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1月间,最后一座专为缠足妇女制鞋的鞋厂,停止了最后一道生产线。这座名为“志强”的鞋厂位于哈尔滨,厂里的老师傅,利用八双鞋楦,打从1991年起,每年制造300双左右的“莲鞋”(“小脚鞋”),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销售出去的,连一半都不到,只见库存堆积如山。小脚鞋的买主,年纪大都超过80岁,人数则年年锐减。停产之后,该鞋厂将这批鞋楦捐给了黑龙江省民族博物馆,并为此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一位馆方干部的致词道出了众人的心声:“‘三寸金莲’是封建社会妇女身心受摧残的历史见证。小脚悲歌永不复唱,金莲鞋楦凝刻辛酸。”新闻记者也执笔呼应道:“小小的鞋楦,见证了中国妇女从被压迫到获新生的历史进程。”(我的强调)《小脚悲歌画上休止符》,《新民晚报》(1999/11/22)。该厂从1991年起才开始运用“老式样加老手艺”来制作这些尖头小鞋。我们不清楚这些鞋子的材质属于皮革还是织品。丝质鞋或棉质鞋——这两类占传统中国鞋子的大宗——并不需要鞋楦来撑填鞋内以固定鞋样,而只用它来熨平鞋面。小脚鞋的订单来自全国各地,根据新华社在1998年10月26日发出的一份新闻稿(http://www.sfmuseum.org/chin/foot.html),在开头的两年里,这家鞋厂每年能卖出2000多双小脚鞋。我在Every Step a Lotus: Shoes for Bound Fee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中曾采用一张照片,里面显示了四只专为(曾经)缠足者制作的现代皮质小鞋(第135页)。 关于缠足的讨论,唯有谴责与同情的论述方式,可以获得大多数现代中国人的认可,因此,这篇报道的语调和用字遣词,的确不令人感到意外。记者也毫不掩饰那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缠足作为一种封建时代的残迹,终于可以送进博物馆里了。然而,反复出现像“历史见证”这类字眼,意味着拒认心理(disavowal)底下潜藏着某种渴望。小脚鞋楦是双重见证,同时宣示着过去的压迫和现在的解放。逝者已矣,但我们却不能也不应遗忘。时刻铭记过去的缠足历史,有助于展望一个现代的中国。缠足必须被呈现、展示和不断述说为“现代性的他者”。 这种不安的感觉持续点燃传媒和学界对缠足的关注。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而来的“文化热”,激发了新一波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结果在90年代出现了一堆讨论缠足的专著和文章。只不过,专著论文虽多,内容却是千篇一律地重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旧调。小脚依旧凝结了传统中国的种种偏差和不足:压迫妇女、故步自封、蛮横专制、漠视人权等等。例如,参见张仲,《小脚与辫子》(台北:幼狮文化,1995);戴晴与洛恪,《缠足女子——当代中国女性问题》(香港:明报出版社,1996);王子今,《跛足帝国——中国传统交通形态研究》(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王冬芳写了一本关于清朝文化史的通俗读物,其书名更是一目了然:《迈向现代:剪辫与放足》(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亦请参见梁景和讨论反缠足的章节段落:《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204—222页。此外,Fan Hong的Footbinding, Feminism, and Freedom: The Liberation of Womens Bodies in Modern China (London: Frank Cass, 1997),虽然以英文出版,但同样以解放观修辞(liberationist rhetoric)和二元论史观为基调。同一时期讨论缠足民俗的作品中,另有两本书呈现了与众不同的论调,作者分别为高洪兴和姚居顺。不过,姚居顺的著作《中国缠足风俗》(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前九章内容可能参考了冈本隆三的《缠足物语》(东京:东方书店,1986;初版于1963)。关于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的文化主义、传统与现代性的反思,参见Xudong Zhang(张旭东)的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Cultural Fever, AvantGarde Fiction, 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这类对于过去的反思立基于现在,其前提是现代极度乐观的进步史观:一切事物会变得更美好,我们生活的时代也比过去她们的来得自由。然而记者的沉重语调透露出这种史观的一个烦恼:女人被压迫得如此厉害,使得她们根本无法拯救自己。唯有透过改良主义的国家或知识精英赋予她们新的生活,解放才有可能。 视缠足妇女为落后表征的观点,乃是现代国族主义论述的特色,这观点甚少受到女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挑战,因为基本上,他们与国族主义者同时服膺现代主义有关自由与能动的预设。有意思的是,一个像缠足这么具有煽动性的题目,居然就这样成了海内外最没有争议性的议题。如果我们对这个共识有所疑惑,首先就必须探究一个课题,亦即,现代中国的国族想像在多大的程度上根植于“天足”这全新的概念和身体观,以及1875年开始出现的反缠足运动。所以,缠足的历史得从反缠足和缠足的终结开始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