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金融世界中,这种理想状况已经日益鲜见。华尔街上流行的话叫“IBG,YBG”,意思就是“我会离开,你也会离开”,潜台词则是:何必当真,把交易做成就行了,赚一单是一单,别看那么远,做项目,创造收入和曝光度。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使这样的投资银行秘密暴露无遗,正应了沃伦-巴菲特的名言,“只有当海潮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在臭名昭著的安然事件中,人们看到,美林的投资银行家为使安然在公告赢利时有一块利润,安排美林适时“购入”安然在尼日利亚三艘游艇的股权,安然私底下答应美林在6个月内回购这些股权,而美林则换取未来的投资银行业务。通过这类资产负债表内外之间的动作,操纵利润,转嫁风险,令无数局外人蒙受损失。人们还看到,在推销网络公司时的振振有词、慷慨激昂,被一封这些公司实际不过是“一堆狗屎”的电子邮件而无情戳穿。投资银行由投资银行家所组成,众所周知,投资银行的主要财富就是有一批投资银行家,可是当有些投资银行家的所作所为已经以客户利益和投资银行自身利益为代价的时候,还能指望这些投资银行稳如泰山吗?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格局下,风险随时存在,危机迟早爆发。2000年的互联网狂潮如过山车般的表现,无非是华尔街整体堕落的一次演练,而今日被称为50年未遇的次贷风暴则是这一现象的一次集中表现。作者在书中说,正是投资银行使得种种泡沫变成可能。而当泡沫破裂时,作为始作俑者的投资银行能一次又一次地独善其身吗?今天的现实告诉我们,每当泡沫兴起,一些投资银行家本能地把它看做是千载难逢的大发横财之机,但是个别人的行为往往给投资银行带来长期的财务和名誉上的破坏,而最终的代价则是由众多机构乃至于社会公众来共同承担。2008年贝尔斯登的境况,以及众多投资银行的窘境,足以给人们这方面的启示。 作者认为,投资银行在历史上是具有正直品格的为企业家所信赖的顾问,而当今投资银行日益唯利是图的态度破坏了金融市场的信心和效率。顶尖投资银行先前占主流的追求卓越的公司文化和为客户服务的精神成为时代的牺牲品,取而代之的是明星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系统性标准降低,其中包括招聘标准、承销标准、研究标准、应对冲突的标准、工作质量标准、团队合作标准以及行为标准。 尼先生的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在这之前还没有一本这样从“里面”进行观察投资银行的书。他从自己半路出家入门当投资银行家的观察、思索入手,给我们揭开了华尔街10年中变迁的内幕。其文笔诙谐,视角独特,没有投资银行切身经历的人是无法写出来的。书中既描写了投资银行家的基本工作——“拼取”项目、炮制“建议书”、杜撰估值模型、推销并购理由,又揭示了投资银行内部的结构、文化、升迁之道乃至投资银行高层的政治争斗。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展示出投资银行家的职业生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以及投资银行正从传统的中介机构逐步演变成直接投资人的过程。作者的笔触尖锐深刻,但却以一种华尔街肥皂剧的形式表达出来,读起来轻松而又回味无穷。 无论年轻人对投资银行家的职业多么憧憬,无论投资银行家们对自己的职业多么自以为是,事实上,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社会大众对投资银行家究竟在干什么所知甚少;第二,投资银行家中的大多数人对他们这份职业的角色的历史演变所知甚少。正是基于这两点事实(或者说判断)本书确实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它生动地告诉社会大众投资银行家们究竟在干什么,同时,也让投资银行家知道传统的投资银行家与当今的投资银行家有多大的本质差别。从这一意义说,这本书无论是对憧憬投资银行职业的年轻学子,还是对已经衣冠楚楚忙于交易项目的投资银行家,乃至在更大范围内对华尔街、对金融现象抱有兴趣的广泛社会人士,都具有很大的阅读价值。 贝多广 2008年4月于北京三元桥 如何来解释由摩根士丹利盛世荣民们发起的这场明显是自毁性的讨伐行动呢?仅仅是出于对裴熙亮的管理心存不满吗?显然难以解释。有些刻薄的评论员认为:“这场蓄谋已久的起义,代表了以出身优越的常春藤名校毕业的投资银行家为特征的华尔街时代的垂死挣扎。”换言之,对裴熙亮的敌意被一种自责性的羞愧所强化,他们认为是他们共同让裴熙亮这个“异教徒”登堂入室,占据了“圣殿”的首位。