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权运动 芝加哥神学院创校比芝加哥大学还早,芝加哥大学成立以后把神学院围在里面。我上课的地方叫东方研究所,就在神学院的对街,我的脚不好,学校就跟神学院商量:"这个学生脚不好,你们有空位的话,就让他住住。"我就住进一楼,我的电车挂根电线就充电,也没有人偷。神学院宿舍大洗澡房温度很高,身体不用擦干,会自然干。大家在洗澡以后,讨论问题,一抬杠就没完没了。这些经历回想起来,真是运气。别人没有这种机缘,跟我同时代去留学的人,很多人一辈子就在图书馆消磨了岁月。 我在神学院饭厅包饭。这里的饭菜非常好,学校的老师不少都到神学院来吃饭。在那个饭厅里,任何不认识的两个人坐下来,第一句话就是:"你在研究什么?"一顿饭吃下来,就是谈学问,有学习,有讨论,有批判。这顿饭吃完,临别时说:"明天中午我们再见面。"我在别处没有看见这种风气。一个老教授跟一个年轻学生坐下来,一样对话。草地上,坐下来,晒晒太阳,旁边的人坐下来,就问:"你在想什么?"所以,芝加哥大学跟别处不一样,别处出各种各样的人,哈佛大学出总统,芝加哥大学专出教授,像僧院一样。芝加哥大学跟东部这几个大学都不一样,独树一帜,自成"芝加哥学派"。 我在医院里开刀诊治,也有意思。一报到,就做身体检查,检查的医生对我的手脚残缺情形很感兴趣。医生当场就问我愿不愿意在这里治疗,我说:"没钱。"他们说:"钱不要担心,你是我们的研究病人。"我8月份去,圣诞节就开刀,开了五次刀,医疗、吃住,全部免费。 我自己经历了考验,几个月躺在病床上,不能动,两只脚轮流,左脚开刀挂左脚,右脚开刀挂右脚,挂着一只脚睡觉,动不了,就是想自杀都不能。我是很痛苦,但是看见别人经历许多比我更痛苦的事情:看见十二三岁的孩子患血癌,进来活活泼泼的,两个星期就死掉了;看见一辈子长不大的孩子,十七八岁只有小女孩子那么大,看他们感情的激越和无奈;看见黑人孩子得了黑人一种特殊的血病,进来时瘦弱枯干,却不舍弃他们求生的希望。我看见种种神态,看见生死病痛,这对我帮助很大。 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还要管杂务,此时正是民权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我住在芝加哥神学院里,这是自由学派的神学院,非常有挑战性的环境,里边就有一批年轻牧师,组织了当地附近教堂的年轻人,从事民权活动。我住在宿舍里就卷进去了,开会时去听听,参加发言。我自己开一个小电车,和人家一起去火车站接南方黑人,告诉黑人他的权利在哪里。选举的时候,我跟当地的学生一起去监督投票的情况,到黑人社区解释他们的权利。我们还坐着人权列车一起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我是华人,他们很多是黑人,我们到那儿去打破黑白界限。 现在的留学生感受不了,当年美国本国学生人人去搞民权。我要不是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跟中国人住在一间房间,不可能卷进去。我后来到哈佛大学去访问,找朋友,他们一个房间里都是中国人,这种日子非常枯燥。他们很多人都在哈佛燕京社,用哈佛的图书馆,别人的课可以不去听,我替他们想,觉得不免很乏味。但是,他们可能因此比我读得深入,不像我读得乱七八糟。 美国在二战后,有一些年轻人觉得二战本身是资本主义的斗争,是当权阶层的斗争,而国内有那么多穷而无告不公平的现象。美国是理想主义的青年国家,民权运动是很多牧师做的事情,黑牧师、白牧师都有,黑牧师尤其多。那是一个到处都有人抱持理想的时代。 我不是很现实的人,我也觉得美国的民族歧视,有悖公平。林肯解放黑奴,黑人并没有真解放。黑人的日子并不好过,我是亲眼目睹他们的日子怎么过法。从南方上来的男女黑工人,坐火车到芝加哥大学旁边第六十三街下来,就有人在那里招工,登记名字,说:帮你安排住处,帮你找工作。两眼漆黑不识字的黑人,就此上了当。一个房间就可以摆上八个人,仅有地上转身的余地。一层楼面可能是二十个房间,两个厕所,楼梯上的灯是没有灯罩的小灯泡,直上直下,一摔就摔到底。他给你工资,替你保管,你要钱就问他拿。他开赌场,赚你的钱,赌输了就拿你的工资扣掉。 我亲眼目睹民主的假象。投票时,黑人不知道有投票权。学生的活动分子告诉他:"你已经到这里三个月了,有投票资格了,我们帮你去登记投票。""不行,不行,这是主人的事情。"主人,英文叫master。"不对,你也是master。"学生陪着他们去投票所。学生到投票所都要冒生命危险,因为政府与黑社会结合在一起,可以打架,可以杀人。 那时戴莱做芝加哥市市长,是民主党人。美国的警察,爱尔兰人居多,美国的政客,也是爱尔兰人居多,满街都是他的人。他控制选票,伪造一批公民名单,所有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都可以帮他做。没有名字的公民就去抄名字,当地的警察、公务管理员、卫生队队长,跟当地不识字或者识字不多的老太太、老先生交情好得很,整天在街上打转,接老太太去投票。以前的投票机是手拉的,一拉,咔一声,张三,李四,就记下来了,像赌钱吃角子老虎机一样的,戴莱的人马,赚了许多票。投票比例本来应该是共和党百分之五十五对民主党百分之四十五,他们玩花样,转接机器的电路,将共和党的票转到民主党上,可以把百分之五十五对百分之四十五减低到百分之五十一对百分之四十九。这么一来,他完全控制票数。这是学生活动分子戳穿的。这就是民主!我在美国看见最底层的生活,看见最丑恶的现象。 我在芝加哥读了五年美国社会,不是全在书上读的。我和神学院的朋友们来往,他们觉得也很感动,因为难得有一个外国学生脚上有一个石膏套,撑着两个拐杖,跟他们在民权运动中起哄。芝加哥是自由教会的温床,时时刻刻有一批年轻的理想牧师,从本来的教会里背叛出来了,要自由,要民主,要个人。可是,等到两代以后,新的教会也沦落在旧日的坑里,一样是官僚化,一样是名誉利益被上面的人随便乱用。因为新的教会必有一批热忱的信众,会捐很多钱,钱和权诱惑人以后,叛会者的徒弟就变成像过去他们叛会出来一样了。这些东西,是书上看不见的,要实地介入才会看见。 我的日子过得非常丰富:开刀,念书,搞民权,神学院宿舍里聊天。我过得兴高采烈,真是幸福!这是其他学校的留学生不大能碰到的。我的性格比较多面,不愿意居在一个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