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我认识的毕加索

我问我自己，为什么我在写到毕加索的时候感到难于下笔。也许是因为他的名气很大，因为关于他已写了成百本书，因为已经有了一些鸿篇巨制，它们不仅评论他的每一件作品，也描述了他的工作室、他的鸽子或狗、他的绒毛衫和鸭舌帽?当然，描述过毕加索的人是很多的——既有他的密友，也有偶然见过他一面的人，他们的描述有的机智，有的笨拙，有的才气横溢，有的味同嚼蜡。但我在写到毕加索的时候之所以感到难于下笔，其原因却并不在此；要知道我也如同任何一个作家一样，有过无数次这样的经验：虽然明知我要写的东西是早已有人写过了的，但依然在桌子面前坐了下来。不用说，描写一场普通的秋雨要比描写一架喷气式飞机的起飞困难得多；但是我在这本书中却常常要叙述那些在我之前曾不止一次被描写过、而且也比我描写得出色得多的东西。 一位大画家有次对我说：“毕加索是个天才，但是他不爱生活，然而绘画却是肯定生活的。”这是真实的，而且也像毕加索极其热爱人、大自然、艺术和生活，也像他那永不消失的少年人的好奇心一样真实；他的许多油画不仅表现了生活的美，同时也表现了它那可以感触得到的温暖、风格和气味。评述毕加索的人们指出，他渴望解剖有形的世界，剥下它的皮，掏出它的五脏六腑，既要分割大自然、肢解道德，还要破坏一切现存事物；有些人在其中看到了他的力量、革命性，也有些人惋惜地或愤慨地说他有一种“破坏精神”。(40年代末，当我读到我国一些批评家评论毕加索的文章时，我曾为他们的判决——自然，这并非出于他们的本意——竟同丘吉尔和杜鲁门的口吻不谋而合而大为惊奇，这二人一个是业余美术家，一个是业余音乐家，他们竟大骂毕加索是暴徒。)我一生中曾不止一次感受到毕加索的破坏力量，在若干时期中，我的这种感受还非常强烈，它曾使我喜悦，它曾给我鼓舞。但这是我的生平的一个事实，而不是毕加索的。(现在我觉得毕加索的某些油画是难以忍受的，我不理解他何以竟能憎恶一个漂亮女人的面孔。)把一个满怀建设热望的人，一位从未间断地从事了60年以上的建设而且至今犹在建设的 艺术家，一位宁愿舍弃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说要轻松得多的无政府主义、漠不关心或怀疑姿态而去参加共产党的艺术家称为一个破坏者，这是否公正呢?毕加索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是活跃的，他被形形色色的“鉴赏家”在审美上的无知激怒了，他宁肯选择孤独而摒弃各种会议，可以说这种说法也是真实的。但是与此同时却又怎能忘却他在西班牙内战时期的热情、他的鸽子、他的参加保卫和平运动、党证、标语、为《人道报》作的宣传画以及其他许多事情呢? 在我来到巴黎前已结束了的蒙马特时代，在我曾试图加以描述的“洛东达”时代，我们这些人都还是青年，爱恶作剧，爱“装疯卖傻”。但是毕加索却把对开玩笑、对抽签分奖的热情一直保留到八十岁。他现在也还常常赤身露体地在照相机前搔首弄姿、愚弄尊贵的客人、参加斗牛。他有一大套《画家和他的模特儿》的石印画。那位画家有时像鲁本斯，有时像年老的马蒂斯；模特儿则是裸体的女模特儿或委拉斯开兹及其他古代大师们作品中的人物；在这些人物中常常有一个年轻的小丑，而这个小丑很像毕加索(他嘲笑自己，同时大概也很自豪)。在听他说话的时候，谁也不能准确地知道，他开的玩笑在什么地方结束；他善于严肃非凡地插科打诨，而他谈正经事的时候也很容易令人视为笑谈。 有时有人问我，“毕加索”这个字该怎么念才算正确——重音是在最后一个音节还是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也就是说，他是西班牙人还是法国人?当然是西班牙人——这有他的外貌和性格、严峻的现实主义、高度的热情以及深刻而危险的讽刺为证。西班牙内战使他大为震惊；《格尔尼卡》(毕加索的一幅油画作品。1937年4月28日，报载格尔尼卡的巴斯克市被德国轰炸机炸毁，毕加索见报后即作此画)也许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出色的一幅图画。在圣奥古斯丁街毕加索的工作室里，我总能遇见一些西班牙侨民。帕勃洛对于西班牙人提出的任何要求是从不拒绝的。一切就是如此，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事也值得思索一番。为什么他自愿在法国度其终生?为什么他始终把塞尚视为一个伟大的画家?