缠足[试读]

谨以此书献给曼素恩（Susan　Mann）老师在漫漫知识旅途上，是她披荆斩棘敲开了一扇扇学院的门扉修筑起一处处温暖的驿站缠足译者的话译者的话本文改写自拙文，《未知的诱惑：缠足史研究的典范转移》(《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十四期〔２００６/１２〕，第２４７—２５８页）。 一 “缠足”是个相当奇特的历史题目，对于这项在传统中国延续了数百年的文化实践，我们的认识，却是从数落它的“罪孽”开始的。19世纪末以来，在国族主义巨型论述的笼罩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精英，纷纷透过种种规范性的二元对立命题（“野蛮／文明”、“压迫／解放”等等），集体塑造了一种盖棺论定式的认知典范。按照他们的逻辑，缠足是野蛮习俗，... 查看全部[ 全球国族巨型历史：“天足”概念的兴起 ]

这本书拖了这么久才完稿——却仍不够完整和完备——是完全说不过去的。我唯有如此自我安慰：这段过程，不仅引人入胜，使人感叹“学然后知不足”，它更像所有淋漓尽致的探险旅程一般，给我带来过一种脱胎换骨的畅快。 1994年5月20日，我首度公开发表我的修正论缠足史观，那时，总是先知先觉的康无为老师（Hal　Kahn)就坐在前排的位子上。当我忐忑不安地回到座位之后，若不是他带着赞赏的眼神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定我早就裹足不前了。 一路走来，我并不觉得孤独。曼素恩（Susan　Mann）总是在那里陪伴我、支持我，并且以她对妇女生命的研究，在前方为我引路。费侠莉（Charlotte　Furth）全方位地推敲如何... 查看全部[ 鸣谢 ]

１.　书中有关年龄的表示，均依中国传统习惯，出生即以一岁计算。 ２.　与世界各地一样，传统中国的测量单位向无定制。例如，一寸的实际长度，在中国乃随着朝代的更迭而有差异；即使在同一时代里，不同地区所指涉的长度也不一致。甚至，同一个地区里，也可能同时存在着不同的丈量标准。因此，本书对于中文文本里提到的长度单位，均只以直接引用的方式呈现（“尺”、“寸”、“分”、“里”），而未转换成现代标准。所谓“三寸金莲”，只能算是文学性的表达，不应强求精确的衡量。 ３.　为了避免混淆，当代针对相关文物（如出土的宋代鞋履）产生的测量数据，本书皆以公制表示，并于括号内注明其相当的美国尺寸，例如：21公分（8.4英寸）... 查看全部[ 凡例 ]

译者的话1中文版序1献词1鸣谢1凡例1图版1前言1 第一部分揭露的身体 第一章全球国族巨型历史：“天足”概念的兴起(1880年代至1910年代)3 缠足的终结：两种历史，三种时间，二手声音5 “天足”：一个崭新的基督教范畴10 徐珂与汤颐琐：天足的国族主义化18 “女人好比蛋黄”：一个新的地球知识域24 妇女能动性：意志克服身体30 辜鸿铭：“观于人”的屈辱33 抗拒注视：理想的女性特质39第二章被掀露的身体：放足运动的实行(1900年代至1930年代)45 薛绍徽：“非马非驴”46 从“天足”到“放足”49 “光复故物”的蔡爱花53 放脚乐58 阎锡山与山西反缠足运动61 缠足罪责化65 国... 查看全部[ 目录 ]

