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简历来是研究作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因为从作家书简中,远之,可以“钩稽文坛的故实”,近之,可以“探索作者的生平”,甚至能够“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引自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正是基于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重视台湾学者周芬伶提供的张爱玲一九六二年一月至三月致丈夫赖雅的六封家书和另一位台湾学者苏伟贞提供的张爱玲一九六六年六月致英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信函。 张爱玲研究现在已成为“显学”,令人遗憾的是,张爱玲生平和创作研究中还存在许多盲区。突出的例子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情感纠葛,至今只能让胡兰成“自说自话”,张爱玲本人至死保持沉默,不发一言。连她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向胡兰成索取书刊的两封信札也要因胡兰成的公布才得幸存。张爱玲六十年代以后在美国动荡拮据的生活状况和无法静心创作的精神状态,虽然早已有研究者在关注,但大都语焉不详。七年前美国夏志清教授公布了张爱玲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八二年间给他的一百余封信札,五年前香港刘绍铭教授又介绍了张爱玲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七年间给他的十八封信札(部分),从而使我们对张爱玲六十年代的处境和心境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不过,由于夏、刘毕竟是友人,致他们信中的张爱玲仍然比较矜持,比较抽象,不可能畅所欲言,倾吐衷曲。而今,一个更为真实具体的张爱玲终于在致赖雅的这六封家书中显现出来,张爱玲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话也终于在这六封家书中说了出来。 当时张爱玲与赖雅分居两地,为筹措给赖雅治病的费用,张爱玲奔走于港台之间,寄人篱下,狼狈不堪,心情特别恶劣,甚至与友情深厚的宋淇夫妇也发生了龃龉。凡此种种,张爱玲都在信中毫无保留地向亲人赖雅倾诉。她与赖雅虽然相差整整三十岁,但他们之间确实爱情甚笃,相濡以沫,至少从这六封家书来看是如此。信中也有对未来蓝图的规划,对未来创作的自许,可惜赖雅过早去世,使张爱玲的希望完全落空。张爱玲后期生活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至于张爱玲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致英国驻美国大使馆的信函,则澄清了张爱玲两度留学香港大学过程中一次不大不小的纠纷,从中也体现了张爱玲性格中的另一面:凡属于我应得的我必斤斤计较。 早就有论者指出:“张之书信,更富张味。”(引自陈辉扬《曲终人不见》)虽然这些书简都是根据英文原信译出的,笔调还是时见《流言》余韵,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批张爱玲书简也是值得注意的。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图书馆所藏张爱玲致赖雅家书应该不止这六封,我们期待着新的发现,也期待更多的张爱玲书简出土。吉光片羽,都弥足珍贵。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编纂一部较为完备的《张爱玲书信集》能成为可能。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十年前就有有心人提出来了,但愿不要再等上十多年,甚至更长。 (原载二〇〇四年九月《上海文学》第三二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