为什么他最亲密的朋友是三个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马克斯·雅科布、保罗·艾吕雅?是的，要使毕加索离开法国是办不到的。 有些人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也会使别人在记述他们的生平时感到轻松愉快：生活中总是存在着一些能使初学写作的剧作家们入迷的那种推动“情节发展”的要素。传记作家一旦被那些出人意料的行径所陶醉，便往往会把一个人的性格置诸脑后。某些关于诗人或艺术家的研究性论著也常有这种情形：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时期，勃洛克的涅克拉索夫时期，马奈的西班牙时期，塞尚的印象派时期。人们也试图划分毕加索的创作阶段。但这似乎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他每两三年都要用一些绘画上的创造发明把批评家们难住，至今依然如此。研究者们规定了许许多多的“时期”——蓝色时期，玫瑰红时期，黑人时期，立体派时期，安格儿时期，庞培时期等等。不幸的是，毕加索突然把一切时期的划分都一股脑儿给推翻了。马雅可夫斯基在1922年参观过毕加索的工作室以后，曾安慰他的朋友们说：传闻是不真实的，毕加索并没有回到古典主义。但是年轻的马雅可夫斯基却因为没有在毕加索那里发现任何“时期”而感到惊奇：“他的工作室充满了五花八门的作品，从用淡蓝色和玫瑰红绘制的极为真实的布景、从纯粹的古希腊罗马的风格开始，直到洋铁皮和铁丝网的结构。请看一幅画：一个地地道道的谢罗夫派的小姑娘。一个粗俗的女人肖像和一把破旧的、被肢解了的小提琴。而所有这些作品又都是在一年之内创作出来的。”马雅可夫斯基认为，一个写“阶梯”诗的诗人是不可能醉心于十四行诗的。但毕加索对形形色色的美学观念却无动于衷。我还没有见过一个转变得如此迅速、同时又那么坚定而忠于自己的人。1958年在戛纳时我曾去找他——当时我发觉自己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全世界已发生了令人难以辨认的变化，现在连我自己也对自己的以往困惑莫解，但毕加索却依然同四十五年以前一模一样，这真令人不可思议!在我这样想的同时，我也明白了，没有一个人比他前进得更快。 写毕加索之所以这么难于下笔，其原因就在于：无论你写些什么，它们都是既真实而又不真实。证人在法庭上宣誓的形式在各国都一样。最初要求他们“只说实话”，而后来就向他们提出一个任务(这个任务有时是他们力不胜任的)——说出“全部实情”。不用说，如果问题在于被告是否犯了罪，那么目击者是不难说出全部真相的；但是当检查官或辩护人开始追问，为什么被告会成为被告，那他们对证人提出的要求就太多了——须知他既不是莎士比亚，又不是司汤达，也不是托尔斯泰。有些作者写道，毕加索的生活与创作充满了矛盾。这是官样文章。如果编写一本荷兰的旅行指南，要说明这个国家的景色和气候是很容易的：葱绿的田畦，运河，和煦而多雨的夏天，柔和的冬天。但是对于苏联的景色如何、气候如何的问题，却不能用三言两语来回答。把高加索山地和冻土带、把克里米亚的桃和北方的云梅一概称之为“矛盾”，这也未必妥当。世界上有一些大国，也有一些大人物。在那些用惯了普通比例尺的人们看来，复杂的事物总是充满矛盾的。 认识了毕加索以后，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不，更确切地说是感觉到了，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大人物。这是在战争开始之前不久——即1914年的初春。我和马克斯·雅科布一同坐在“洛东达”里；毕加索走了进来，在我们的小桌旁边坐下。马克斯·雅科布开始向他谈起我的情况。毕加索默不作声，但后来说，他喜欢诗人，也喜欢俄国人。我猜不透他这话到底是正经话还是含有讽刺意味的客套。(我已注意到毕加索的挚友都是诗人；而且他也的确喜欢俄国人，他常对我说，俄国人很像西班牙人。)在这个春天，新画家们的一些绘画拍卖掉了，毕加索“玫瑰红时期”的一幅巨幅油画卖了一笔巨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卖了一万法郎，毕加索成了名人。 (早在这时之前很久，已有一些爱好者“发现了”毕加索，莫斯科的收藏家休金也是其中的一个。毕加索和马蒂斯曾告诉我，休金一走进工作室就立刻认出了精品。