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烈拥护自由市场的人士的心目中,香港一向占据着特殊位置。在当年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认为保护主义和政府计划是正确的发展道路时,香港实施自由贸易,推行任由企业家发展的政策,而且向世人表明,如此完全开放的经济体,可以取得发展理论家们从来不敢想象的增长率。香港还最早复活了货币局制度,而在一些保守派分子的想象中,货币局的复活是重建金本位制的第一步。年复一年,保守派机构“传统基金会”将香港评为“经济自由指数”最高的经济体之一。 但是,香港遭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自身的经济管理几乎没有什么过错:香港经济是依照法治运行的,银行得到良好的监管,预算政策保守,在这些方面香港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在危机之前,香港几乎完全没有裙带关系猖獗的迹象,而且在危机爆发后的第一年里,香港也完全没有发生恐慌性的资本外逃。但很明显,这个城市当时处境不佳,时运不济。随着邻近地区的低迷,香港经济也受到影响:日本人不再来香港做短暂的购物之旅,东南亚公司也不再请香港银行提供服务了。更不幸的是,香港实施严格的联系汇率制度,所以虽然当时别的亚洲货币大多已经贬值,香港却仍然牢牢维持7.8港元兑换1美元。于是香港的物价突然之间就远超曼谷,甚至东京。这一切的结果是,香港经历了一场人们记忆中最严重的衰退。 不可避免的是,唧唧喳喳的怀疑声开始浮出水面。香港真的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港元汇率吗?一些香港商人公开促请香港金融管理局让港币贬值,以降低他们的生产成本,恢复他们的竞争力。这些请求未被理会,香港政府也宣布港元汇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毕竟1992年英国政府也这么说过,后来还不是贬值了?另外,中国会怎么做?主要由于有货币管制,这个亚洲巨人基本上躲过了危机的第一波。但到了1998年夏,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减速的迹象,与此相伴随的还有一些传言,即中国可能也会使其货币贬值,这就使香港的处境变得紧张多了。 这些似乎都是坏消息,但一些对冲基金视此为天赐良机。 1998年8月和9月,香港发生了什么事?对此没有准确的数字记录,原因我们就不用多说了。但是,根据香港官员和市场参与者的描述,我们可以简单将其描述如下。当时,一小群对冲基金对香港展开了一场“双杀”行动。虽然香港官员没有点任何机构的名字,但根据传闻,这些对冲基金包括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以及朱利安-罗伯逊拥有的“老虎基金”,后者的知名度稍逊,但影响力丝毫不弱于前者。这些对冲基金“卖空”香港股票,也就是说,他们从股东那里借来股票,然后将股票出售,换得港币(当然他们要向股东承诺,到期时会把股票买回来还给他们,并支付在此期间使用这些股票的“租金”)。然后他们用这些港币交换美元。他们其实是在赌,香港将允许港币贬值,或者香港金融管理局将提高利率以维护币值,这两件事必发生一件。如果港币贬值,由于他们已经用港币交换了美元,所以他们将获利。如果香港提高利率,那会使香港股市下挫,而由于他们已经“卖空”了香港股票,所以香港股票的降价也将使他们获利。 但香港官员认为,这些对冲基金不仅仅是在赌这两件事发生,而且是在竭尽全力地促成这两件事,就像1992年索罗斯促成英镑贬值一样。这些对冲基金每隔一段时间就大肆声张地卖出大笔港元,以让市场上的所有人都注意到他们的行动。香港官员还称,这些对冲基金收买了一些记者、编辑发表文章,暗示港币或人民币已经处在贬值边缘,或者二者都会贬值。不过在这一点上,香港官员也没有点谁的名字。香港官员的意思是,这些对冲基金是在蓄意鼓动一轮港币抛售风潮。 这些对冲基金真的在一起密谋了吗?这是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法律漏洞:如果有人签订明确的协议,图谋操纵一家美国公司,比如微软公司的股价,他们会被送进大牢,但如果有人针对香港股市(1998年其市值和现在差不多)制定类似的阴谋,却明显不会受到法律的追究。这些对冲基金也有可能是各自单独行动、毫无联系的。