研究摩根士丹利历史的专家罗恩-彻诺认为:“这是一场贵族与平民的联姻,具讽刺意味的是,平民比贵族智高一筹。” 尽管这种对老卫士与新人之间斗争的评论很有点道理,但并不全面。帕克-吉尔伯特作为哈洛德-斯坦利的继子,又是一个具传奇色彩的JP摩根合伙人的儿子(他的生父在二十多岁时就在安德鲁-梅隆手下掌管司库工作),他可能是最典型的老派摩根士丹利合伙人。但是费希尔这一代及之后的合伙人并非一副模样,他们本身就代表着或者鼓励了与过去的分野。费希尔本人是个胶水商人的儿子,患小儿麻痹症,一直与疾病抗争。1963年刘易斯-伯纳德成为摩根士丹利第一个犹太雇员,这是在经过和精选客户仔细协商后做出的聘用决定,因为当时让摩根士丹利为难的是,客户中有一位是犹太人。而伯纳德后来成为了公司重要的战略改革者。甚至作为新移民后代的罗伯特-格林希尔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并购大战中成为第一个明星也是极具争议的。具讽刺意味的是,格林希尔与费希尔一直不是朋友而是竞争对手,他并没有出席费希尔的葬礼。 尽管当年的费希尔一代是革命的一代,但不能说今天他们维护摩根家族是做作出来的。他们推行变革大刀阔斧,然而他们坚持遵循公司座右铭“以一流方式做一流生意”。对“坏脾气老头”如此强烈的愤怒和不满只有一种解释,也就是他们看到这一最根本的信条受到了全面的挑战。当然,过去十几年中公司内部那些令人不安的变化主要并不是裴熙亮领导的结果,经济的空前高涨和泡沫的迅速破灭给摩根士丹利乃至所有主要投资银行原有的价值观带来巨大压力,并进而推动了相应的变革。 对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各种经济“泡沫”,诸如互联网泡沫、电信泡沫、科技泡沫、股市泡沫,以及投资银行在这些昙花一现的泡沫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已是众说纷纭,但几乎还没有人说过投资银行自身的泡沫。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投资银行使得所有其他泡沫变成现实。他们采取各种方法制造泡沫,例如,将投机性的创业公司包装上市推销给公众投资者,并宣称这些公司的巨额价值是“公允的”,投资银行本身受空前数量的项目驱使已经从根本上演化为一群脱缰的野马。 主要的投资银行百年来的传统就是刻意低调,并形成自己内在独特的公司文化,讲究排他性、忠诚性和保守性。在当年政府监管尚未建立的年代里,这种文化发挥出颇有价值的自律功能。正是在这一文化环境下,CEO们得以在全新的全球消费社会中,针对日益复杂但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市场向客户提供可资信赖的财务顾问服务。 突然之间,这些投资银行家们发现自己凭借公众知名度,成了高速发展的网络经济中的领衔主角。相应的,追逐短期利益的名流CEO们不再忠诚于一家财务顾问。在这样的环境中,投资银行家与对手夺取市场份额的竞争就演变成看谁能放弃一贯坚守的价值观。投资银行家的自我意识出现了转变,从谨言慎行的顾问变成不断追逐项目的猎狗,不仅仅为了利润,更是为了曝光度。经济的繁荣加速了这种趋势。投资银行明星和投资银行家们不甘于只当公司客户的代理人的角色,而更乐意在市场大舞台上充当主角。 2000年泡沫开始破灭了,这些投资银行才痛定思痛。面对市场收缩、监管加紧的现状,公司努力恢复公司原先的文化、名声以及赢利能力,这一切对于公司管理层是严峻的考验。很多高管正是在泡沫中或者因为泡沫才爬上高管层的,可想而知,结局可以说很有讽刺意味。那个年代里名流银行家在公司内部、监管者甚至原先忠诚的老客户那里四处树敌,最后,这些银行家有的被赶出局,有的被起诉,还有的则洗心革面、苟延残喘。经过这些变故的洗礼,整个行业的信任度和利润率都大不如前。 安德鲁-凯彼曼是基尔指定的并购组负责人,我在这个组工作。我不记得凯彼曼是不是每次发号施令的时候都叼着一支没点上火的雪茄烟,但他在我脑海里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卡通式的印象。基尔和凯彼曼并不时常一起出现,但他们的出现有一种劳莱与哈台劳莱与哈台是世界喜剧电影史上最出名的二人组合,他们外表上一胖一瘦的反差就足以使人发笑。——译者注的效果。 我本人第一次接触到建议书与第一次听到“希斯顿集团”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下周跟他们开会。” 凯彼曼看着我疑惑的表情说。“做本建议书出来。” “公司想做事了,”他一边走开一边转过头来说,“我们开始行动吧”。然后,消失在转角处。 希斯顿集团对美国投资银行家来说是一个极有把握的目标公司。在财务保守的英国,这个公司被描述成“最有并购愿望的公司”。希斯顿集团成立于1975年,两个创始人中一个是伦敦的律师,另一个是屠夫出身的投资家,公司专注于收购价值被低估的公司。10年后希斯顿集团上市,在之后的三年里,这个涉足广泛的集团公司收购了一百多家公司。 