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当代思想中,笼统而言,有两种强有力的学说,它们就是相对主义与决定论。相对主义,尽管被认为是过分傲慢自信的教条主义或道德自我满足的解毒剂,却是建立在对经验的一种错误解释之上的。决定论,虽然它的锁链上装饰着鲜花,尽管有它高贵的禁欲主义以及辉煌而巨大的宇宙设计,却把宇宙视为一所监狱。相对主义反对个人抗议,相信那些目睹多种世界崩溃、多种理想在时间中退色或变得荒谬的人的道德原则。决定论声称,能够通过表明真实的、非人的、不可改变的生活与思想机制何在,而为我们带来意义。前者,当它不再是一条格言,或不仅仅是对我们的局限性、问题的复杂性的有益提醒时,它是一种值得我们注意的严肃的weltanschauung(世界观),但它是建立在文字的误用、观念的混淆之上的,它依赖一种逻辑的谬误。后者,当它不满足于指出自由意志的具体阻碍(在这里可以举出可以验证的证据)时,就要么建立在一种神话学的基础上,要么建立在一种形而上学的教条之上。在以对事物本性的更深刻、更具破坏性的洞见的名义说服或威吓人们放弃大多数人都具有的道德或政治信念方面,它们有时候是成功的。但这也许不过是一种神经症或混淆的表现:因为似乎这两种观点中没有一种可以获得人类经验的支持。那么为什么这两种学说(特别是决定155论)对那么多本来清醒诚实的心灵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呢? 人类的一个最深刻的欲望,就是能发现一种统一的模式,在其中整个经验,过去、现在与未来,现实的、可能的与未实现的,都被对称地安排在和谐的秩序中。这种欲望常常被这样表达: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存在着一种统一体,“情感与思想的未分化的整体”,“知与被知者”、“外与内”、主体与客体、形式与质料、自我与非我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不知怎么被打破了;人类的整个经验,便成了拼接片断、恢复统一以及逃脱或“超越”范畴——思考方式——的无尽努力。正是这些范畴,分裂、孤立与“杀死”活生生的现实并使我们与之相“割裂”。我们处于一种无尽的探求状态,发现谜底、返回无缝的整体、回归我们曾被逐出的乐园,或者去继承一个乐园;要赢得这个乐园,我们至今做得还太少。不管其起源或价值如何,这样一种核心观念,肯定构成许多形而上学沉思、许多追求科学统一的努力、大部分美学与逻辑及社会与历史思想的核心。但是不管单一的经验模式的发现能否向我们提供许多形而上学家渴望的那种理性的满足,也不管这种观念是不是处在许多形而上学与宗教的背后,它对只有历史学才能处理的实际表象的秩序(经验的现场),并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形而上学家以这种统一的名义拒斥经验科学,说它们仅仅是“无情的”事实的累积,即仅是对那些并非由这些“理性的”关联(这种关联只有理性才能够接受)所联结的事件、人或事物的描述。从波舒哀时代到黑格尔时代直至以后,带着不同程度的概括与自信,不断有人主张能够追溯历史的结构(通常是先验的,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反对),发现惟一一个所有事实契合于其中的真实的模式。但是这种模式从没有也不可能为这样一类严肃的历史学家所接受,这类历史学家愿意确立他那个时代最好的批评者所理解的那些真理,并根据他的那些最细心也最开明156的同仁所接受的标准进行工作。因为他并不把一个独特的图式说成是惟一的真理——所有事实惟一存在于其中的惟一实在的构架;他并不在惟一真实的宇宙模式与错误的模式之间做出区分,虽然他肯定也寻求将事实与虚构相区分。同一个事实能够被安排在不同的模式中,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显示出不同特征,而它们全是有效的,虽然有一些框架在一个领域可能比在另一个领域更有意味或更富成效,或者,以某种富有启发性的方式统一了若干领域,或者反过来,产生不一致与公开的裂痕。这些模式中有一些可能比别的更接近于这个或那个历史学家或历史思想家的形而上学的或宗教的见解。但是通过模式来看,所有事实本身仍然是相对“坚实的”。但这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而且,只要对某一特定模式的着迷导致某一历史学家太人为地解释事实,没有给经验证据以足够的重视而太圆滑地填补他知识的缺口,那么,其他历史学家就会明确感觉到某些事实受到了强暴,证据与解释之间的关系有点不正常。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事实是可疑的,而是因为一个强迫性的模式在起作用。 ○25 摆脱这种idees fixes(强迫观念)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程度——把一个时代的真实历史与神话区分开来。因为,如果不能既将事实与虚构区别开并将事实与解释或理论区别开,确切地说,就不可能有历史思想。当然这种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 我们还会被提醒,在历史与神话或历史与形而上学之间,并无明显的断裂;同样,在“事实”与理论之间,也没有截然的界线:原则上不可能产生绝对的试金石。这的确是对的,但从中并不157能得出什么惊人的结论。只有形而上学家才会争论这些差别的存在;但是,历史还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了。这也就等于说,事实与不管是经验的、形而上学的或神学的宇宙模式间的区别,尽管不很清晰而又处于流动状态,但对所有严肃对待历史问题的人来说,它都是一个真实的概念。只要我们是历史学家,这两个层次必然是清楚的。因此,那种想要摆脱责任的企图必定永远是无效的。在经验的层次,这种企图要么是建立在这个或那个历史的个人或社会之上的,要么是建立在一组个人或社会所持有或传播的意见之上的,要么是建立在某种形而上的机制之上的;这种机制,因为它的非人性,排除了道德责任的观念。摆脱责任的欲望,常常表现为希望逃脱一个不洁的、残酷的、尤其是似乎没有目的的世界,而进入一种和谐、清晰、可以理解、向某一完美顶峰迈进的境界。这一顶峰满足理性、美学情感、形而上学冲动或宗教渴望的要求;特别是,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会是批评、抱怨、谴责或绝望的对象。 当经验的论证被提高到排除个人责任观念的历史决定论的高度时,情况会变得更加严重。在这里,我们不再把这种历史的形而上学——如谢林或汤因比的神正论——当作神学的明显的替代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宏大的社会学历史理论——从孟德斯鸠与philosophes(哲人们)开始的唯物主义的或科学的解释,到十九世纪的伟大学派,从圣西门、黑格尔派到孔德的门徒、马克思、达尔文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弗洛伊德、帕累托和索雷尔到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专家。在这些人中,马克思主义是最大胆的也是最聪明的,它的实践家们尽管在增进我们的理解方面有所贡献,但是他们将历史转变为科学的英勇而有力的企图却并未成功。从这个伟大的运动中,产生了对文明社会的异常丰富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带着它们把所有的性格与行为追158溯至同一种相对说来非理性与无意识的原因的倾向——它们认为同样的原因已经成功地解释了原始社会的人的行为;我们目睹了“知识社会学”观念的成长,这种观念主张,不仅我们的方法,而且我们的结论以及我们相信它们的理由,在全部知识领域,都可以表明是完全或主要由我们的阶级或群体、民族或文化,或其他能被选择的东西的一定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接下来的阶段中,由于这些往往并不令人信服但常常又至少是准科学的观念的融合,带着大量诸如“集体主义精神”、“二十世纪神话”、“价值观的当代坍塌”(有时称为“信仰危机”)、“现代人”或“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等非经验虚构的学说出现了,这些东西常常只是善恶力量的人格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