提起缠足，奚如谷（Stephen　West）教授曾以他一贯的口吻，淡淡地说了两个字：“It　was”(英文兼有“过去了”和“这是不争的事实”两重含意）。奚如谷教授是在闲聊中讲出“It　was”这两个字，时间为2002年10月，地点是哥伦比亚大学。对于这样一个曾经引发长篇大论、强烈情绪和无穷迷恋的课题，我希望在本书中效法奚教授的平常心——尽管那简洁扼要的用词遣字，是我所望尘莫及的。 刚开始，我的念头很单纯，就是打算撰写一部缠足史，这件事向来乏人问津，即使有人尝试，也是语多讥讽，百般嘲弄。以前，在标题中带有缠足史含义的渊博论著，在我看来，尽是反缠足的史论。它们先是开宗明义地指控缠足惯习的可耻可鄙，... 查看全部[ 前言 ]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间，最后一座专为缠足妇女制鞋的鞋厂，停止了最后一道生产线。这座名为“志强”的鞋厂位于哈尔滨，厂里的老师傅，利用八双鞋楦，打从１９９１年起，每年制造３００双左右的“莲鞋”（“小脚鞋”），但到了20世纪９０年代后期，销售出去的，连一半都不到，只见库存堆积如山。小脚鞋的买主，年纪大都超过８０岁，人数则年年锐减。停产之后，该鞋厂将这批鞋楦捐给了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并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一位馆方干部的致词道出了众人的心声：“‘三寸金莲’是封建社会妇女身心受摧残的历史见证。小脚悲歌永不复唱，金莲鞋楦凝刻辛酸。”新闻记者也执笔呼应道：“小小的鞋楦，见证了中国妇女从被压迫到获新生的历史进... 查看全部[ “天足”概念的兴起 ]

妇女缠足，要标定它在现代中国消失的时刻，乍看之下，似乎轻而易举。从清朝到民国，继起的政权屡屡颁布禁令，既有名目，也有日期；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十年间，官方和民间发动的天足会风起云涌，反缠足作为社会运动，记录浩繁、斑斑可考。至于这些不完整而且带有矛盾性质的反缠足活动与措施曾否或能否落实，则又是另一回事了。区域差异的幅度之大，也使我们难以总结出一个全中国或全省的反缠足进程表。关于国家推动的反缠足政策，参见孙中山的１９１２年禁令（收入《采菲录续编》，第３９页）。林秋敏指出，全国层次的禁缠足措施，从未真正落实过，见她的《阎锡山与山西的天足运动》，《国史馆馆刊》，复刊第十八期，（１９９５／６），第１４３页... 查看全部[ 缠足的终结：两种历史，三种时间，二手声音 ]

“天足”（natural　feet或heavenly　feet）这个词汇的发明——用以对立于“缠足”或“裹足”——是一个转捩点，标志着缠足在文化上与社会上开始走下坡。公开使用这个英文词汇的记录，可以追溯到１8７５年的某天早上，派驻在厦门一华南通商口岸的英国传教士麦高温牧师（Rev.　John　MacGowan），主持了一次教友聚会，在聚会中，他们成立了厦门戒缠足会（The　Heavenly　Foot　Society）。麦高温牧师（殁于１９２２年）是伦敦宣教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成员，１８６０年，也就是英法联军攻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来到厦门。当时的... 查看全部[ “天足”：一个崭新的基督教范畴 ]

民国初年的中国作家用尽各种方式，试图将反缠足运动的源起和历史予以“国族化”。在这些文人里，徐坷（１８６９—１９２８）对作为一种范畴和一种社会运动的天足的诞生，提出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叙事。在他的《天足考略》及其续篇《知足语》（“知足”为双关语：知道满足／天足）里，徐珂以习见的国际目光为开场白：“我国妇女以缠足闻于世，为欧美人诟病久矣。清光绪戊戌〔１８９８〕，上海士大夫有天足会及不缠足会之设。著书宣讲，劝告遐迩，将使全国妇女，未缠者全其真，已缠者弛其缚，助生理之发育，洗国民之耻辱。”徐珂，《天足考略》，收入徐珂编《天苏阁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１４），第１a页。关于1898年间如雨后春笋般... 查看全部[ 徐珂与汤颐琐：天足的国族主义化 ]

在汤颐琐的个人记述里，不论是对他还是他的妻子而言，解放缠足并不是什么需要挣扎的难事。这一点在他的长篇小说《黄绣球》里，同样也看得出来。这部以书中女主角——女杰黄绣球——为题名的章回小说，共分三十回：在1904年（或1905年）连载于《新小说》杂志，至二十六回中止，到1906年（或1907年）发行单行本时，再加上后四回完成全书。《新小说》是梁启超于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月刊，为中国最早的文艺杂志，极具影响力。《黄绣球》因此也名列晚清进步小说中最著称者之一。这部小说将解放缠足扣连到拯救国族，而且将焦点摆在一位积极发言的女性宣传家，就此而论，它所呈现的，是一种以国族历史为底稿的原型现代中国新女性特质... 查看全部[ “女人好比蛋黄”：一个新的地球知识域 ]

