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言说方式,使我们的周围充满着具有伟大力量的超自然实体、新柏拉图与诺斯替式的精神,以及随心所欲戏弄我们或向我们索取的天使与恶魔;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忽视这些要求,将处于危险境地。在现代,一种伪社会学的神话正在增长,它在科学概念的掩护下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物活论,一种肯定比其试图取而代之的传统欧洲信仰还要原始与天真的宗教。 ○26 这种新的崇拜导致处于困境中的人们问这样一些问题:“战争是否不可避免?”,“集体主义是否必然胜利?”,“文明是否注定毁灭?”这些问题,以及提出这些问题的语调、讨论它们的方式,蕴含着这样一种信仰:在巨大的非人实体(战争、集体主义、厄运)、动因与力量神秘现身于世界的时候,我们没有任何影响或干扰它们的力量。这些东西有时候被说成是“附体”于拿破仑、俾斯159麦、列宁等伟人、巨人身上的,因为他们与他们的时代融为一体,产生了超人的结果;有时被说成是附体在阶级这个资本主义的伟大联合体的行动上的,而这些行动的目的是其成员自己很少理解的,也是这些成员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不可避免地”驱使他们前往的;有时附体于被称为“群众”的巨大而未成形的实体之上,群众做了历史所要求的事情,而不知道他们本身正是历史的“创造性工具”。战争、革命、专政、军事与经济变革,倾向于被理解为某些东方鬼神学中的鬼或神一样的东西,一旦从囚禁他们好多世纪的魔瓶中放出来,他们就变得无法控制,反复无常地捉弄着人与民族的生命。因为这些明喻与暗喻的大量增长,也许已经不奇怪,许多无辜的人现在开始相信他们的生活不仅仅受相对稳定、容易识别的物质因素(自然科学所讨论的物理性质与规律)的支配,而且受更有力与更险恶、更难理解的因素——阶级成员可能无意识进行的阶级间的非人斗争、社会力量的冲撞、如潮汐与丰收那样远非依赖它生活的人所能控制的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影响——特别是不可改变的“社会的”与“行为的”(引用这种新神话学的野蛮语汇中的几个神圣词汇)模式的支配。 受这些新圣物的华丽外表的威吓与贬抑,人们渴望并热切地寻求知识,在那些圣书与教士新谕示中寻找慰藉,他们伪称能够告诉人们他们新主子的脾气与习惯。而这些圣书及其诠释者也的确说了使人安慰的话语:需要产生供给。他们的教训是简单的和非常古老的。在一个诸如此类的怪物横冲直撞的世界,个体人类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很难负什么责任的;新的、可怕的、非人的力量可能使生活处于无限的危险之中,不过,如果它们不服务于别的目的,它们至少会剥夺其牺牲品的所有责任——卸下所有那些人们在不太开化的时代一直带着辛劳与痛苦承担的道德负担。因此,我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我们160失去选择自由,至少我们不会因为一个主要处于我们控制之外的世界而谴责别人或受到谴责。称赞与谴责的词汇eo ipso(于是)成了未开化者与蒙昧主义者的用语。像超然而勤勉的僧侣在以往暴力与倾轧的年代所做的那样,在没有私人感情的编年史中记录下所发生与何以发生的事情,乃是一种体面与尊严的标志,也是同怀疑与危机时代一个学者的高贵的谦逊与人格的完整相一致的;如果他节制自己对道德情绪的自我沉溺,这样做至少能够拯救他的灵魂。对身陷历史危机中的个人的行为痛苦怀疑,以及伴随着这种反思而出现的希望与绝望、负罪感、骄傲与悔恨等等,都将离我们而去;就像被大得无法抵抗的力量驱使的士兵一样,我们失去了由于害怕不得不在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而产生的神经症。没有选择也就没有焦虑,也就有卸下责任的幸福。