巴克斯特家禽公司是希斯顿集团的一部分,以鸡肉为主要业务。尽管它并不是集团中最大的业务部门,凯彼曼还是相当高兴去跟巴克斯特的管理人员会面。他希望我们在开会时能讲出点重要观点来。 鸡肉,我对鸡肉知之甚少,它只是我喜欢的肉类之一。我还依稀记得曾祖父在波兰以杀鸡为生,我祖母还以此为傲向周遭邻居吹嘘。她给我的印象仿佛杀鸡的职业是个仅次于华沙首席学者地位的职业,神圣而有威望。这就是我对鸡肉所有的认知和兴趣。 从哪里开始呢?我跑到图书馆里埋首寻找跟家禽有关的一切信息。我发现只有少数几个企业从事与生鸡有关的各种生意。但是希斯顿集团的并购目标是哪家公司、哪块业务呢?我一头雾水。巴克斯特家禽公司已经使用了一般人能够想到的所有处理鸡肉的方式。考虑到它现在专注于杀英国的鸡,看来建议它杀回美国老家应该是个合乎逻辑的建议。 我接着阅读关于美国已上市的家禽屠宰公司的研究报告,发现这些公司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公司是用各种方法切割鸡肉,将鸡肉按不同的部分销售出去;另一类公司通过“加工程序” 将鸡肉加工成冷冻的肉饼、肉块和肉条(后一类我们将之称为PNS业务)。研究报告表明,从事PNS业务的公司是“增加价值”的加工者,因此明显获得更高的估值。 我前往凯彼曼的办公室给他看我的研究成果,那时离巴克斯特会议只剩两天时间。他靠在椅背上耐心地听我讲述最新的发现。我讲完后,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就这些?”他不相信地叫嚷着,将头和手臂伸过桌面迫近我。我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加工“鸡块”的细节和杀鸡的公司,紧张地想做进一步的解释。 “不,不,不。”他打断我的话,站起身来挥着手臂仿佛在驱散那些不相关的词语。 我停下来,和他四目相对。突然之间他好像恍然大悟,跌回他的椅子。“哦,我的上帝。”他的表情似乎在说,“会议就在两天之后,而我还在跟这个白痴纠缠不清。”最后,他慢慢向前靠过来,像对小孩子说话那样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什么……是他们……应该……买的?”前面几个字说得很轻柔,最后那个“买”字从他嘴巴里蹦出来,同时脖子也朝我的方向拉长了几英寸。 除了在商学院学习,我实际上从没想过如何真正给公司做估值。我对那些鸡肉公司已有较多的了解,但从没想过从估值角度去发现并购对象。 “哦,没问题。”我撒谎说,“我明天就可以交报告。现在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对整个行业的看法。” 他坐回椅子里,认真地看着我。我想这下一切都完了。 “明天一早就交给我。”说完,他挥手让我离开,自己又去读《金融时报》了。 我重新埋首于研究报告之中,绝望地读着有关“估值”的章节。几乎所有的报告都有“买入”的建议,但没有一份报告提到具体某个公司适合或不适合被另外一个公司收购。对公司的估值都以“市价赢利率”或市盈率(P/E)为指标。市盈率主要告诉你,在当前股票价格下,投资者要为每一美元(或英镑)的赢利付出多少美元(或英镑)。我并不知道赢利实际上是如何计算出来的,也不知道不同国家的会计方法会产生什么差异,但是我知道一个较高的市盈率意味着股票较贵,而一个较低的市盈率意味着股票不那么贵。至少,对我来说,这是个开端。 垃圾债券是由那些规模小、成立时间短、负债高,换言之,风险大而无法获得传统的低成本资金的公司发行的债券。发行垃圾债券的公司被穆迪(Moodys)和标准普尔定义为“投机”级别,与那些取得“投资”级别的资金充裕、有名望的大公司形成对照。垃圾债券发行者除了支付较高的利率之外,还向投资银行支付更高的“买卖差价”,使之成为债券市场上最有利可图的业务。而给“投资”级别的蓝筹公司融资已经是个成熟业务,买卖差价非常小。但是,尽管垃圾债券业务赢利丰厚,大投资银行还是乐意与福特汽车、AT&T;这样的公司做生意,而不愿意与出现财务问题的克莱斯勒或才起步的麦考移动通信等公司打交道。这种矛盾心态使得细分市场的玩家有机会成为这个极具吸引力的业务的领导者。 真正使一家投资银行走下坡路的原因往往是重大丑闻、资本危机、能干的合伙人大量流失,或者,通常来说三者同时发生。所罗门兄弟公司通过耍弄小聪明,尤其是在固定收益市场建立独特的结构,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一步步爬到了综合融资排名榜的顶峰。但是,公司失控的交易文化导致了败落,在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说谎者的扑克牌》该书中文简体版由中信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上市。——编者注一书中有详细叙述,作者讲述了他作为一个年轻的债券销售员在公司走向1987年崩溃的那几年里的经历。