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储蓄只是标准经济学理论阐述的基本经济动机的部分后果。人们希望退休后有一笔积蓄,想给孩子们留下一点遗产,或者给他们的教堂甚至母校一点遗赠。不过,标准经济学理论并未解释储蓄的诸多细节。为了理解这些具体的细节,我们必须明白,储蓄取决于我们讲述的关于现在和未来生活的故事,也就是说取决于消费和储蓄决策是在什么情景下作出的。情景决定了人们如何回答以下问题:“我应该再储蓄1美元(或者1元,或者1个第纳尔),还是应该把它消费掉?”这些故事和情景都在不停变化,动物精神的各种元素也就进入了储蓄决策。 人们在作出储蓄决策时,很容易受到各种暗示的影响,这些暗示告诉他们应该消费多少,储蓄多少。这些暗示来自他人的行为和看法。例如,他人的行为可能暗示,作为爱国的美国人或中国人,应该消费多少或者储蓄多少。这些暗示还来自我们对不同年龄段和不同环境中的人们应该持有的想法的认知,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就在考虑遥远的将来,我们通常会觉得有点奇怪。这些暗示还可能是直接的,就好像一手拿着信用卡,它似乎在喊“来消费!来消费!”,另一手则拿着退休金计划的缴费单或配置条款,它们似乎在提示应该储蓄的数额和如何储蓄的方法。 人们作出储蓄决策的盲目性和他们对各种暗示的敏感性,共同造成了储蓄的易变性。很多政策建议都是建立在标准储蓄理论,也就是基本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的,根本没有提到这些暗示,因而常常是错的。 其他研究也证实了储蓄决策的易变性,以及储蓄对应积攒多少收入的各种暗示的敏感性。塞勒和施洛默•贝纳茨设计了一个储蓄计划来克服工人们的拖延倾向,他们称之为“为明天多储蓄”计划,并把该计划付诸实施。雇员被邀请加入该计划,他们可以事先选择一个工资或收入的比例,作为储蓄存起来。塞勒和贝纳茨仔细分析了该计划对一个中等规模的制造企业的影响。即便是这样小小的一个推动,也引起了储蓄的很大变化。工人们选择从当前收入中拿出相对较小的部分用来储蓄,但他们承诺要把未来工资和收入增长的较大部分用来储蓄。短期内,平均储蓄率就翻番了。 安娜•玛丽亚•卢萨迪和奥莉维亚•米切尔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人们的储蓄决策是多么缺少计划性。因为几乎没有计划,所以储蓄对于人们该怎样做、不该怎样做的一些暗示非常敏感,也就毫不奇怪了。卢萨迪和米切尔在美国健康和退休调查中增加了一个关于退休计划的模块。该调查从50岁以上人口中随机抽样。引人注目的是,虽然这些调查对象都年纪不小,事实上其中多数人都已退休,但只有31%的人说他们或其配偶曾试图制订此类计划。7在这31%里,又只有58%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曾制订过该类计划。8我们发现,确实让人诧异的是,只有如此少的人,尤其是老人,肯不怕麻烦花费时间和精力,为如何支撑他们成年生活中相当大的部分制订一个计划。毕竟,退休生活通常要持续很长时间。按照现在的预期寿命,50岁的男子有48%的概率活到80岁,而50岁的女性有62%的概率再活30年。女性活到90岁也很常见(26%的概率),但活到100岁的概率只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