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说到自由,能否解释一下您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划分? 伯: 有两个各自独立的问题。一个是:“多少个门向我敞开?”另一个是:“这里谁负责,谁管理?”这两个问题相互交织又相互区别,它们要求不同的回答。多少个门向我敞开?关于消极自由的问题是:拦在我面前有什么障碍要排除?其他人怎样妨碍着我?其他人这样做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是间接的还是有制度依据的?关于积极自由的问题是:谁管我?别人管还是自己管?如果是别人,他凭借什么权利?什么权威?如果我有权自主,自己管自己,那么,我会不会失去这个权利?能不能丢掉这个权利?放弃这个权利再恢复这个权利?具体怎样做?还有,谁制定法律?或谁执行法律?征求过我的意见吗?是多数人在统治吗?为什么?是因为上帝、牧师,还是党?是出于公共舆论的压力?传统的压力?还是慑于什么权威?这便是与消极自由不同的问题。这两个问题连同各自的附属问题都是重要的且合理合法的,对两者都必需作出回答。有人怀疑我捍卫消极自由而反对积极自由,以为消极自由更文明,那只是因为我觉得,积极自由在正常生活中虽然更重要,但与消极自由相比更频繁地被歪曲和滥用。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是切切实实、不可回避的。对它们怎样的回答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性质——自由社会还是独裁社会?民主社会还是专制社会?世俗社会还是神权社41会?个人主义的社会还是社群主义的社会?如此等等。这两个概念在政治和道德上都曾被歪曲到各自的对立面。乔治•奥威尔对此有过很好的描述。有人说:“我可以代为表达你的真正愿望。也许你以为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而我、元首、我们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东西,只要你认清了你的‘真正’的需要。”我则说,如果国家不采用强制措施,自由也会对老虎和绵羊一视同仁,甚至前者吃掉后者也是在所难免的。但实际上这是对消极自由的歪曲。当然,资本家不受限制的自由就会损害工人的自由,工厂主或父母无限制的自由会让小孩子沦为煤矿的雇佣者。弱者一定要保卫自己不受强者侵犯,就此而言,自由就要减少。如果积极自由充分地实现,消极自由就会被减少。关于两种自由之间要保持平衡,尚未有明确的原则对此予以阐释。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者都是明确有效的概念,而我觉得历史上虚伪的积极自由所造成的危害比现代虚伪的消极自由所造成的危害更大。当然这可能有争议。本杰明•贡斯当是我非常钦佩的思想家,他的论文《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的比较》是我所了解的讨论两种自由的最好的作品。 贾: 这正好是我想问的。在贡斯当和卢梭关于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两者对比的争论中,您站在哪一边? 伯: 我站在贡斯当一边。贡斯当认为有两种自由,他不否认古代雅典人所拥有的自由的价值。在古代雅典人看来,自由意味着在议会中一个人可以指控别的任何人,谁也不能妨碍别人(不管地位多么低微)向法庭提出对他人的诉状,不能妨碍别人公开地谴责他人,不能妨碍别人自由地观察、批评和谈论,而不管这会带给当事人多少不快。但是,现代的自由概念允许人们拥有一定程度的隐私权。隐私这个概念在古代很少见,实际上是中世纪的思想。帕斯卡尔就说过,世界上一切罪恶其实都是42因为人们不安静地坐在房间里而造成的。现代自由确认了人们的稳私权。 贾: 但是,这是私人自由,不是公共自由? 伯: 对。私人自由和公共自由任何一方不受控制的实施都会破坏另一方。隐私确实是个新概念,比人们通常所想的还要新。新概念之所以能产生,是因为有新观念出现。再拿“真诚”这一概念来说吧。可以说,在古代和中世纪,真诚并没有被视为一种美德。真理才是一种根本性的价值;殉难的信念之受称赞,只是在有证据证明它是一个真理性而不是谬误性的信念时。任意一个犹太人或基督教徒都认为,由于异教徒所信奉的东西的确是荒谬的,因此对他们持有这一谬论的那份真诚没什么好钦佩的。随意一个十字军东征的参加者都会说,穆斯林信奉的东西当然是虚假的,因此对他们这种颠倒是非的真诚也没什么好感动的。宗教战争期间,新教徒被看成是把灵魂引向地狱的邪恶的教唆者,是必须被抵制的放毒者,如果必要应该处死他们,可是,事实上,他们宣讲他们的教义,不是为了挣钱,不是为了争权,也不是出于虚荣心,而仅仅因为他们对所讲的东西深信不疑,而且准备着为那些可怕的异端邪说而献身——但没有一个东正教徒会说如此真诚是该受钦佩的。总之,重要的只是真理,而不是真诚。我觉得,把真诚看作一种美德不过是17世纪晚期前后的事。真诚地相信错误的东西是很危险的。是没有道德价值或精神价值的,至少是令人遗憾的。多样性作为一种正面的价值,也是一个新观念。旧观念认为,真理只有一个,谬误可有许许多多。对于任何一个真正的问题,原则上只能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其余的答案必定全是错误的。如果认为一个问题有两方面,可以有两个或更多的互不相容的答案,其中任何一个答案都可被诚实的理性的人所接受,这就是一种很新的观念。有人43认为,伯里克利在他著名的葬礼演说中已经多多少少谈到了此种观念。他接近了而没有确立这一新看法。如果雅典的民主是好的,斯巴达或波斯就不会被承认。自由社会的好处在于容许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意见存在而不被压制,这种观念在西方确实是比较新的。
伯林谈话录——两种自由概念
书名: 伯林谈话录
作者: [伊朗] 拉明·贾汉贝格鲁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原作名: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
译者: 杨祯钦
出版年: 2002-4
页数: 200
定价: 13.5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806573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