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政策问题在国会选举中的作用甚小。大多数选民看上去对候选人的政策立场知之甚少,并且选举很少以它们为转移。考虑到这些发现,有人下结论认为议员无需为采取某个政策立场而忧心。然而,学者们在访问过议员后,发现议员常常担心他们的决策所可能带来的选举后果。事实上,对为什么政策问题在国会选举中并不具有更大的作用的最具说服力的解释是,议员在华盛顿经常调整他们的决策,以让后方家乡的选民满意。 那些对选民观点(constituencyopinion)与立法决策(legislativedecision)之间的关系已有研究的人们,几乎没有发现证据支持如此强烈的观点,即议员会对他们后方家乡选区的观点做出响应。在他们对代表权的经典研究中,沃伦·米勒(WarrenMiller)和唐纳德·斯托克斯(DonaldStokes)曾经设问:议员的态度、立场以及唱名投票是否与他们的选民们的政策立场紧密相关。他们的答案--至今未遭到反驳--是该种关联是微弱的。然而,正如约翰·金顿(JohnKingdon)已经非常有力地论证的那样,该问题其实需要重设。金顿,曾经访问过刚刚做出特定唱名表决决定(roll-calldecisions)的议员,指出议员常常试图预测特定唱名投票是如何可能被用来反对他们的,并且常常以专门用于预先防止选举问题的方式调整他们的投票。而且,他们在处理当时的重大事项与普通事项时均是如此。金顿详述了一位议员是如何因一项反对大学分立(collegedisruptions)的修正案(发生在1969年)而焦虑不安,从而,当他(指该议员--译者注)被问及在该地区是否有任何人将实际性地注意他的投票时,他回答到:不。我知道没有人将会马上注意它(指该议员的投票--译者注)。人们从来不会如此。但是在下一次竞选运动中,它可能被用来反对你。我从我的第一次为了连任的竞选运动中得到了该教训。大约在选举日之前五天,他们指控我支持同性恋,原因是我投票反对(哥伦比亚)地区的某个荒诞的议案。你明白了吧,很多人并未注意它。但是你的反对者将彻底搜查你的记录的每个方面、你曾经投下的每一票,发现污点并利用它。 议员对未来观点的预测成为对他们的投票决定的一项有力限制。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选举估算的效果将不会显现于一项对代表权的研究中,该研究寻找衡量选民观点的标准与衡量议员的实际决定的标准之间的相关性。 在本书中,我对国民的政策偏好与议员的行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诠释。与其假定政策偏好是不变的,从而设问确定的偏好对议员的决定将产生何种影响,我不如引入“潜在偏好(potentialpreferences)”的概念,并且设问议员是如何根据对它们(指潜在偏好--译者注)的预测来调整他们的决定的。如果人们将潜在偏好定义为包括所有可想象得到的偏好,那么潜在偏好的概念将不具有解释优势。它的价值有赖于将其限定为这样一些偏好,即议员认为可能很容易被不满于议员的决定的有关当事人或者寻求好的竞选议题的未来挑战者所引发的那些偏好。理论的任务在于向人们展示议员是如何预估这些潜在偏好的形态(shape)的。 本书重新诠释国民的政策偏好与议员的行动之间的关系的目的在于,在理论上捕捉金顿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现象)。它(指本书的重新诠释--译者注)的目的也在于使人们能够回答如下问题:为什么国会有时制定为广泛的或者大众的利益服务的议案,而不是通常地选择那些有利于集中的利益的议案?根据有关代表权的传统观点,那些在某个政策正在被审议时对该政策没有看法的国民,不可能对议员的决定产生任何影响。影响,几乎被定义为,是留给那些有确定看法的国民,他们,对于大多数政策问题而言,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根据我对代表权的观点,那些在某个政策正在被审议时对该政策没有看法的国民,仍然会对议员的决定产生巨大的影响,只要议员预测并回应这些国民的潜在偏好,就好比它们已经存在一样。 在议员的决定以某种方式反映了国民对政策问题的偏好或者潜在偏好的意义上,国民影响了议员的行动。杰克·纳吉尔(JackNagel)曾经将影响定义为“偏好导致结果的因果关系”。我只是将他的定义延伸为包含潜在偏好的概念。该延伸并没有带来任何概念上的困难。在对国民的当前偏好的确切轮廓进行估计与对这些偏好在未来数月可能如何发展进行估计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差别。在议员根据他们自己对当前偏好的估计作出回应与根据他们自己对未来偏好的估计作出回应之间,也不存在根本性差别。 对当前和潜在的政策偏好进行估计比科学还艺术(moreartthanscience)。尽管民意(publicopinion)方面的专家能够展示如何利用科学方法来衡量当前偏好,但是在竞选运动之外,议员很少利用这些方法。这些方法不但昂贵和棘手,而且他们不能让人们对潜在偏好进行估计。相反,议员利用的是一种得自经验的政治习惯方式。他们与他们的选民进行交谈,听取他们的意见,阅读他们的来信,观察过去事项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寻找有关显著性或者程度强烈的线索,审议谁可能有动力去唤起民意,相互学习,并从他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起初看似一个令人畏缩的任务,或多或少因如下事实得到缓解,即议员自己是从一对二选一方案组中进行选择。议员无需完整掌握国民对摆在他们面前的每一方案的潜在偏好。通过集中关注一对二选一方案组中不同方案之间的差别,他们做得非常棒。他们会拷问二选一的两个方案在带来负面民意的倾向性上是否差别重大,并且考虑这一个或者另一个是否更有可能给某个挑战者提供容易引发选民反冲(voterbacklash)的议题。他们询问国民是否更有可能注意到与这个或者那个方案有关的成本。分析任务也因如下事实而变得轻松,即作为个体的议员无需完全由自己来估计潜在偏好。国会是一个制造、分析以及分享政治相关信息的非凡的公共机构;议员只需综合来源不同的各种估测以对他们自己的选民的潜在偏好进行估计。 估测国民的偏好为议员提供了他们谨慎行动所需信息的一半。估测在多大可能性上国民可能将这些政策偏好纳入他们对国会候选人的评价中去,则是另一半。议员担心的不仅仅是国民可能与他们的立场和行动相左,而且是他们的“相左”可能影响到国会选举中选民的选择。最近的“特氟隆总统(Teflonpresident)”的概念提醒我们,即使最引人注目的当选政治家也可能免遭对与国民偏好相左的行动的选举惩罚(electoralretribution)。对议员来说,逃脱的可能性甚至更大,部分地因为他们的行动更不显著,而且部分地因为每位议员只是一台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 有许多途径,通过这些途径对政策的判断会影响国民在国会选举中的选择。选民可以将他们的判断要么建立在政策立场上,要么建立在政策结果上,并且他们可以将他们的政策评价要么直接与候选人相联系,要么首先与政党相联系,进而,间接地,与候选人相联系。对国民是如何将政策判断纳入他们对候选人的选择中去的,每一途径提供了一种似有道理的诠释。每一种诠释都得到了某些经验证据的支持。每一种诠释也提供了一种可察觉的机制,经由该机制,国民能够让他们的议员负起责任。令人遗憾的是,每一种诠释为议员提供了或多或少不相同的建议,有关他们应如何调整他们的投票决定以最大化他们连任几率的建议。
美国国会行动的逻辑——国民和政策判断
书名: 美国国会行动的逻辑
作者: [美] R·道格拉斯·阿诺德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译者: 邓友平
出版年: 2010-02
页数: 336
定价: 35.00
装帧: 平装
丛书: 上海三联法学文库
ISBN: 9787542631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