但最大的可能是,各家对冲基金没有明确串谋,只是有些眉来眼去,比如高尔夫球场上的几句闲言,高级酒会上的几声碎语。毕竟这场游戏的玩家不多,而且他们都很明白应该怎么玩,所以只要有一丁点的暗示,所有人都会心知肚明。 不过,一些观察家怀疑,除了针对香港的行动之外,对冲基金当时还有一场更大的密谋。也许四家对冲基金组成的“香港四虎”(或“五虎”,数目不重要)还在策划攻击别的货币。当时,各家对冲基金也正在卖空日元(因为当时日本利率较低,而且他们觉得如果港币贬值,日元很可能也跟着贬值)。他们对澳元、加元等货币也采取了类似做法。除了抛售港币之外,他们也在大张旗鼓地抛售这些货币。所以也许可以说,当时出现了一场针对大部分亚太地区的阴谋,甚至很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市场阴谋,香港只不过是其中最受关注的对象而已。 而且这场阴谋看起来很可能成功。毕竟面对冲击,香港似乎没有对策。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股市相比,香港股市规模很大,但和那些对冲基金掌握的财力相比,就不算大了。有报道说,那些疑为阴谋者的对冲基金当时总共持有300亿美元左右的卖空头寸,这相当于在美国股市上卖空大约1.5万亿美元。另外,香港市场是高度开放的,而且看起来应该会继续开放下去,因为香港素来以经济自由、没有专断的政府干预闻名,而香港的生存恰恰依赖这一声誉。控制资本外逃,对于像香港这样的城市而言,是不能想象的。总之,对冲基金的计划似乎很聪明,成功率极高。 但出人意料的是,香港没有坐以待毙。 香港别出心裁地利用了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资金,这是它在反击中使用的主要武器。当时香港金融管理局恰好拥有庞大的财力。前文讲过,香港实施货币局制度,流通中的每7.8港元都有1美元的储备做后盾。但人们发现,当时香港金融管理局储备的美元,除了能兑换流通中的港元之外,还是绰绰有余的。如何利用这笔资金来抵御对冲基金的攻击呢?办法就是,用这笔资金购买香港股票,从而推高股价,让那些已经“卖空”香港股票的对冲基金遭受损失。当然,香港金融管理局必须大举购买股票,必须与那些对冲基金“卖空”的规模相当,或者更大,才能让这个办法行之有效。但当时该局显然有充足的财力来这么做。 那么,那些对冲基金为什么没有预料到这个对策呢?因为他们以为香港政府不敢这么做,而不敢的原因是,干预市场势必引发保守派的激烈反应。看到一位奉行自由市场的模范竟然要干预市场价格,保守派必定会感到无比惊骇。后来确实是这样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咆哮说,香港政府的行动是“疯狂的”。“传统基金会”正式取消了给予香港的荣誉,不再将香港认定为捍卫经济自由的堡垒;各种新闻报道将香港与刚刚实施了严厉资本控制的马来西亚相提并论。面对这种局面,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开始到世界各地游说,努力向投资者解释香港政府的行动,向他们保证,香港政府实行资本主义的政策没有改变。但这场说服工作十分艰难。 在一段时间里,对冲基金希望,香港当局在看到这些反应后将被迫让步。各家对冲基金将自己的卖空头寸展期(就是说给那些股东更多“租金”,从而获得延期归还股票的权利),然后躲在堑壕里,等待香港政府撤兵。这时香港政府使出了杀手锏。香港制定新的规则,限制“卖空”行为,于是那些借出了股票的香港投资者,开始纷纷要求对冲基金归还股票。这一招迫使对冲基金解围而去,但一边撤退还一边愤怒地叫骂不绝。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香港遇袭
书名: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
作者: [美] 保罗·克鲁格曼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原作名: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and the Crisis of 2008
译者: 刘波
出版年: 2009-3
页数: 181
定价: 30.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508614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