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脱行政以后,自己做综合的工作,对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研究有个交代,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他办行政,权术也会玩一点,不是那么单纯的人。可惜天不假年,未尽其才。如果他在,会有另外一番面目。 我在重庆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一般学者很少像他这样,胡适先生不如他,胡先生不会行政。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场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却是组织健将,才能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为一体。 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没有明确提出教学思想,但是他透过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外一个北京大学,尽他的力量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力量控制很强,所以他抵抗得很辛苦。当时台湾也有白色恐怖,国民党的活动在学校里相当多,我们这些人不理他们,我们对跟国民党走的同学是看不起的。那时,我自己没有亲历白色恐怖,但我看见有学校的训导人员接到法院的通知单,跟警察一起来抓人。因为傅校长不准他们随便乱抓人,也有在校门外面被特务抓走的。我同班就有人被抓到火烧岛关了两年--火烧岛就是绿岛。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到历史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听了傅斯年的意见。我进台大两三个礼拜,傅斯年就见我了,因为他觉得我的考卷不错。看历史考卷的老师推荐给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师也推荐给他,他就印象很深了。有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和司机在门口下棋,我们围着看。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 傅斯年矮矮胖胖,他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当时他太穷了,难得吃到一片肉,他的体型,天生如此。他的夫人俞大彩,是俞家的八小姐,俞大纲、俞大维的妹妹。他们先辈俞明震是清朝的清流,跟林则徐和湘军都多少有关系。这一个圈子,门生故吏,亲戚朋友,拉得很大,对清末和民国的文化学术有极大影响力。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 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先生跟陈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得遂所愿。但是傅先生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他自己做事辛苦,替同仁做事情不遗余力,借钱来给同仁过年节,了不起! 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么早。当时医药不好,他在台湾的省议会里昏倒,现代医疗条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质讯,因为台大的经费是台湾省的,一个议员非常不讲理,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又问他:"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就倒下了。 张光直在自传中,有一段说到傅先生。我觉得要为傅先生说一句公道话。 张光直是李济之最得意的学生。在台大时,我和张光直很熟。他父亲张我军是台湾人,在北大教书,在沦陷时期是华北伪政府的教育总裁,所以就列为汉奸。他后来申辩,他是台湾人,所以是日本国民,这不能叫汉奸,后来没有治他的罪,但是他在台湾,终究起不来了。光直因此对国民政府很不满意。后来白色恐怖时期,搜到他手边有共产党的书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因此下了两个月牢。他那时考上台大了,还没有注册进学校,当局对他也没有怎么虐待,问问话,放出来已经耽搁时间,不能入学了,第二年才入学,所以他比我低一班。因为我们老师多,学生少,我们都读古代史,同班上课。 当时已经知道的考古收获,最重要的是龙山和仰韶,两大文化系统,一东一西。但是1957年左右,大陆上的考古晓得龙山坐在源头上面,是延续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他就写信告诉李济之先生,李先生觉得多少年来的知识,竟有了大变,两人在这方面有相当的争辩,争辩之后就有点意见。后来李先生到美国来的时候,光直常常成心躲开,两人感情就有疙瘩,但是光直始终是李先生最得意的学生。 在白色恐怖时代,傅斯年先生不准军警进学校抓人。他的规矩是:官方必须将学生的罪状告诉学校,学校派人和军警一起,找到当事人,依法交法院。张光直的回忆录里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以为傅先生是帮助政府抓人,实际上是挡住政府进来自己抓人。光直判断错误,是因为他自己在牢里,不晓得外面的情况。光直对内地很向往的,在"文革"期间,他还相信官方的报道,以为年成丰收。一个学者的政治警觉性,往往并不是那么敏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