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〇〇五年九月十日，中午，北京。我刚刚在琉璃厂参加完中国书店主办的“2005中国古旧书业发展研讨会”，与吴兴文、陆昕、谢其章、赵国忠等藏书界友人在一家普通的小锅贴店里欢聚。觥筹交错、海阔天空之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前副馆长、研究“海派文学”的权威、我多年的好友吴福辉教授来电说，晚上请我吃饭，有“要事”相商。本来我当晚已另有约，但吴兄表示此事颇为紧要，一定要我推掉前约，还叮嘱千万不能邀请他人。听他的语气如此坚决，不由分说，我想此事大概真的非同小可，于是只得答应他。 我是九月七日上午飞抵京城的，此行主要目的是为了参加拙编张爱玲佚文集《沉香》大陆出版宣传活动，当天下午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北京“新经典文化”公司和台北皇冠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沉香》发布会上，吴兄、京城名散文家止庵兄和我都是嘉宾。我们刚见面没两天，吴兄又有什么“要事”如此紧急，如此神秘兮兮？那天下午我先到海王邨旧书集市，再到乔迁新址不久，小有名气的布衣书局，边访书边琢磨，却总是琢磨不透。 傍晚拎了一大包旧书回到宾馆，休息片刻，七时左右，吴兄如约而至，同来的还有他的高足李楠博士。这位女博士研究的课题新颖而别致，是一九四九年以前上海的小报。所谓“小报”，指的是相对于对开大报而言的四开小型报纸。“小报”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此前都一直无人问津，因此这是一项填补空白的颇有意义的工作。李楠的博士论文《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一种综合的文化、文学考察》大获好评，即将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三年前她来上海为博士论文搜集资料时，我还接待过她并提供过一孔之见。 三人坐定之后，吴兄问先吃饭还是先谈正事，我答曰时间尚早，还是谈事要紧。没想到吴兄笑嘻嘻递过一叠影印件，要求我鉴定一下真伪。我开始有点迷惑不解，待到打开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影印件共十六页，每页左下方都有一栏六七百字的连载小说，题为“郁金香”，作者则署“张爱玲著”。吴兄和李楠告诉我，这是从当时上海的一种小报《小日报》上影印下来的，连载时间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我注意到影印件上首日刊登的《郁金香》标题和作者名字都是铅印，但从第二天起，连载《郁金香》标题和作者名字都改为毛笔书写，字迹遒劲有力，颇为醒目。联系到《小日报》同一版面上海上书画大家吴湖帆为包天笑连载小说所书篇名和作者名，笔迹十分相像，很可能“郁金香张爱玲著”也出自吴湖帆之手，但因无落款，未敢确认。 我再迟钝，也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重要发现，难怪吴兄要那么郑重其事。在张爱玲逝世十周年纪念之际，继电影剧本《不了情》发掘整理之后，继《沉香》出版之后，张爱玲的一篇从不为人所知的小说《郁金香》又出土了，对海内外广大“张迷”而言，无疑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一件令人兴奋的喜事。 二 《郁金香》是李楠博士发现的。为撰写博士论文，她当时在上海图书馆查阅了数百种上海小报，于无意中见到了《小日报》连载的《郁金香》，真可谓“踏破铁鞋无处觅，得来全不费功夫”。但她的博士论文并未提及这篇佚作，因为她的导师吴兄认为以张爱玲的名气和成就，要确定她也在小报上发表作品，必须从容甄别，不能贸然从事。吴兄的慎重无疑是对的，显示了学者的慎重和谨严。直到李楠博士论文大功告成，重返上海取得了《郁金香》影印件，又适值张爱玲逝世十周年和诞辰八十五周年，师徒俩才最后决定在充分考证的基础上，把《郁金香》公之于世。 其实，以吴兄研究“海派文化”多年，对张爱玲其人其文颇有会心的学术经历，完全能够对《郁金香》的真实性作出正确的判断。承他看重，一定要我也参与其事，我自然乐于从命。我们当即商定各自从不同角度撰写考证文章，与《郁金香》一起交大陆有影响力的报刊发表。此时已近晚上九时了，不免饥肠辘辘，吴兄和李楠请我到附近的“翠花楼”小酌。这是老舍先生健在时最爱去的京城饭店，我们品尝了老舍爱吃的“乌鱼蛋汤”、“干炸丸子”和“糟溜三白”，饭桌上的话题仍围绕着张爱玲和《郁金香》。饭后又在吴兄引领下到丰富胡同老舍故居门前转了一圈，回到旅馆已是十一时半，天津《假日100天》杂志的“张迷”记者还等着我谈《沉香》呢。 