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

前言与致谢

本书是阐释黑格尔的又一次尝试。在我看来,倘若我从一开始就竭力证明这种阐释的合理性,那么这种证明不仅多此一举,而且可能事与愿违。不过,我在此仍有必要扼要地解释一下摆在所有这些尝试面前的困难。

阐释黑格尔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本项工作将因如下错误中的任何一个而失败。其一是,阐释者以曲解甚至阉割黑格尔为代价来获得极其清晰的、听起来颇有道理的解释。其二是,为了让读者理解某种阐释且最终能够轻松地领会黑格尔的原著,阐释者的阐释虽然忠实于黑格尔,但没有吃透黑格尔。

本书读者必定能判断出我是否成功地避免了这两个容易犯的错误。我愿对本人所作的尝试作些说明。本书第一部分试图阐释黑格尔思想的中心线索,不过我的论述没有拘泥于黑格尔本人的观念。我承认这样做有很大风险。但我希望,把黑格尔哲学概况与其同时代人的主要渴望联系起来的做法并没有背离黑格尔的旨意。黑格尔的哲学见解以自身的独特方式与其同时代人的主要渴望融合到了一起。

所以,第1章致力于描述18世纪90年代青年浪漫派一代的渴望。黑格尔既源自于浪漫派,又把自己规定为反浪漫派。在第2章里,我扼要地介绍了黑格尔思想的发展脉络;在第3章里,我着力展示了黑格尔中心思想的大致轮廓。

在本书其余部分,通过阐释黑格尔工作的诸重要方面,我充实了这种提纲挈领式的描述。在第二部分,我着重阐释了《精神现象学》。在第三部分,我试着阐释了《逻辑学》。这是本书中最冗长而晦涩的部分。对于那些不怎么关心黑格尔论证细节的人来说,这是本书中最得不偿失的部分。那些只对黑格尔思想大致情况感兴趣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对黑格尔政治理论、历史哲学或现代文化观念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这一部分。不过,倘若人们想要理解黑格尔哲学如何以黑格尔本人的方式得到了论证,倘若人们真正想要理解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哲学与其论证方式是如何地密不可分的,那么逻辑学这部分便非读不可。

在第四部分,我解析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并且透过我的眼光探讨了黑格尔对现代社会两难境况的见解。在第五部分,我简要考察了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宗教哲学和哲学史观。在结论性的一章里,我力图证明,黑格尔哲学以什么样的方式仍然构成了诸多阐释之基本冲突的实质性方面。通过那些阐释,我们试图把黑格尔哲学理解成一种文化。

我首先感谢以赛亚·伯林、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和A.J.艾耶尔。多年以前,是他们促使我下决心继续这项复杂的研究工作。在我从事这项研究工作过程中,他们给予我的帮助不胜枚举。我非常感谢以赛亚·伯林,他审阅了本书部分手稿,他的渊博学识,他对黑格尔得以产生出来的整个德意志思想和感伤情怀的理解,使我受益良多。

我也要感谢伯纳德·威廉斯。他对本书提出过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尽管我未能完全采纳那些意见。因他们对本书手稿的某些部分作出了点评之故,我还要感谢赫尔曼·伯森斯坦教授、哈罗德·萨斯教授和杰弗里·钱伯斯教授。

译 后 记

在一个日益功利化的时代里,非功利的纯学术似乎越来越无可奈何地被逼迫到了漂浮无根状态。而“漂浮在语言中”似乎也成了我近几年的基本生存状态。在做了数件译事之后,本欲做他事的我终于挡不住查尔斯·泰勒《黑格尔》的诱惑,把读书时代最为推崇也研读最多的这位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思想以译介的形式重新清理了一遍。

虽然反黑格尔哲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倾向,“形而上学”、“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国家至上的整体主义”、“对理性的过分倚重”、“绝对主义”、“历史主义”、“折衷主义”、“保守主义”等等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罪过,但是加拿大政治哲学家、社群主义代表人物查尔斯·泰勒力主黑格尔哲学仍然具有顽强的思想生命力。在《黑格尔》中,泰勒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全面、细致而富于创见的探讨,对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合理性作了有力辩护。《黑格尔》篇幅宏大,论述平实而详尽,涉及了黑格尔哲学的广泛领域。泰勒把现代哲学中的分析方法和黑格尔的历史方法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且处处据理力争,试图还黑格尔哲学以本来面目,实际上是给出了一个现代性十足的黑格尔。因此,在泰勒眼里,黑格尔是屹立在与现代性哲学话语相关的哲学大厦之巅的守护神。无论我们是否赞成泰勒的见解,《黑格尔》是我们进入黑格尔哲学以至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入口。

朱进东博士原是我在厦门大学哲学系师从张澄清教授攻读德国古典哲学方向研究生时的同门学兄。他去年9月份刚从美国埃默里(Emory University)大学进修回来便愉快接受了参与本译事的邀请。进东兄完成了本书第3部分(第9—13章)的翻译工作。其余部分由我完成。我从去年夏天开始本项翻译工作,到今年6月初完成,为期约一年。在翻译时,凡涉及黑格尔原著之处,我们尽量找到并注明国内已有译本(以商务印书馆译本为主)出处,以便读者查阅和对照。为便于中文读者阅读,凡正文原注一律改为脚注,并在必要之处作了译注;我还根据原著附录制作了必要的索引。全书最后由我进行统校。虽说文责自负,但作为本书主要译者,我对译文负主要责任。不当之处,望学界批评指正。