马蒂斯试图诓他买下几幅并不十分成功的作品，而对于自己舍不得出手的那些作品则说：“这画得不成功……次品……”诡计未能得逞，结果休金还是挑选了“不成功的次品”。休金走后不久，莫罗佐夫也走进工作室：他信任对方的识别力，所以让画家们自己挑选油画。由于有了这两位莫斯科人的收藏品，埃尔米塔日和普希金博物馆才得以拥有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法国绘画最杰出的珍品。别的国家也有毕加索的爱好者。1950年捷克诗人奈兹瓦尔曾把我带到布拉格郊区，那里住着一位名叫克拉马尔什的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我在他那里看见了毕加索的立体派初期的一些绝妙的油画。克拉马尔什说，他在年轻的时候到巴黎去拜访过毕加索，他腰中的钱只勉强够用；毕加索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他以低价售给捷克人十幅油画。克拉马尔什非常敬佩年轻的画家；在买下了毕加索刚刚脱稿的一幅绘有苹果的静物画以后，他还请求把充当模特儿的一只苹果送给他。他把这只苹果的木乃伊拿给我看了。我们共同给毕加索写了一封信。) 在1915年初的一个严寒的冬日，毕加索把我带到他那个坐落在舍利舍尔街上距“洛东达”不远的工作室里。窗户面向蒙帕纳斯公墓。巴黎的公墓缺乏俄国或英国的公墓所具有的那种诗意，它们只是一座座拥有笔直的街道、墓穴和墓石的抽象的城市。工作室里简 直无法转身；遍地皆是画好了的油画、纸板的碎片、洋铁皮、铁丝、木块。屋角堆满了盛颜料的软管；就是在商店里我也没见到过这么多的软管。毕加索向我解释说，先前他常常没钱购买颜料，而这次由于刚刚卖掉了几幅油画，所以便决定买下足够“用一辈子”的颜料。在墙上、在一张破凳子上、在一些雪茄烟的盒子上，我都看到了他的画；毕加索承认，有时候他竟找不到一个没有画上画的平面。他以一种空前的狂热从事创作。别人常常在进行了几个月的创作后就无所事事地闲了起来，用普希金的话来说，诗人或画家在这个时候“享受着一场冰冷的梦”；但毕加索却工作了一生，而且至今依然怀着同样的狂热继续工作着。吸引记者和摄影师的各种各样的古怪行为不能构成毕加索的一生，它们不过是抽口烟的几分钟。 我曾问他为什么在他那里有一块洋铁皮；他说他想利用它，不过还不知道该怎么利用。似乎没有任何一种材料他不曾不用来作画。他终生学而不倦：他热爱技巧。他在四十岁的时候曾向一个名叫胡利奥·冈萨雷斯的西班牙手艺人学过怎样压制薄铁片；60岁的时候学过石印；70岁的时候当了陶工。 他的工作室里有一个黑人雕塑家塑的塑像和海关职员卢梭的一幅巨大的油画，卢梭是一位业余画家，现在全世界的博物馆都收藏着他的作品。卢梭描绘的是一次和平会议。毕加索向我解释说，黑人雕塑家们之所以改变头部、躯体和手臂的比例，根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人，也不是因为不会画；他们对比例有不同的理解，正像日本的画家对于透视有不同的概念一样。“你是不是以为海关职员卢梭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一幅古典绘画?他常去罗浮宫。但是他想别创一格……”毕加索第一个理解到，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正直、坦率和力量。 当时他已34岁，但看上去比这年轻：一对十分活泼、锐利而又漆黑的眼睛，黑油油的头发，一双小巧的、简直像是女人的手。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在“洛东达”里枯坐，几乎一言不发；有时候他高兴起来，便开玩笑、愚弄朋友。他的身上有一股焦急不安的东西，但这却使我感到慰藉：每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就明白我所碰到的事既不是一桩意外事件，也不是一种病态，而是时代的特征。我已说过，毕加索的破坏性力量有时候对于我是很珍贵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认识并爱上了他。 通常认为，毕加索在这个时期对一切被称为“政治”的东西都十分冷淡。如果把这个词理解为内阁的更换和报刊的论战，那么毕加索在《晨报》上的确宁肯寻找奇闻轶事，而不爱去读那些宣言。但是我记得，二月革命的消息曾使他欢欣鼓舞。当时他把自己的一幅绘画赠给了我；我和他分别了多年。 