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薛绍徽却另有一番看法。对于沈女士痛陈缠足之害的来信,薛绍徽的回应显示,她的态度与启蒙观点大相径庭,这不论在当时还是今日,都属难能可贵。她劈头便说,“用意虽属可嘉,惟所言未免过当。”她接着颠覆了反缠足运动的两个流行论点:缠足没有传统根据,以及缠足女子为祸水红颜。薛绍徽循着考据学者惯用的方式,引经据典地说了一堆关于缠足的典故,以此论说缠足自古已有(可惜薛的结论其实与历史事实不符)。薛绍徽,《复沈女士书》,《黛韵楼文集》卷下,第20b—21a页,收入薛绍徽,《黛韵楼遗集》(福建:陈氏家刊版,1914)。经由钱南秀的指点,我才注意到薛绍徽的这封信。沈女士的原信已佚失。钱南秀告诉我(2002),虽然薛绍徽回复沈女士的这封信,并未刊载在现存的八期《女学报》之中,但她认为它很可能会出现在逸失的那四期之中。薛绍徽在信中两度使用了类似的字句来批评康有为的请禁缠足奏折。她对于“红颜祸水”论调的驳斥,也直接反击了永嘉祥的议论;在1898年由天足会举办的征文比赛里,永嘉祥的论文被评选为第一名(见李又宁与张玉法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第510—513页)。因此,薛绍徽的信可能于1898年下半年中刊出。就像过去的男性考据学者一般,薛绍徽误将诗词典故当做社会实践。我们将在第四章进一步讨论考据学者的解读问题。 薛绍徽反驳天足论调的目的,并不像辜鸿铭那样是为了捍卫缠足传统,而是为了导引出一项极为重要,但却备受巨型史观忽略的向度:内在于女性身体的主观感受。她首先就康有为对于缠足有违父母慈爱之心的批评,展开她的驳议:“至若〔父母之〕仁爱,无伤于穿耳,岂父母之不慈?闺房〔行缠之乐〕有甚于画眉,匪男人之轻薄。”薛绍徽用含蓄而婉转的措辞,抒发了一种罕见的、前所未闻的女性观点,指出缠足实有助于闺房之乐。 她进一步说明,〔缠足〕妇女可以“全凭十指,压针线于连年,黾勉同心,课米盐于中馈”,从而对家庭与国家作出贡献。这看起来仿佛是传统妇道观的再现,不过薛绍徽却还强调一点,妇女之“自强”扎根于教育,亦即,其“诗书”方面的学习。薛绍徽试图重建现代脉络下的“才女”传统。她采用了“女德”与“妇道”等儒家术语,但彻底翻新了女子教育的内容。针对上海女学堂的课程安排,她倾向于结合“尊孔”与西方语文及科学。梁启超曾想聘请康爱德医生和石美玉医生担任女学堂的教习,但被这两位女士拒绝了,她们甚至还写了一封英文公开信,批评该学堂过度尊孔的取向。见钱南秀,“Revitalizing”;关于康爱德,参见胡缨(Hu Ying),“Naming the First ‘New Woman,’” in Rebecca E. Karl and Perer Zarrow, eds., 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2), pp.180—211。她的看法是,缠足是个人的琐碎小事;一个女人是否缠足,与她的人生价值和国族兴衰扯不上丝毫关系。 薛绍徽最后强调,“彼异端之女与邪说之徒,胡不思,西国细腰是好,饥死几希;东瀛黑齿犹存,养生奚碍乎?”虽然在当时全球性的比较观点已然相当普遍,不过薛绍徽说这段话的逻辑,并非为了中外对比。她无意套用“我们固然有自己的恶俗,但他们也好不到哪去”这类常见的相对论调,而是想要说明文化——即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称的“习性”(habitus,或译“惯习”)——在维系有意义的日常生活世界时,具有何等强大的力量。习俗的沉淀积累,使得外人眼中难以忍受的恶俗,在当地人的世界里,是桩再也自然不过的社会常规。 薛绍徽并不觉得唯小脚是美,更无意对这习惯积极辩护。从字里行间看来,她其实觉得它既过时又碍事:“‘双钩莲瓣’纵教细小可怜,而几寸‘弓弯’诚见蹒跚不进。”只是,在这个她所目睹的过渡时期里,“升沉嗜好,似别咸酸,宛转时趋,各随妆束。是缠之固属无妨,即不缠亦何不可耶?”薛绍徽的包容态度,源自她对于身体顽强性的认识:“如谓既缠者俱宜一齐放却,换骨无丹,断头莫续,必欲矫情镇物,势成非马非驴,安能易俗移风?”薛绍徽有关品味变化倏来忽往的评语,反映了过渡时期审美标准的暧昧不定。在新时代里,缠足早已被咒骂为民族耻辱,但即使过了数十年,许多妇女依然认定缠足才是美丽的,而不缠足只不过具有便利性罢了。1888年出生于山东的传教士之女蒲爱德(Ida Pruitt)也曾在著作中表达了此一态度(A China Childhood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Inc., 1978〕, pp.89—90)。赛珍珠(Pearl Buck)在她的首部小说《东风:西风》(East Wind: West Wind)里,描写了一位名唤桂兰的乡绅之女,如何在审美标准逆转的时代夹缝里挣扎的心路历程。当桂兰那位受过西式教育的丈夫,拿了一张“丑陋”小脚的X光图片给她看时,她的心情大受打击,不过最后还是因为想讨好丈夫而同意放脚(East Wind: West Wind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34; 1930年初版〕, pp.47—48,67—76)。历史学者杨念群在讨论生物医学论述引进中国的情况时,也用了同一则故事为分析题材。他的材料来自一篇译自德国杂志的故事,该故事于1927年刊载于《妇女杂志》(卷十三号三,第1—6页)。在杨念群的论文里,桂兰故事被视为一桩发生在普通家庭中的真实事件(〈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的多元分析〉《北京档案史料》4〔2001〕:248—251)。亦请参阅Howard Levy于1960—1961年间在中国台湾访谈的妇女所做评论,散见于他的Chinese Footbinding: The History of a Curious Erotic Custom(台北:南天书局,1984),第246、 267、 278页。针对中国近代女性美标准的变化,杨兴梅与罗志田曾有精辟的分析,见他们的《近代中国人对女性小脚美的否定》,发表于“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台北,1999年6月11—12日。 薛绍徽既视缠足为妇女无关紧要的琐事,又视身体为攸关妇女本质的部分,乍看之下,这个态度似乎显得颇为矛盾。一方面薛开明地认识到,妇女身体的外形无关乎她读书论数的能力;她作为一个人和公民的价值,大部分取决于她的教育、心智和意志。同时,薛绍徽对于似箭光阴的单向性,却又展现出一种罕见的理解态度;她体认到,逝者如斯、一去不回的时间过程,范定了物质身体的局限性。甚少出现在男性反缠足运动者口中的这种声音,正是薛绍徽的女性感性表现。对身体的敏锐使她得以超越“天足好/缠足恶”这种蕴涵道德评价的语法。她非但不以道德立场来评断别人应如何处置他们的身体,而且还如此相劝:放过女人,让她们随其所好吧!可惜她这种宽容态度,在百日维新以后蜂拥而来的天足运动中,被急于求成的改革派忘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