20世纪80年代后期,所罗门的事业大厦开始出现裂痕。1987年,所罗门曾经非常赚钱的抵押资产债券交易的缔造者刘易斯-拉涅里(Lew Ranieri)离开了公司。随后的1991年,公司又遭受了国债市场丑闻的致命打击。尽管公司暂时得到了沃伦-巴菲特的一笔投资(不属巴菲特的成功项目之列)而苟延残喘,但到了90年代末期,所罗门先被桑迪-韦尔(Sandy Weill)的美邦银行合并,后又归入庞大的花旗集团。后来,花旗停止了在所有场合使用“所罗门”这个名字。 能使投资银行走上坡路的原因通常是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交易,外部投资者或实力强大的母公司提供增资,偶尔也靠有利的政策变化。20世纪90年代初期,诸如JP摩根等主要商业银行还受制于著名的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只能在商业银行领域经营而不能涉足证券承销业务。即便受此制约,这些机构还是在过去至少10年里大笔投资于投资银行业务,并期待着该法案最终失效的那一天。他们聘用有名气的银行家,钻现存法律的空子,利用资金实力,凭借庞大的商业银行贷款资产,来壮大在债券市场的实力。JP摩根更可以利用其在国际借贷市场上长期积累的关系,强化其在美国以外市场上并购顾问的显著地位。 JP摩根在海外的相对成功只是个特例,并不代表一般的规律。尽管全球融资和交易的总量分别超过了美国国内,但大多数美国投资银行的全球业务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还相对较弱。文化和法律的壁垒以及当地已有的竞争者对于成功发展海外业务都是重大的挑战。尽管投资银行靠着美国国内排行榜还能自我吹嘘一番,但真正对海外市场却影响甚微。另外,到海外工作虽然听上去挺诱人,但对经验丰富的银行家来说却是职业生涯的终结:充满风险,且升职机会渺茫。每当宣布调任某位银行家到海外机构担任主管,尽管通常的解释是那里的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事实上大多数情况是这位银行家因内部争斗失利而被放逐。不管投资银行如何宣扬自己全球一体化机构的形象,真正的决策机构还是在纽约的公司总部。 这一情景与我于1994年7月进入高盛伦敦分部时所看到的完全一致。伦敦办公室仿佛是在独立的小天地里运作,偶尔从纽约来一两个银行家才让人感觉到公司与美国的联系,他们或是过来开个会,或是从伦敦转道别处。在美国市场,高盛或许是IPO的领头羊,但在英国市场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我从来没有经手过融资性交易。虽然我还稍许记得点曾经向客户建议过并购项目,但对于实际上如何执行项目完全没有概念。然而,也就是在几个星期里,高盛接手了英国10年来最赢利的IPO项目,我居然成了项目联络人。 虽然名义上我可以直接向桑顿汇报,但我在高盛的正式职位在伦敦的通信、传媒和科技部门,简称CMT。这个部门的头是律师出身的斯科特-米德(Scott Mead),他身材矮小、头上秃顶,爱钻牛角尖。米德对我很友善,并不因为我没有经过他面试就进来而生气。他有点害羞,一点也不像我想象中的资深银行家——特别是混迹于传媒业里的银行家。很快我就了解到,实际上米德与传媒业务本身不相干。当时欧洲的通信业务主要就是处理外国政府为国有电信公司私有化而发出的详细的征求意见书(RFP)。一旦被选中,投资银行要做的就是将这些官僚化的国有机构脱胎换骨成有活力的公司,然后向公众发行股票。由此涉及的法律法规千头万绪,正好使米德这位爱钻牛角尖的前律师大有用武之地。米德以前在哈佛读?的时候跟桑顿住得很近,这层关系使得桑顿放心把自己在传媒业方面的任何战略决策都交给他来执行。 通过以往那几年的观察,我发现基尔南的一个问题是他并没有实际参与那么多项目。虽然一位编织大师有能力把只有那么一点沾边的东西凑到一起,但基尔南完全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对基尔南来说,开个短会不成问题,头15分钟表现最佳。碰到长会,情况就不好说了。举例来说,他跟煽情演说家托尼-罗宾斯(Tony Robbins)的私交很不错。如果开会超过一个小时,不管什么公司,不管情况如何,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听,他都会提到这个演说家。(比如说,“你应该跟托尼聊聊拍电影的事”,“你有没有想过跟托尼一起办杂志”,等等。) 我认为把基尔南看做是个有潜力的银行家真是太高看他了——高盛的人员素质居然能低到这么令人悲哀的程度。跟乔一起搞传媒业务给他带来展示自己的机会。当我加入这个小组的时候,除了基尔南自己,我们都很清楚他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挑战。 我跟基尔南和乔的关系总是别别扭扭。