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思言时代 小萝卜头 1962年,我三十二岁,回到台湾。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我回台湾有几个缘故:我对母亲有承诺,她不放心我,这是其一;其二,我对史语所有承诺,要回来;其三,李氏基金有要求,虽然一般人都是要回来,但所有的李氏基金的人都没回去,我是没得到李氏基金,因为钱思亮校长花了很大力气,帮我找另外的钱,所以我欠钱校长的情。我是三重承诺,家、史语所和台大。一回来,我就在史语所复职,台大合聘,后来在台大做系主任。 我毕业之后在美国多待了半年,这半年自由自在,原因是我的奖学金还没用完,顾立雅让我帮他的忙,坐在东亚图书馆,摆个桌子,图书馆正好有块空地,用玻璃圈起来。我的工作是,所有读中国东西的人,要查资料的,搞不清楚的来找我,我会跟他们讨论。 回台湾,对我的人生来说是一个重要转弯。当时有很多人就留在美国,我在芝大毕业以后,有五个工作随我挑,包括芝大希望我做历史地理研究,不但是相当广泛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而且是比较研究,这个工作还很少人做,是很有挑战的。但我执意回台湾,就没接受,另外四个工作都是好大学的教职,我也不管它了。如果当时留在美国,我的一生将是另一番面貌。 我回到台湾就一头栽进了工作,刚开始情况就非常复杂。我的老师们,一直希望我能在行政和公众事务上帮他们的忙,据说他们从我在学生时代,就有此期许。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我从副教授成了系主任,是个意外。系主任余又荪车祸死亡,院长沈刚伯先生半夜三更打电话给我,说明天8点钟你到"教育部"去开会,要接系主任。在南港,我就变成了李济之先生的助手。王世杰是"中央研究院院长",派我做一些学术外交,要我帮他做院里的涉外事件。钱思亮校长在学校里大大小小的委员会都派我去做过。他们这几个老先生的意思是锻炼我。 当时三十几岁的人在台湾算非常年轻,老师辈都五六十岁了,甚至六十多岁了,需要有人接班。这么一来,立刻就引来很多同事的嫉妒。比我大的四五十岁的人,跟我同辈的人,我的学弟,没有出国的人,颇有人不服。这些都使我的日子很不好过。另外一方面,我在芝大民权运动得来的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跟台湾独裁专制很不相容。我也是不愿意低头的人,见不平,就抗争。当时国民党的压力过来,我反抗,钱校长帮我反抗。 国民党是一党独裁,要保持专政,所以对知识分子非常钳制。他们把"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自由分子当作打击对象,目的是要把台大夺掉,夺给他们相信的人,所以就把钱思亮送到南港,让王世杰辞职。 王世杰是一个很能干的公务员,一个很好的学者,做事非常心细,也是非常有骨气的人。他对蒋介石不肯屈服,蒋介石不喜欢他。蒋介石有时候批个东西,他不能接受,退回给蒋介石,蒋介石气得撕掉,他捡起来,贴好了再送回去。蒋介石受不了他这一点。他和"总统府"等于是决裂了,但他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能撤掉他的"总统府秘书长",不能开革他的"院士"。 当时撤掉王世杰的理由是特务提供的:航空公司的权力转让给陈纳德,因为那时候飞机在香港打官司,台湾方面在香港的立场不存在了,不能打官司,要陈纳德去打官司。飞机打回来,也没有拿走,二十几架飞机在香港机场烂掉,就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出去了。特务说王世杰贪污,说陈纳德得了一笔财富。其实陈纳德没有得到财富,是民航队得到了航权,民航队没给王世杰一文钱。 这些全面性的对抗,就是北大、清华系统转移到台湾之后,和国民党的力量的对抗。从"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到许倬云,从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到沈刚伯到许倬云,我的上面一堆大头,我是底下最小的小萝卜头。但是小萝卜头首当其冲,斗争非常激烈,我三十三岁就血压高了。 1960年代的气氛真是令人窒息。学校里铺天盖地都是国民党的成员,也有保护自由分子的人。陈雪屏先生是党部秘书长,他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张群跟陈雪屏私交很好,张群跟王世杰私交也很好。王世杰、张群、陈雪屏几个人结成一条战线,尽量保护自由主义者。 台大历史系也有很多分歧,沈刚伯先生、刘崇鋐先生是一批人,思想比较自由。姚从吾、吴相湘是国民党的信徒。李守孔是姚从吾的学生,在台湾大学所谓知识青年党部,就是特务组织的一个分支,他们这批人和国民党的力量常常纠缠不清。姚从吾从外面看来是道貌岸然,白发苍苍,书呆子一个,实际上颇不简单,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他已经跟自由分子对着干。西南联大有任何事情发生,他总是在宪兵司令部开会。 为此,我不喜欢姚从吾先生。也许有一点偏见,因为我知道他在西南联大时忠于国民党,闻一多的牺牲,他要负一点责任。我一直对他不喜欢,他对我也不高兴,因为我看不起他。我觉得他品格有问题,学者不能依附政治力量来做这些事情。他捧李敖,是拿李敖做打手,打李济之,打沈刚伯,他以国民党的立场来打自由分子,他自己没有打人的本事,李敖有。但李敖后来不但打李先生、沈先生,所有人都打。 李敖聪明有余,没有章法。我跟李敖之间很不愉快,因为他说谎,偷书。他把姚从吾先生房间的书偷出去,卖掉了,有一个美国的学生在街上找到一本书,有台大历史系图章,送过来给我,说这是李敖卖出去的。等到李敖要毕业的时候,我不盖图章,所以他没毕业。 后来李敖和余光中、萧孟能都交恶了。萧孟能先生出国,把保险箱钥匙交给李敖,李敖把萧孟能的画都拿走了。他盖了图章,拿《文星》的版权统统转移给他自己。多年以后,我从美国回台,萧孟能恰巧同飞机,萧先生抓着我的手,在飞机上讲了很久很久。萧孟能捧李敖出来,信任他,当他是朋友,他把朋友家里的字画偷掉。李敖对不起萧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