据说友谊也和爱情一样，需要朝夕共处，久别会使它凋萎。我曾和毕加索分别过八九年之久；但是每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始终都是那个我所熟识的、毫无变化的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我记不住他对我说的某件事的准确时间——可能是在1940年，也可能是在1954年……)我还记得他那些各式各样的工作室：一个在利亚·波耶西街一所资本家住宅的大门里，他在那里像是一个不速之客，几乎是一个撬门而入的贼；另一个在圣奥古斯丁街的一所非常古老的房子里，这个工作室很大，里面有西班牙人，有鸽子，有巨幅油画，还有毕加索到处制造的那种故意的、人为的杂乱；在瓦洛里斯的板棚里，洋铁片、黏土、图画、玻璃珠子、标语牌的碎片、铁柱子和他过夜的一个简陋的小屋子，一张堆满了报纸、书信和照片的床；在戛纳的一所名叫“加利福尼亚”的宽敞而明亮的房屋里——小孩、狗，又是一堆堆的信函和电报、巨幅油画，而院子里还有毕加索雕刻的一只青铜山羊。 我早就开玩笑地给他取了一个“鬼”的外号。这个俄语词要叫法国人读出来是很吃力的，但是在西班牙语里倒有“ч”这个音，于是帕勃洛就微笑着说：“我是一个鬼。” 如果他真是一个鬼，那也是一个特殊的鬼——这个鬼曾和上帝争论过关于宇宙的问题，它造反了，而且没有低过头。一般的鬼不仅狡猾，而且凶恶。而毕加索却是一个心地善良的鬼。 有些人曾把他伟大而艰辛的创作道路视为标新立异，旨在“使资产者吃惊”，热衷于形形色色时髦的“主义”，这些人是多么幼稚、外行或不诚实!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每当他看到批评家写文章说他“寻找新形式”的时候，他总是觉得可笑。“我寻找的只有一件东西——把我想表现的表现出来。我不是寻找新形式，而是发现它们……”有一次他对我说，有时当他坐下来动手作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这幅画将是立体主义的还是彻底现实主义的——这既取决于模特儿，也取决于画家的精神状态。 毕加索曾在瓦洛里斯给一个年轻美貌的美国女人画过几十张油画。在第一幅肖像画上，这个美国女人看上去和她周围的人所看见的她没有什么区别；任何一个现实主义(就这个词的最狭隘的意义而言)的拥护者都找不到可资非议之处。毕加索渐渐开始分解面部。看来模特儿向他显示出来的不仅仅是她那天使般的外貌；他发现了表现她的性格的一些特征，便开始研究这些特征。“但这是一头立方体的猪”——一个站在我身旁的参观者在看到展览室里这个美国女人的第十幅肖像画时说了这么一句俏皮话，同时他也毫不怀疑，这幅使他心醉的美女肖像画是“立体主义的猪”的第一幅肖像画。 1948年，在弗罗兹瓦夫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到了华沙。毕加索用铅笔为我作了一幅肖像画；这幅画作于古老的“布里斯托尔”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当毕加索结束他的画稿的时候，我问他：“完了吗?……”我觉得这一次用的时间很短。毕加索笑了起来，说：“但是我认识你可有四十年了……”我觉得毕加索的这幅肖像画不仅非常像我(还不如说我像这幅画)，而且还具有深刻的心理刻画。毕加索所有的肖像画都揭示(有时是揭露)了模特儿的内心世界。很久以前，当我把我对印象派的喜爱告诉了毕加索的时候，他曾指出：“他们想把世界描绘成他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我对此不感兴趣。我想把世界描绘成它在我的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当然，毕加索的许多油画是难以理解的：思想感情复杂，形式罕见。在弗罗兹瓦夫，我曾充当毕加索同亚·亚·法捷耶夫第一次交谈时的翻译。 法捷耶夫：我不理解您的某些作品，我还是立刻把这一点告诉您的好。为什么您有时候要采用人们所不理解的形式呢? 毕加索：请问，法捷耶夫同志，您在小学里学过拼音吗? 法捷耶夫：当然学过。 毕加索：那您是怎么学的呢? 法捷耶夫：(带着他那尖细响亮的笑声)：贝-阿—巴…… 毕加索：我也是这么学的——“巴”……很好，可是您学过怎样理解绘画吗? 法捷耶夫重又笑了起来，接着就谈到别的事上去了。 