基尔南拍肩握手的风格,以及过分注重外表,一副老好人的样子,与我的社交和生活准则大相径庭。我不追逐时尚运动,穿着随意,当时正新婚燕尔,对“小男人”之间套近乎的话题不屑一顾。至于乔,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认为自己必须把我改造成更能被接受的高盛人。不管是他叱责我周末加班的时候穿着宽松的工装裤到办公室,还是批评墙上挂的画反映极差,甚或是冷静地跟我解释保持办公室整洁的必要性,他老是意识不到他在小题大做。公正地说,我的办公室确实乱得出名,其他楼层的同事会闻风前来参观。在一个万圣节派对上,同事非常有创意地将我周边的垃圾收集起来,用胶水、绳子和橡皮筋布置了一个“乔纳森的办公室”。 我当时还那么年轻和幼稚,以为只要努力工作、表现出色,就能弥补跟头头们缺乏沟通的短处。为了实现这个想法,我清楚自己必须拓展一片天地,做些别人不感兴趣而自己可以独当一面的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正在我为这样的想法受挫而快气馁的时候,曾在伦敦参与过的一个项目为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励德-爱斯维尔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之一。当时,这家公司就拥有消费杂志、法律书籍、科技期刊,应有尽有。在对公司资料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和分析之后,我们向他们的总裁、英国人伊恩-埃文(Ian Irvine)建议把消费杂志从公司分离出去,将资产进行重新配置,使公司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和专业出版商。伊恩同意了,但还有个难题要解决。 励德-爱斯维尔是一家通过非常复杂的并购组建起来的经营公司,股权属于两家独立的上市公司,一家是英国公司励德国际(Reed International plc),另一家是荷兰公司爱斯维尔NV(Elsevier NV)。经营公司的董事会里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荷兰人。他们相互憎恶,一方想做的事,另一方肯定反对。鲍勃-克拉考夫(Bob Krakoff)是董事会里唯一的美国人,他这样形容公司董事会的状态:“任何东西,在荷兰人眼里是白的,在英国人眼里就是黑的,反之亦然。整个一团糟。” 不幸的是,对于董事成员之间的敌视和不信任,埃文事先并没有给我们充分的思想准备。在预备会上,我们向他汇报了准备上董事会报告的内容,他很满意,只提出几个小修小改的地方。到开董事会时,神情严肃的荷兰董事和英国董事分别坐在会议桌的两边,壁垒分明。我们才刚开个头,埃文就开始大叫大嚷,一会儿质疑我们的假设,一会儿奚落我们些许的技术错误。其他董事也加入进来跟他一起挑刺。他们好像乐于看到这样的局面。我极力克制自己。后来我才明白埃文的苦心,如果他一开始就表现出对计划书的认同,那就别想让荷兰人接受它。 经过好几个月无数次丑态百出、令人不愉快的董事会议,大家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可以说是极尽我们所能。有一回,我们把高盛内部一个叫戴维-米舒华(David Meerschwam)的荷兰籍银行家也放进我们团队名单里,他以前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尽管这个人在技术上相当娴熟,但为人处世却相当傲慢,不能做到“对客户友善”。就算他跟那班同样傲慢的荷兰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也于事无补。荷兰人跟我们一样,对他忍无可忍。米舒华刚开始发表他那技术含量很高的演讲,就有一个荷兰董事嚷着:“你给我闭嘴,坐下。”这也是他在这个团队短暂经历的最后一幕。 最终,当保留哪部分业务、分离哪部分业务有了定论时,我已经在纽约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件事已经明确——该公司旗下在美国的一小部分消费杂志资产将被出售。这部分业务被称为卡纳斯消费杂志集团(Cahners Consumer Magazines),包括了《美国宝贝》、《时尚新娘》、《帆船》和《动力和摩托艇》。鉴于我是高盛纽约唯一了解这些资产的人,也是唯一几乎认识该公司所有人的人,因此,我强烈要求执行这个项目(尽管在此之前我没有任何出售资产的经验)。同时,我也看到了创建一片自己立足之地的希望——我将是出版业之王。天时地利,我参与这个项目和这个行业的开局不错。 在佩雷拉办公室的会面持续了几个小时,其间夹杂着他对助理芭芭拉吼叫的声音(芭芭拉做佩雷拉的助理已经很长时间,佩雷拉不管手头在处理什么文件,每划拉完一页就交给她一页),还有他给亲朋好友、客户或银行家打电话时激昂的声调,有时候他会眯眼打瞌睡,偶尔还打一两声饱嗝。