,对学生要求非常严,但他是很公正的人,不会乱搞。 在我们今天看来,顾立雅是保守分子,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是自由分子。美国自由分子的定义跟英国当年自由分子的定义不一样,后者主张个人权利,反对国家权力。美国自由分子在1930年代以后,是国家执行社会主义的社会功能,搞社会福利院,等等,这是美国自由主义的定义。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保守主义,不是很精确,左右易位。那么,顾立雅是英式的自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