张国清

杭州·浙江大学法学院

2001年7月15日一稿

2001年11月25日二稿

前言与致谢

本书是阐释黑格尔的又一次尝试。在我看来,倘若我从一开始就竭力证明这种阐释的合理性,那么这种证明不仅多此一举,而且可能事与愿违。不过,我在此仍有必要扼要地解释一下摆在所有这些尝试面前的困难。

阐释黑格尔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本项工作将因如下错误中的任何一个而失败。其一是,阐释者以曲解甚至阉割黑格尔为代价来获得极其清晰的、听起来颇有道理的解释。其二是,为了让读者理解某种阐释且最终能够轻松地领会黑格尔的原著,阐释者的阐释虽然忠实于黑格尔,但没有吃透黑格尔。

本书读者必定能判断出我是否成功地避免了这两个容易犯的错误。我愿对本人所作的尝试作些说明。本书第一部分试图阐释黑格尔思想的中心线索,不过我的论述没有拘泥于黑格尔本人的观念。我承认这样做有很大风险。但我希望,把黑格尔哲学概况与其同时代人的主要渴望联系起来的做法并没有背离黑格尔的旨意。黑格尔的哲学见解以自身的独特方式与其同时代人的主要渴望融合到了一起。

所以,第1章致力于描述18世纪90年代青年浪漫派一代的渴望。黑格尔既源自于浪漫派,又把自己规定为反浪漫派。在第2章里,我扼要地介绍了黑格尔思想的发展脉络;在第3章里,我着力展示了黑格尔中心思想的大致轮廓。

在本书其余部分,通过阐释黑格尔工作的诸重要方面,我充实了这种提纲挈领式的描述。在第二部分,我着重阐释了《精神现象学》。在第三部分,我试着阐释了《逻辑学》。这是本书中最冗长而晦涩的部分。对于那些不怎么关心黑格尔论证细节的人来说,这是本书中最得不偿失的部分。那些只对黑格尔思想大致情况感兴趣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对黑格尔政治理论、历史哲学或现代文化观念更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这一部分。不过,倘若人们想要理解黑格尔哲学如何以黑格尔本人的方式得到了论证,倘若人们真正想要理解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哲学与其论证方式是如何地密不可分的,那么逻辑学这部分便非读不可。

在第四部分,我解析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并且透过我的眼光探讨了黑格尔对现代社会两难境况的见解。在第五部分,我简要考察了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宗教哲学和哲学史观。在结论性的一章里,我力图证明,黑格尔哲学以什么样的方式仍然构成了诸多阐释之基本冲突的实质性方面。通过那些阐释,我们试图把黑格尔哲学理解成一种文化。

我首先感谢以赛亚·伯林、斯图尔特·汉普希尔和A.J.艾耶尔。多年以前,是他们促使我下决心继续这项复杂的研究工作。在我从事这项研究工作过程中,他们给予我的帮助不胜枚举。我非常感谢以赛亚·伯林,他审阅了本书部分手稿,他的渊博学识,他对黑格尔得以产生出来的整个德意志思想和感伤情怀的理解,使我受益良多。

我也要感谢伯纳德·威廉斯。他对本书提出过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尽管我未能完全采纳那些意见。因他们对本书手稿的某些部分作出了点评之故,我还要感谢赫尔曼·伯森斯坦教授、哈罗德·萨斯教授和杰弗里·钱伯斯教授。

译 后 记

在一个日益功利化的时代里,非功利的纯学术似乎越来越无可奈何地被逼迫到了漂浮无根状态。而“漂浮在语言中”似乎也成了我近几年的基本生存状态。在做了数件译事之后,本欲做他事的我终于挡不住查尔斯·泰勒《黑格尔》的诱惑,把读书时代最为推崇也研读最多的这位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思想以译介的形式重新清理了一遍。

虽然反黑格尔哲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倾向,“形而上学”、“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国家至上的整体主义”、“对理性的过分倚重”、“绝对主义”、“历史主义”、“折衷主义”、“保守主义”等等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基本罪过,但是加拿大政治哲学家、社群主义代表人物查尔斯·泰勒力主黑格尔哲学仍然具有顽强的思想生命力。在《黑格尔》中,泰勒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全面、细致而富于创见的探讨,对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合理性作了有力辩护。《黑格尔》篇幅宏大,论述平实而详尽,涉及了黑格尔哲学的广泛领域。泰勒把现代哲学中的分析方法和黑格尔的历史方法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且处处据理力争,试图还黑格尔哲学以本来面目,实际上是给出了一个现代性十足的黑格尔。因此,在泰勒眼里,黑格尔是屹立在与现代性哲学话语相关的哲学大厦之巅的守护神。无论我们是否赞成泰勒的见解,《黑格尔》是我们进入黑格尔哲学以至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入口。

朱进东博士原是我在厦门大学哲学系师从张澄清教授攻读德国古典哲学方向研究生时的同门学兄。他去年9月份刚从美国埃默里(Emory University)大学进修回来便愉快接受了参与本译事的邀请。进东兄完成了本书第3部分(第9—13章)的翻译工作。其余部分由我完成。我从去年夏天开始本项翻译工作,到今年6月初完成,为期约一年。在翻译时,凡涉及黑格尔原著之处,我们尽量找到并注明国内已有译本(以商务印书馆译本为主)出处,以便读者查阅和对照。为便于中文读者阅读,凡正文原注一律改为脚注,并在必要之处作了译注;我还根据原著附录制作了必要的索引。全书最后由我进行统校。虽说文责自负,但作为本书主要译者,我对译文负主要责任。不当之处,望学界批评指正。

张国清

杭州·浙江大学法学院

2001年7月15日一稿

2001年11月25日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