进入乔-佩雷拉的办公室,不论是为什么事去的,都要时时准备好陷入另一桩或公或私的急事里去。如果接下来他有个约会,那么不论是晚宴还是董事会,他都会拖着那个跟他说着话的人一起去,那是出了名的。我和乔-佩雷拉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就在一个尴尬的场景中领教了他的这一嗜好。那次,他在说一句话的当中突然站起身,示意我跟着他走,嘴里还在不停说着。当我意识到他希望我在便池边继续我们的谈话时,他已经手持一张报纸,舒服地安坐于马桶之上了。几分钟后,他的二把手特里-麦吉德(Terry Meguid)过来正好占着他旁边的厕位隔间,于是他也加进来开始一场三方对话。这是我最后一次同意在会议中间跟着他走出办公室。 佩雷拉在业内毫无疑问是个并购专家,同时他也是个极有效率的高级客户关系银行家。很多在摩根士丹利知名的跨行业银行业务——从山德士和汽巴-嘉基的合并到美国在线和时代华纳的合并——每件他都经过手。尽管佩雷拉具有令人敬畏的业绩记录,他也乐于出席各种会谈,但大多数银行家在请他担任某个客户的“高层支持人”之前都要思考再三。佩雷拉不愿意只是去支持一下新业务拼取项目过程。如果你请他参加,那他就永远在这个客户团队里。一旦你把项目搞砸了,或者犯了更大的错误,比如没有及时汇报项目进展,那就等着接受他招牌式的咆哮吧。如果有人把他惹毛了,让他冷静下来得要有个三五天,在与之毫不相关的内部会议上都能听到他恶言谩骂几个小时。 其他银行家不太愿意请佩雷拉来支持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难以捉摸。当“在状态”时,他比任何拼取项目的人都有效率;而当他“不在状态”时,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有时就是一团糟。 有些时候情况是可控的。任何公司、任何情况都能引起佩雷拉的注意。曾经有一次,我请他参加一个普通商业信息公司的IPO项目争夺。会议进行到工作午餐,乔-佩雷拉发现餐桌上使用的银器比资本市场部同事的股市行情介绍更有说头。他先仔细观察了一下自己面前的那份餐具,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当他起身巡视别人的餐具时,我就知道接下来他与该公司的CEO会有一场精彩对话了。 即便银行家们周全考虑到所有情况,又在事前与佩雷拉和团队一起认真做了预演,到时候乔-佩雷拉仍然可能节外生枝。任何事都能在一瞬间占据他的大脑——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啦,他刚读到的新闻啦,突然想起很早以前一件跟公司有关的事啦——最终这些琐事能把游说客户的时间全部占满。 虽然如此,我还是很乐于跟佩雷拉共事。忙碌了一整天,没人比他更思维敏捷、判断力超强,他还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寻找更准确的答案。大家亲切地称他为“乔伊老爸”,即便“不在状态”的时候,他也会尽力用谦虚而又得体的方式与重要的客户保持交流,而这种低调和正派恰好是华尔街上少之又少的品质。我稍带自私地认为,不论学好学坏,没有人比佩雷拉更愿意传授经验,也没有人比他更风趣。 除了为人风格独特,佩雷拉还是个卓有成效的领导者。就像他所崇拜的罗纳德-里根一样,他对一些基本原则矢志不渝,他让每个人明白应遵守哪些基本原则,违反这些原则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摩根士丹利内部普遍都知道,佩雷拉的有效覆盖客户是指什么,也知道他对哪些行为举止看不顺眼。他对夸夸其谈者洞若观火,对人群中的是非曲直明察秋毫。他极其倚重他的副手麦吉德,而后者则把佩雷拉的指导原则贯彻到员工薪酬和人事任命的决策过程之中。 最后,也是对于任何专业服务机构的有效管理最关键的一点,佩雷拉确保自己参与每天的客户服务工作。研究发现,当专业人员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争得业务的能力时,其团队领导就要证明自身在这方面的能力,否则,将无法带领这些专业人员。特别是在挣到钱才是硬道理的投资银行里,一个管理者如果不能显示自己是一台“挣钱的机器”,那他很快就会失去手下人对他的尊重。如果他高高在上,仅仅像个官僚主义者,对重大决策总是放马后炮,那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孤立,人们对他的怨恨会与日俱增。一个管理者参与各行业组的重要客户之中,就可以在做人事和薪酬决策时避免盲目主观,并让人心悦诚服。按照常理来说,一个能拼取项目的人未必就是一个优秀的管理人员,至少在投资银行是这样的,不过,能不能挣钱却是登上领导台阶的必要(如果不是充分)条件。