像这样抹去身体肉身性的描述方式，在汤颐琐描写黄绣球那种近乎全然依凭其自觉与意志的能动性时，至关紧要。黄绣球是个孤儿，自幼受到收养她的婶娘虐待忽视，过着毫无尊严的童年。婶娘为免她嫁不出去，便仔细地为她缠足，丝毫不顾小女孩的叫喊哭泣。童年的悲惨遭遇淬炼出她坚强的毅力，驱使她立下志愿，有朝一日要与男人一同做事，闯出一番成绩（第８—１２页）。汤颐琐谨慎地将黄绣球的觉醒，归因到潜藏于她内心的力量，而非外在于她的刺激，也不是受到那位起先迟疑、后来才支持她的丈夫的影响。重要的是，就在黄绣球解放自己的小脚之后，当晚就梦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豪杰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第１６—１９页）。黄通理和... 查看全部[ 妇女能动性：意志克服身体 ]

汤颐琐提议公开展览作为一种惩罚方式，这个提议所透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他对于全球脉络的体认，亦即，中国就是在全球脉络里发现了自我的国族定位，同时也意味着，他意识到视觉性在国际交流里，日益显著的重要性。成为视线的对象，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换来的通常是屈辱的感受。尤其，中国男性知识精英对于身处国际世界的体认，就是体认到自己成为被注视的对象。唯有在先进国家受到当地人群的审视之后，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缠足才变得格外刺眼。因此，毫不令人意外的，第一代动员集体力量反对缠足的本土改革者，总是那些曾经远游海外，或是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的人。我们已经谈过叶牧师对于缠足习俗感到尴尬的心情，而他正是英国传教士麦高温的厦门教... 查看全部[ 辜鸿铭：“观于人”的屈辱 ]

辜鸿铭在1904年写道，“目前欧洲文明的衰落和退化”，在那些西方称之为“社交妇女”——亦即，“健壮的、男人气十足的女人们”——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中国，这些好管闲事的外国太太正忙于将中国美妙的小脚女人……改造成像她们一样健壮的、男人气十足的妇女。”他还罕见地写了一小段为缠足辩护的文字，其中说道，他将缠足看成是女性的自我保护措施：“由于生活环境艰苦，中国妇女不得不裹住脚，自我保护，不致于过度劳作。”辜鸿铭，《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收入《辜鸿铭文集》上册，第２０１页。相对于欧洲紊乱的两性关系，中国以男女有别为基调的两性调和，标志着中国文明的优越性。 辜鸿铭认为，中国人理想化的女性，要能无... 查看全部[ 抗拒注视：理想的女性特质 ]

天足运动到了1898年，已成为国家改革的急务之一。这一年，改革者康有为向光绪皇帝呈上一份慷慨激昂的奏折，吁请他即刻下令禁止缠足，因为缠足已经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缺乏竞争力。康有为，《请禁妇女缠足折》，李又宁与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５），第５０８—５１０页。康有为从五方面谴责缠足：缠足就像是施加于无辜女子身上的一种肉体刑罚（肉刑）；缠足有违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之心；缠足使女子脚骨受损，体弱多病；中国因缠足而“弱种流传”，连带使得中国男子的体格羸弱，无以为兵；此外，缠足贻笑国际，因为在外国人眼中，它乃是一种野蛮风俗。很明显的，康有为对于成为国际社会注目揶揄的对... 查看全部[ 被掀露的身体：放足运动的实行 ]