等到记者告辞，我漏夜细读吴兄借我的《郁金香》影印件，读毕已是次日即九月十一日凌晨二时了，越发确信这篇凄婉动人的现代都市爱情小说出自张爱玲之手。这天上午我与吴兄和李楠到华侨大厦出席中国华侨出版社为纪念张爱玲逝世十周年主办的“张爱玲与本土文化”学术座谈会。以出版海外华人作品为己任的中国华侨出版社在华侨大厦纪念一位在海内外有深远影响的华人作家，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在会上见到许多旧雨新知，听到不少妙言高论。按照事先与吴兄的约定，发现《郁金香》暂时秘而不宣，他们要给海内外广大“张迷”一个意外的惊喜。但我在发言中透露了一句“张爱玲的佚作仍有发掘的空间”，那天的与会者事后应能回味出我的弦外之音。 对我而言，九月十一日下午真是紧张万分。中午赶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早就约定的朱金顺教授七十寿辰欢聚，饭后再赶回旅馆与先已抵达那里的吴兄和李楠会合，一方面协助吴兄校勘《郁金香》，因小说中有不少北方和上海方言，必须反复斟酌取舍，来不得半点疏忽；另一方面赶写我的考辨文字，因我当晚就要乘车返沪，必须赶在离京前交出此稿。手头又无参考资料，只能搜索枯肠，闭门造车，至下午四时才勉强完成《喜见〈郁金香〉出土》。 差不多与此同时，北京《中华读书报》的资深编辑祝晓风兄也如约而至了。 三 《郁金香》交大陆哪家有影响力的刊物披露呢？吴福辉师徒和我颇费踌躇。我最先属意《万象》月刊，因为张爱玲当年就是《万象》的撰稿人。遗憾的是《万象》十月号已编竣发稿，来不及抽换了。李楠则倾向于交北京《中华读书报》刊登，因为该报是大陆知识阶层经常阅读的报纸，覆盖面广，她又是该报的特约记者。不料《中华读书报》对能否破例以整版篇幅发表小说犹豫不决。于是我再建议交上海的新兴媒体《东方早报》，张爱玲是在上海走红的，《郁金香》本来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在上海重刊也合情合理。然而，就在《东方早报》当机立断决定的那一刻，《中华读书报》也改变主意，愿意独家全文刊出《郁金香》，南北两大媒体展开了《郁金香》“首发权”的争夺战，以致吴兄对我大发感慨，我们学者夹在当中真是左右为难。看来“祖师奶奶”魅力实在太大，才如此受媒体的追捧，如果换成另一位作家，发现一二篇佚文也不至媒体这样急吼吼地你争我夺。 我在离京赴沪的隆隆火车声中给策划出版张爱玲佚文集《沉香》的北京“新经典文化”公司的季君打电话通报《郁金香》的发现，季君在高兴之余提醒说台湾“皇冠”拥有张爱玲作品的版权，如果全文重刊《郁金香》，应征得“皇冠”的授权。是啊，好事多磨，好事应该办好，应该妥善处理。但如经此周折，《郁金香》的重刊恐怕又要拖上好几天了，这边厢《中华读书报》和《东方早报》早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与吴兄和《中华读书报》祝晓风兄反复磋商后，决定采用折衷方案，发表《郁金香》的“节选”，具体而言是小说的前半部分梗概和后半部分全文，这样有关各方可以皆大欢喜。只是吴兄要加倍辛苦了，小说前半部分摘要的重要工作又历史性地落在他的身上。 《中华读书报》和《东方早报》争夺的结果是前者在九月十四日以《张爱玲小说佚文〈郁金香〉惊现于世》为题刊出专题报导，并以整版篇幅发表《郁金香》(节选)、吴兄和李楠合作的《无心插柳柳成荫--〈郁金香〉发现始末》和拙作《喜见〈郁金香〉出土》。后者提前一步，在九月十三日刊登了《郁金香》预告，在九月十四日发表了《尘封五十八年张爱玲佚作再度面世》的报导，但是晚了一天，在九月十五日刊出《郁金香》(节选)，吴、李《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节选和拙作，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局面。张爱玲这篇埋没半个多世纪的佚作小说终于由此而重见天日。 事后“皇冠”对有关各方的合作表示感谢，并正式授权《上海文学》、香港《明报》并在台湾《皇冠》月刊分别发表《郁金香》全文，李欧梵、刘绍铭、高全之等海外“张学”专家也纷纷撰文品评，一时间好不热闹。本来，随着《郁金香》的出土，随着《沉香》的问世，十月下旬为纪念张爱玲逝世十周年而在上海举行的“张爱玲与上海：国族、城市、性别与战争”国际学术研讨会又多了进一步探讨的绝好话题，可惜研讨会没能如期举行。然而，对《郁金香》和张爱玲的研究仍会继续，仍会不断地深入，却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原载二〇〇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十月九日、十一月六日香港《明报·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