尽管每个人都碰到过“乔伊老爸”把客户会议弄得一团糟的局面,但是没有人会否认佩雷拉是摩根士丹利最呼风唤雨的人物。 由佩雷拉(或者另外那些和他有着相同判断力和信用度的人)在摩根士丹利坐镇,掌管那些有点各行其是的行业小组和职能部门,我觉得这是确保这家公司不至于运作失控的关键。我和佩雷拉挺合得来,他在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就以个人名义担保,如果我能加入摩根士丹利,他会不遗余力地助我成功。 那是发生在1998年的事。摩根士丹利有个年轻的黑人分析员上了同性恋杂志的封面,第二天公司就把他开除了,这件事让大家明确了投资银行里大多数人对同性恋以及种族上的排他性。克里斯蒂安-柯里事件以及摩根士丹利对此事可笑的处理方式,包含着与表面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和暗喻。柯里是个难搞的富家子弟,进摩根士丹利时,很多人在面试之后持保留意见,但他的父亲与摩根士丹利一位高级职员素有往来。他的父亲威廉-柯里博士是纽约基督教长老会医院的外科医生,比尔-刘易斯(Bill Lewis)当时是摩根士丹利地产部负责人,他们是辛尼克山高尔夫私人俱乐部的第一批黑人会员,在那里他们结识成为朋友。换句话说,柯里进摩根士丹利的方式与很多年来那些上等白人家庭的公子哥儿进一流公司工作的方式差不多。富家的黑人小孩和富家的白人小孩一样,会乖张地干出蠢事,这对于大到种族关系、小到投资银行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如果不是因为错误的时间加上错误的判断,克里斯蒂安-柯里本该很快被人淡忘,只有他的家人和推荐者才会感到失望。刚开始的时候,当时正值1998年4月,摩根士丹利人事部已经将柯里疑似胡乱花钱的大量证据提交给了乔-佩雷拉。对他的调查开始于后台部门对柯里递交的很多“餐费”发票报销中一张撕掉抬头的发票做了电话确认。当发现这张“餐费”发票是来自于一家名叫Cheetah的“夜总会”时,更深入的调查接踵而至。结果发现,柯里在10个月的任职期内的费用报销中有一大半,即超过150份是弄虚作假的。那些在Cole-Haan皮件店、Blockbuster音像店、FAO Schwartz玩具店、Lots of Linen服装店和酒吧的消费都被注成“餐费”来报销。 这些当然还只是小事。除了疑似报假账以外,柯里还经常迟到早退,中午才见人影,不到下班时间又消失了。但是,因为柯里的档案里标着“推荐人比尔-刘易斯”,佩雷拉在做出开除决定之前,建议等到下个周一刘易斯休假回来。对摩根士丹利不幸的是,就在柯里被按计划开除之前的那个周末,用柯里和他半竖起的生殖器做封面的那期《玩乐》杂志已经出现在街头报摊上。 柯里事件还反映出主流投资银行在人手短缺的情况下保持用人标准和企业文化方面的不力。人员短缺主要是因为突如其来的交易增长以及无法预料的人才流失,员工中最优秀、最聪明的都跳槽去了新成立的网络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其结果之一就是那些曾经是精英俱乐部的公司走向平庸化。而柯里原是个私欲熏心的庸人,对名人效应抱着病态的嗜好,这种形象恰好成为那个时代投资银行家最好的招贴画。 柯里事件成为意料之外的催化剂,让摩根士丹利意识到与昔日相比公司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以往行之有效的内控机制只适用于极高素质的员工经营较小规模的业务,面对新的环境,这种机制已经力不从心了。 与招聘标准问题有关但又有区别的一个问题是机构内部行为的标准。不管大众怎么看,一流的投资银行总是保持着沉着冷静的形象。相对来说,至少在投资银行业务部(区别于交易部门,交易部门在文化上通常更加自由),人们不太能够容忍越轨行为或侮辱行为。这里不太出现丑闻,不管是否与性沾边,即便有,也会很快被悄无声息地处理掉。失去理智的白人男性高管骚扰女性员工、在走廊上大声说粗话、拿东西扔向战战兢兢的下属,这类事件在社会上并不少见,但在顶级的投资银行却很少发生。 如果深入研究那些三四流的投资银行,很容易发现上述行为的存在。我认为其原因在于这些公司更趋向于以单个的行业小组来获得大比例的收入和利润。投资银行的评级越低,就越需要通过更多更长期的薪酬保证来吸引高素质的银行家,同样,个人或小组对整个机构的重要性就越大。如果一个行为举止很差的小组给整个公司挣了1/4的赢利,小组里的每个银行家都有三年合同保证,那么管理层在没有取得他们渎职的真凭实据的情况下不可能解雇他们。 好的投资银行和差的投资银行的区别在市场高涨的时候变得含混不清。鲍勃-基茨(Bob Kitts)在摩根士丹利发生的故事典型地反映了这个事实。基茨是业务发展组(Business Development Group, BDG)的联席负责人,负责提出创新产品并介绍给其他小组,更重要的是,还向他们所负责的杠杆并购客户做推介。个子矮小结实的基茨是个敢作敢为、斗志旺盛的人,有点喜欢恶作剧。