不过，薛绍徽却另有一番看法。对于沈女士痛陈缠足之害的来信，薛绍徽的回应显示，她的态度与启蒙观点大相径庭，这不论在当时还是今日，都属难能可贵。她劈头便说，“用意虽属可嘉，惟所言未免过当。”她接着颠覆了反缠足运动的两个流行论点：缠足没有传统根据，以及缠足女子为祸水红颜。薛绍徽循着考据学者惯用的方式，引经据典地说了一堆关于缠足的典故，以此论说缠足自古已有（可惜薛的结论其实与历史事实不符）。薛绍徽，《复沈女士书》，《黛韵楼文集》卷下，第２０b—２１a页，收入薛绍徽，《黛韵楼遗集》（福建：陈氏家刊版，１９１４）。经由钱南秀的指点，我才注意到薛绍徽的这封信。沈女士的原信已佚失。钱南秀告诉我（２００２），虽... 查看全部[ 薛绍徽：“非马非驴” ]

对于文化——或者具体说，一种代代相传的身体取向和生活方式——所具有的惯性力量，薛绍徽展现了相当的理解，问题是，围绕在她周遭的是一股方兴未艾的革命浪潮，她的理解于是显得格格不入。20世纪最初十年中，帝制已进入弥留阶段，受到时代氛围感召的改革者和革命者，渴望在顷刻之间彻底翻修传统旧俗，因此，“解放”缠足在他们眼里，攸关国族的生死存续。早期由男性地方精英所从事的反缠足活动，集中在广东、江苏和湖南这三个改革气氛较为浓厚的省份。只有湖南的不缠足会（１８９７）直接受到官方（按察使黄遵宪）的支持。见林秋敏，《近代中国的不缠足运动》，“国立”政治大学硕士论文（１９９０），第５２—５８页。在19和20世纪之交，... 查看全部[ 从“天足”到“放足” ]

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里，地方学堂开始以“放足”为主题举办集会，至此，天足的概念进入生活世界，逐渐成为日常语汇的一部分。1904年，位于浙江省吴兴县近郊富庶的埭溪镇的发蒙学堂，便曾为了庆祝一名女学生的放足行动，办了一场盛大的“放足纪念会”。关于这种公开集会的新颖性，《警钟日报》上的两篇报道提供了眩目的一瞥，也使我们看到，主事者如何动员女性，使她们同时担任展示客体和演说主体的角色，而女性与男性反缠足者的策略和关怀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鸿沟。 该报记者叙述了该次集会的缘由：发蒙学堂女学生蔡爱花，自今春入学以来，其受教育不及一载，颇有文明思想。本月初五日，该学堂开第九次童子学会时，当由许则华、林梦魂、... 查看全部[ “光复故物”的蔡爱花 ]

许则华率领学生们高唱的“放脚歌”，作者是蔡爱花的哥哥蔡绿农。或许是想到他妹妹的状况，他写这首歌的重点，并不在于讴歌天足此一未受质疑的天然状态，而是着墨在放足的实际程序：放脚乐，乐如何?请君听我放脚歌。 棉花塞脚缝，走路要平过。 酸醋同水洗，裹脚勿要多。 七日剪一尺，一月细功夫。 夜间赤脚睡，血脉好调和。 放了一只脚，就勿怕风波。 放脚乐，乐如何?请君同唱放脚歇。（第８８３页）尽管我们并未被告知蔡爱花的年纪，不过从她入学不满一年来看，她不太可能超过十岁，换言之，她的脚应该还处在初缠的阶段。因此，教导一些简单的放足步骤，例如缓减弯足压力、加强血液循环等，可能就够了。像这样为年轻女孩和年长妇女而写的... 查看全部[ 放脚乐 ]

可惜这个事实对于地方上执行放足实务的官僚们，并无任何意义。1912年，中华民国肇建，新国家虽然尚处于割据局面，却已经企图改造其公民的身体，并且赋予终结缠足更强大的动力。孙中山早在1912年便公告了一道禁止缠足的命令，但他的共和政府实在过于短命，因此这道命令始终未曾落实。这份文告可见于《采菲录续编》，第３９页。关于动员和训练人民的身体以应共和，见Andrew　Morris,　Marrow　of　the　Nation:　A　History　of　Sport　and　Physical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 查看全部[ 阎锡山与山西反缠足运动 ]