人类中有些人总是情愿处于被囚的和平和满足的安全中,一种至少在宇宙中找到了自己适当位置的感觉,而不愿处于痛苦的冲突中,不愿遭遇大墙外面世界的那种无序的自由所产生的困惑。 不过,这只是一时的。因为,这种决定论所赖以确立的那些假定,当受到检验时,是极端可疑的。这些力量、这些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历史著作家、什么样的社会学家,能够声称已经产生了可以与自然科学的伟大一致性相媲美的经验概括?说社会学仍然在等待自己的牛顿——但即使这样说也显得太大胆了——这乃是平常之论;在它开始梦想出现哥白尼之前,它还须发现自己的欧几里德和自己的阿基米德。一方面,事实与分析、分类、有用的比较研究、小心而有限制的假说等等,在持续且有用地积累,但要产生值得重视的预测力,还受到太多例外的阻挠。 ○27 另一方面,壮丽的有时是有创见的理论建构,虽因独特的隐喻与大胆的方法而显得模糊,但常能对别的领域的研究者形成刺激。在它们之间的,是巨大的鸿沟,如在自然科学史中不存在的理论与事实证据间的鸿沟。借口社会学还年轻,将有光辉的未来,这是没有用的。这个讲座所纪念的那位英雄奥古?特•孔德,在一百多年前就建立了社会学,而它的制定普遍原理的征服行为,尚未到来。 ○28 它对其他学科产生了富有成果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它为它增加了一个方向; ○29 但是它成功发现的规律、能够为适当的证据所支持的概括太少,以至于它想要受到自然科学般对待的要求,根本无法被满足,它的那几条少得可怜的规律,也不足以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使得检验它们的真理性成为迫切的事情。在社会学的伟大而富有成果的领域(在这一点上,与它的更具思辨也更有成效的姐妹学科心理学不同),受历史学训练的心灵的那些松散的概括,时常比他们的那些“科学的”概括,更富有成果。 至少从历史上说,社会决定论与社会学的“普遍原理”理想较为接近。的确,它也可能是个正确的学说。但是如果它是正确的,并且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它,那么,事实上,我们的整个语言、我们的道德词汇、我们对彼此的态度、我们关于历史、社会与其他任何东西的看法,将发生无法预见的深刻变化。我们作为出发点的褒与贬、罪与无罪和个人责任的概念,将成为有可能崩161溃或消失的结构中的一个很小因素。如果社会学或心理学的决定论被确立为广为接受的真理,我们这个世界将发生巨大的转变,其剧烈程度远非古典与中世纪的目的论世界因机械论原则或自然选择原理获胜而发生的巨变可比。我们的语词,我们的言说与思维方式,都将发生无法想像的变化;选择、责任与自由的观念是如此深刻地内在于我们的见解之中,以至于,我必须坚持说,我们的新生命,即作为完全缺少这些概念的世界中的生物,是根本无法想像的。 不过,也没有必要过度惊吓。我们说的只是那些伪科学的理想;它们并没有成为现实。彻底的决定论的证据尚未出现;如果在某种流行理论中存在着一种相信它的持久倾向,那肯定是因为“科学的”或形而上学的理想诱惑太大,或者是因为那些希望改变社会的人往往相信天命就应在他们身上。抑或他们这样做,并非想增进我们批判性的反思力量,或完善我们的学术技巧,而是太想放下道德负担或减轻个人责任,并将其推卸给非人的力量(这些力量被指责产生了我们的所有不满)。当然,这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信念,特别是在我所说的“历史学哲学”(hisˉtoriosophical,我指的是形而上学—神学的历史理论)形式中,得到广泛的传播;在许多已经失去对旧式宗教教条的信仰的人当中,它具有吸引力。不过,这种晚近流行的态度,也许正在退潮;与此相反的趋势现在已可以觉察到。我们最好的史学家运用经验的检验筛选事实,对证据进行微观的检查,不去演绎任何模式,也不惧怕将责任归咎于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