他在办公室里放了一副拳击手套,在公司内部拼命地推动行业专家为他的杠杆并购客户提供各种可行的并购建议。基茨手底下有个运营主管名叫劳伦-贝塞特(Lauren Bessette),这个人和基茨一样厉害,但她会庇护下面的员工。 但是,高盛的人员流失率和它的同行一样高。为了阻止人员的大量流失,高盛(在赠送IPO股票的基础上)设置了更慷慨的薪酬激励计划,但是这样做仍然于事无补。高盛的竞争对手无疑偷笑不已,但在窃喜之后迅即心生恐惧。如果高盛用走人就没收其IPO股票的大棒都没能留住人,那其他银行又如何提供更大的胡萝卜来达到目的呢? 这些成功人士先是蜂拥至投资银行,尔后又转投网络,如何解释这一奇怪的群体现象呢?当时,我在琢磨其中的奥妙,我想原因不会像“贪婪有理”那么简单,但肯定要比“集体疯狂”的说法更具说服力。出乎意料的是,我无意间在阿尔-戈尔发起的个人自我发现之旅中找到了线索。当时正值戈尔力争继任比尔-克林顿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竞选期间。 戈尔遇到中年危机,先是1988年惨遭总统竞选提名失败,之后他的儿子又碰到车祸险些丧命。在田纳西大学心理学家的帮助下,戈尔根据他们提供的阅读材料开始对家庭危机进行深入研究。有一本书引起了戈尔的内心斗争,这本书是瑞士心理学家艾丽斯-米勒(Alice Miller)写的《天才儿童的戏剧人生:找寻真正的自我》。戈尔不仅将书分送给朋友和同事阅读,还在面试时问求职者是否读过这本书。 米勒的书讲的是那些从小“因为天才和成就而得到赞扬和敬重” 的人所碰到的特殊问题,这些人特别有天赋,同时又极度敏感,某天“突然发现不能达到人们所期望的境界,而自己又不得不坚持下去”。米勒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天才儿童的父母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利用孩子的天赋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此情况之下,儿童为了不断获取父母的关爱,只能不断创造新的成就,并且在心底隐藏着一种恐惧,认为父母喜欢的不是他而是他取得的成就。这类儿童除了取悦的需求之外,从来没有开发出自我的意识,因此会面临大喜大悲的情感体验。每当最新成就的喜悦退去,他们就会因为不能体会自我感受和需要而变得羞愧和空虚。很快,他们会开始接受新的挑战,幻想着能够永久性地填补这种空虚。 作为同一种综合征,这听上去至少可以给出部分答案,来解释为什么一波又一波优秀的商学院毕业生和投资银行家会盲目地追求当时公众所认为的成功事业,而不管自身是否对此感兴趣,甚至连高盛IPO的经济激励也能放弃。 戈尔解决了自己的这场危机,但不知道银行家们是否能清醒过来。米勒博士的药方是让银行家们通过做心理测试来寻找自己真实的情感。乍一看,这种解决方案无法实施。但是,与那种让银行家保持好心情的“生活质量”相比,心理测试可能更有益,它会让合适的人以合适的理由离开银行业。谁知道呢,或许银行家经过心理测试以后不仅变得更快乐,而且能成为更好的银行家。 当我们了解了20世纪90年代哪些人成为了投资银行家,他们为什么要当投资银行家之后,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投资银行向交易驱动型企业文化根本转变所带来的影响。“IBG YBG”的口号几乎就是这种新的优先秩序与全面满足各种客户需求之间冲撞的必然产物。在整个华尔街,成为优秀的团队成员或者拥有其他古怪的想法不再是个人成就的目标,大家的目标变成做项目、创收入以及曝光度。用保尔森的话来说,就是避免变成恐龙。为了成为表演者、大明星,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更何况成本是由别人扛着。确确实实,代价是巨大的。 这一背景可以帮助你理解本书之前所讲的事和将要展开的内容。投资银行家在即将到来的衰退中丢掉饭碗,由此而失去自我价值认同,感到空虚和迷茫。更广泛地看,过去10年投资银行的社会形象逐渐走下坡路,公司的部分标准也相应降低,这使得投资银行家的个人和专业形象也一并遭到破坏,他们感觉像是被出卖了,并且变得有点脾气暴躁。投资银行业的转变所带来的更重要的社会意义还不在这里,不过“天才投资银行家的戏剧人生”给我们的故事添上了浓重辛辣的一笔。
半路出家的投资银行家——3
书名: 半路出家的投资银行家
作者: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华尔街10年变迁内幕
译者: 叶扬 覃扬眉 | 贝多广 | 贝多广
出版年: 2008年
页数: 237
定价: 3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8612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