甚至早在推行“六政”运动之前的１９１６年底，阎锡山便已召集地方领袖和男学生协助他执行《严禁缠足条例》。这项条例在概念和内容上，都显示了一种对于繁琐地方风习的敏感，这是在全国性的法令中所看不到的。自该条例施行之日（即公告之日）起，年幼女孩不得开始缠足（新缠），１５岁以下缠足未放的女子“一律解放”，１５岁以上者，其鞋不得饰以弓形“木底”（见图五、七E）。条例施行一个月之后，如仍发现新缠幼女，科其家长３元以上、３０元以下之罚金；商人如果继续制造、贩卖木底，亦处以同等级的罚锾。施行３个月之后，１５岁以下女子仍然缠足未放者，或是１５岁以上女子仍饰以木底者，科以２元以上、２０元以下之罚金。施行６个月之后，... 查看全部[ 缠足罪责化 ]

这些禁令的贯彻，取决于国家是否具备检查妇女双足——亦即，名副其实地“凝视”妇女——的能力。县长（知事）和新设置的区长，负有“察见”和查报该县、区内之缠足妇女人数之责；这些资料则由稽核人员查核，“以眼见为准”，并确认各县、区的缠足人口比例。《天足调查表》与《天足报告表》，《山西六政三事汇编》，第５.３７a—３８a页。这项政令实施以来，由于引发诸多弊病和民怨，阎锡山不得不再下达各种遏止滥权的指令。１９１８年３月，阎锡山训令各县、区长，往后各项缠足查验，只得于“日出后、日入前”为之。另外，查验之前，须由各该街村干部“通知本人，或在院内，或唤至门口，按名查看”。唯有县长才有权对违令者照章惩处，以下各级... 查看全部[ 国家对付父老 ]

即使雇用了女性查脚员，阎锡山的反缠足运动在本质上仍为一种“男性对男性”的设计。整个运动的领导者和主要成员都是男性，例如，在他所提议设立的各县“不娶缠足妇女会”里，所有男学生都自动成为会员。《全省学生不娶缠足妇女会简章》（１９１８／８/２９)，收入《山西村政汇编》，第１.４０b—４１a页；《治晋政务全书初编》，第１５０６—１５０７页；此一简章并未收入《山西六政三事汇编》。在同一天，阎锡山还发布了一项令文，训示各县政府和学校干部组织“体育会”，以与“不娶缠足妇女会”配合(《山西村政汇编》，２．４６b；《治晋政务全书初编》，第１５１３页）。在柯基生医生的私人收藏之中，有一枚标示“山西省介休县不娶缠足... 查看全部[ 性别重于阶级：无法同一的女界 ]

在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里，阎锡山颁布了无数的命令和告示，训勉各县认真办理反缠足事务。确实，看过他任内颁布的连篇累牍的法规、命令和文告之后，没有人会怀疑他的忧勤惕厉；我们在此所讨论到的文件，也只占了其中的一小部分。１９２０年，阎锡山收到的报告指出，几乎所有１５岁以下女子均已不再缠足，他乐观地以为是时候强迫年纪较大的妇女放足了；可以想见她们的抗拒最为强烈。有些官员会对年长妇女处以罚金，不过几乎没有人会费力气去劝说她们改变习惯。年长妇女的抗拒，反映在阎锡山于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５日对各县政府下达的指示。他训令后者注重劝导年长妇女解除裹脚布，以期于该年年底之前肃清缠足（《山西六政三事汇编》，第383b—... 查看全部[ 算总账 ]

根除缠足最稳扎稳打的方法，从合乎逻辑的角度来看，应是先阻止小女孩缠足。基于年长妇女的身体顽强性以及她们对骚扰的抗拒，放过她们这一群人乃是合情合理的选择。数十年后，缠足自然就会凋零殆尽。康熙皇帝在其１６６４年的禁缠足谕令里，只针对１６６２年之后出生的女孩。他并没有要求年长妇女放足。这项禁令在１６６７年或１６６８年便已撤销。禁令之所以无法贯彻，乃是由于政治因素：极其讽刺的是，缠足禁令反而使得缠足因为标识了汉族认同而更受汉人欢迎。见我的“The　Body　as　Attire:　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Footbinding　in　SeventeenCentury　Chin... 查看全部[ 荒诞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