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凯歌高奏

本书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经济事件总是在某种政治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如果不考虑20世纪90年代的基本政治事实，就无法理解几年之前的世界面貌。这个基本事实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倾覆。社会主义不仅不再是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理念，它也失去了激荡人心的力量。 很奇怪的是，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颠覆始于中国。邓小平在1978年将中国带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而在短短的三年之前，共产党人还在越南取得了胜利，在短短的两年之前，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者才在中国国内的斗争中失败。这件事在今天看起来，仍然有些难以置信。也许邓小平自己也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条路将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变革；邓小平尚且如此，别国人就不用说了，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明白，10亿中国人已经平静地摒弃了传统思想的禁锢。事实上，晚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聒噪阶层”还根本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巨变；当时的畅销书把世界经济描绘为欧洲、美国和日本“拼死相搏”的竞技场，中国充其量只被视为一个次要角色，也许只不过是崛起的日元区中的一员。 但是，人人都意识到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就是苏联的解体。 没有人真正明白苏联政权出了什么问题。“事后诸葛亮”的我们现在意识到，当时苏联的整个体制已是问题重重，其最终的崩溃是势所必然。但这个政权曾经在内战和饥荒的威胁下维持了统治，曾经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败了纳粹，曾经动员起充足的科学与工业资源与美国的核优势相抗衡。它怎么会如此突兀地消亡，竟然没有伴随着轰然巨响，在一声呜咽之中就倏然而去，这应该是政治经济学上最难解的谜题之一。也许苏联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革命热情似乎至多只能维持几代人的时间，尤其是时间一长，人们就不再愿意以社会公益的名义排除异己。或者也许是由于，苏联宣称资本主义在走向腐朽没落，而资本主义一直都活得好好的，于是苏联政权的根基就逐渐动摇了。我个人有一个没有多少证据支持的猜测：亚洲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兴起以间接的方式深深打击了苏联政权的士气，因为苏联自称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亚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让这个说法更加站不住脚了。苏联打的阿富汗战争毫无获胜的希望，又让国家元气大伤，面对罗纳德-里根主持的军备扩张，苏联的工业也明显不是对手，这些因素显然都加速了苏联的崩溃。不论原因如何，1989年，东欧剧变，而到了1991年，苏联也解体了。 这场瓦解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影响了全世界，而所有这些影响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宰地位。 第一个影响显然是，曾经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生活的几亿人突然变成了公民，并愿意尝试一下市场经济。但有些奇怪的是，从一些角度看，这一影响在苏联解体的诸多影响中是最不重要的。大多数人曾期待东欧的各个“转型经济体”很快成为国际市场的主力，或者成为国际投资垂青的对象。而事实却截然相反，东欧各国大都转型得十分艰难。例如，就像意大利的南部地区一样，东德变成了德国的落后地带，始终低迷不振，并不断引发各种社会与财政问题。现在，苏东剧变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波兰、爱沙尼亚、捷克共和国这几个国家方才有了一丝成功的样子。而且，对于全世界而言，俄罗斯本身变成了一个引发金融与政治动荡的重大源头，其破坏力惊人。但我们暂将此事留待第6章再讲。 苏联政权倾覆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那些曾经依赖苏联解囊相助的政府，现在只能自食其力了。反资本主义人士曾将其中一些国家浪漫化，并将它们当成偶像崇拜，而这些国家突然陷入贫困，从而揭示了它们过去依靠苏联的实情，于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声望遭到损害。古巴曾像一位英勇的斗士，单枪匹马、枕戈待旦地与美国对峙，在那时，对于拉美各地的革命者而言，古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象征，显然要比莫斯科那些老迈的官僚有吸引力得多。苏联解体之后，古巴一片凋敝，此事本身就让一些人的幻想破灭，但不仅如此，这还揭示了一个痛苦的真相：恰恰是由于那些老迈官僚的巨额资助，古巴才能在过去保持那种英勇的姿态。与此类似，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激进人士，尤其是韩国学生中的激进分子眼里，朝鲜也具有神秘的魅力。但现在，由于苏联援助的停止，朝鲜人总处在饥荒之中，当年那种震人心魄的力量也就烟消云散了。 苏联解体基本上还直接带来了另一个影响，就是许多激进运动的消失，那些运动虽然声称自己代表纯洁的革命精神，但其实只不过是由于莫斯科提供了武器、训练营地和资金，它们才能维持下去。欧洲人总喜欢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激进恐怖分子，如德国“赤军”和意大利“红色旅”，与那些腐败、年迈的苏联共产党人毫无瓜葛。但我们现在知道，他们都严重依赖苏联阵营的援助，一旦苏联援助消失，这些运动就无影无踪了。 最重大的影响是，苏联的崩溃粉碎了社会主义梦想。在150年的时间里，对于那些不喜欢受市场之手摆布的人而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主义理念是一个思想上的集合点。奉行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会摆出各种社会主义理想，作为他们禁止外来投资、拒绝偿付外债的理由；工会使用社会主义的措辞来要求加薪；就连商人在要求国家实施关税或给予补贴时，也会诉诸隐约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准则。即便那些已经基本接受自由市场的政府，在这样做的时候也是小心谨慎，甚至有点羞羞答答，因为它们总是担心，彻底听任市场自由发挥作用，不加干涉，会被视为一种冷酷的、不人道的、反社会的政策。 但现在，还有谁能脸不红心不跳地使用社会主义的措辞呢？作为婴儿潮一代的一员，我还能记得在那个年代，革命理想、英雄推动历史前进的理念还是很能打动人心的。但现在，宣扬革命理念，已经相当于拿别人的痛苦开玩笑：俄罗斯进行了多次清洗，建立了大量古拉格集中营，但仍然一如既往的腐败、落后；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种种经历之后，挣钱成为中国人的第一目标。世界各地仍然有一些激进的左派，他们顽固地宣称，已经尝试过的各种社会主义实践都不算真正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些温和的左派，他们认为，一个人可以摒弃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不必因此变成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徒，与前者相比，这一观点更有道理一些。但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已经失掉了主心骨，这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在当今的世界上，产权和自由市场被视为基本的准则，而不是勉强为之的权宜之计，至于贫富不均、失业、不公正等市场体系令人不快的方面，也都被认定是无法更改的现实，被人们所接受。这是自1917年以来从未有过的情况。就像在维多利亚时代一样，资本主义稳若磐石，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取得了诸多成就（我们很快就将看到，这些成就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是因为，没有人能提出一种足以替代资本主义的、令人信服的道路。 这一形势不会永远延续下去。未来肯定会有新的意识形态、新的梦想。如果当前的经济危机久拖不决、持续恶化，新的意识形态和梦想将会更快涌现。但目前而言，资本主义统治着世界，这一统治地位没有遇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