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精神几乎无处不在地发挥作用，也给现在的宏观经济模型提供了新的洞见。不过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要把握动物精神的全部含义，就有必要来看看未考虑动物精神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我们认为，这种理论有严重缺陷，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兴奋愉快之后总是跟随着悲观丧气。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种经济学理论不仅在专业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那里大行其道，更在普通大众中流行。根据该理论的观点，资本主义给发达经济体的消费者们带来了几个世纪前无法想象的巨大财富。在今天的北美、欧洲和日本，即便是普通消费者的生活水平也比中世纪的国王还要高。他们吃得更好；住的房子虽然比国王小，但舒服、暖和得多；他们的电视和收音机，只要一按开关，就能给他们带来更好也更丰富的娱乐。这个清单还可以列很长。还有，当我们写作本书的时候，其他国家，如巴西、中国和印度，正迅速地在GDP的阶梯上攀升。 我们承认资本主义创造了奇迹，但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都是一样的，都能带来财富和利益。我们可以回顾美国历史上关于资本主义形态的争论，就会注意到资本主义也有过很多次急剧逆转。19世初，人们就政府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发生过激烈争论。民主党反对政府干预，而辉格党认为政府应该支持健康的资本主义。对于联邦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建立全国性的公路系统。安德鲁•杰克逊和后来的马丁•范布伦反对该计划，而约翰•昆西•亚当斯和亨利•克莱却支持它。 从那以后，类似的争论又来来回回发生过好几次。最近一次的主要变化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英国首相和80年代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此前30年，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新政，政策制定者们的主流认识是政府在给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基础设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些基础设施不仅包括有形的高速公路、教育系统以及支持科学研究等，还包括监管，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监管。20世纪80年代结束时，我们已经拥有一个非常良好的能够经受住各种风暴的经济制度。例如，储贷协会大规模破产，但政府保护体系大大减轻了这次破产对宏观经济的伤害。尽管它消耗了纳税人的大笔金钱，但几乎没有引起失业。 不过后来，这是我们故事的另一部分，就如经常发生的那样，经济发生了变化，监管制度也被改变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普遍信仰资本主义应当是完全自由的。赛场或许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游戏规则没有跟着变化，这种情况在金融市场上体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在前文中讲过的有关住房市场的故事就是最佳例证。过去，对住房抵押贷款有一些基本的限制。商业银行和储蓄银行会谨慎地发放抵押贷款，因为它们自己最有可能是抵押贷款的持有人。不过，后来所有事情都变了：银行变成了抵押贷款的发起人，而不是持有人；但监管还未能反映出金融结构上的这种变化。 公众对监管的反感是这种不作为背后的原因。美国深深地沉溺于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观。我们也相信游戏应该毫无约束的说法。我们忘记了20世纪30年代以巨大代价换来的难得教训：资本主义是所有可能的制度中最好的制度，但它必须在政府设定规则并充当裁判的竞技场上才能做到这一点。 不过，我们现在并非真的处在资本主义危机中。只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生存。其实，我们的整个经济观，包括对动物精神的全部认识，都说明了政府为什么必须制定这些规则。古典理论所描述的充分就业的确有可能存在。但我们认为，总需求的巨大变化来自乐观和悲观情绪的起伏与波动。因为工资主要是由公平因素决定的，所以需求的变化就无法转变为价格的调整，而只能转变为就业的调整。当需求下降时，失业就会增加。减弱这些变化，正是政府的作用。 在这里，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的观点，即资本主义不仅出售人们认为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还出售人们想要的东西。尤其在金融市场上，资本主义导致了极端行为和银行破产，而银行破产又造成了更广泛的经济问题。所有这些过程都受到各种故事的推动。人们讲给自己听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关于其他人会怎样做的故事以及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会如何运行的故事，所有这些故事都会影响人们的行为，而且它们并不稳定，会随时间而变化。 这样一个充满了动物精神的世界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会。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设定条件，使我们的动物精神可以创造性地发挥更好的作用。换言之，政府必须制定游戏规则。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应该自由放任，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应该在制定规则方面发挥最少的作用。我们和这些经济学家不同，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对经济有不同的认识。如果我们认为?们完全理性，而且几乎都按经济动机来行动，我们也会相信政府不应该监管金融市场，甚至不应该在决定总需求水平上发挥作用。 但是，与之相反，动物精神的各个方面会推动经济朝着不同方向运行。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经济就会发生巨大的就业摆动，金融市场也会不时地陷入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