如果能对毕加索的全部创作进行一番研究，那就能清楚地了解他怎样改变了写生画。在印象派销声匿迹以后，人们重又看见了大自然——摘除了波伦亚画派的眼镜。画家们一律从事写生：肖像画，风景画，静物画。构图被学院派画家所垄断。画家们最怕的是题材，他们把题材称作“咬文嚼字”。在法国，出自名匠之手的最后一幅构图也许就是库贝的《奥南的葬礼》了；这个作品作于1850年。差不多过了一百年，在1937年毕加索完成了《格尔尼卡》。 我从被围的马德里来到巴黎以后，马上就去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我一进去就愣住了：我看见了《格尔尼卡》。后来我又看见过它两次——一次是1946年在纽约博物馆，一次是1956年在罗浮宫的毕加索创作回顾展览会上——每次我都感到同样的激动。毕加索怎能展望到未来呢?须知西班牙的内战是按照古老的形式进行的。不错，对于德国空军说来它是一次演习，但是对格尔尼卡的空袭却是一次规模不大的军事行动，是第一次试笔。后来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后来还有广岛。毕加索的这幅画表现了未来许许多多格尔尼卡和原子弹惨剧的可怕景象。我们看见了被炸碎的世界的碎片，看见了疯狂、仇恨、绝望。 (如果有一个画家打算描绘广岛的悲剧，于是他就一笔一画地去画一个或十个受害者身上的溃疡，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主义，这个画家又是否是现实的呢?另外还有一种真实性，它采取一种比较概括的手法，它所揭示的不是个别的细节，而是悲剧的实质，我们所需要的不正是这种真实性吗?) 毕加索的力量在于他能用艺术的语言把最深奥的思想、最复杂的感情表达出来。他早在少年时代就是绘画的能手；他的线条可以表达他想表达的一切——它们对他是俯首听命的；他献身于写生画，如果他没有一下子找到他所需要的颜色，他会气愤和苦恼的。 在我们这里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当时盛行一种宛如巨幅五彩照片的写生画。我还记得毕加索在这个时期同一位年轻的列宁格勒画家所作的一次可笑的谈话。 毕加索：你们那里出售颜料吗? 画家：当然，应有尽有…… 毕加索：哪一种样式? 画家(莫名其妙地)：软管装的…… 毕加索：软管上写的是什么? 画家(更加莫名其妙了)：颜料的名称有：“赭石”、“棕褐”、“绀青”、“铬黄”…… 毕加索：你们应该使颜料的生产合理化。制造厂应该生产混合颜料，而软管上也应该标明“染脸用”、“染发用”、“染制服用”的字样。这就合理得多了。 有些评述毕加索的作者企图把他对政治的兴趣描写成一种偶然现象、一种异想天开的怪癖：一个热衷于斗牛的怪人不知何故竟变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毕加索对他的政治选择始终十分严肃。我还记得在巴黎召开的世界保卫和平代表大会开幕那天我们在他的工作室里用午餐的情形。当天帕勃洛添了一个女儿，他叫她帕洛玛(“帕洛玛”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小鸽子)。同桌用餐的有三个人：毕加索、保罗·艾吕雅和我。起初我们谈论着鸽子。帕勃洛说，他的父亲是一个常画鸽子的画家，但鸽子的脚爪他却总让他的男孩子去画——脚爪已经使这位父亲厌烦了。后来我们就泛泛地谈起鸽子来；毕加索很喜欢它们，家里始终养着鸽子；他笑着说，鸽子是一种贪婪而好斗的鸟儿，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它们当作和平的象征。后来毕加索把话题转到自己的那些鸽子上来，他拿出上百张宣传画给我们看——他知道他的小鸟将飞遍全球。他谈到代表大会、谈到战争、谈到政治。我记住了他的一句话：“共产主义对于我是同作为画家的我的一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共产主义的敌人不去研究这种联系。对于某些共产党员说来，这种联系有时也颇为神秘。  后来毕加索又画了几个鸽子：献给华沙代表大会，献给维也纳代表大会。千千万万的人仅仅是由于这些鸽子才认识并爱上了毕加索的。冒牌绅士嘲笑它们。不怀好意的人们非难毕加索，说他投机取巧。然而他的鸽子是同他的全部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是牛头人身的怪物还是山羊，无论是老头子还是少女。当然，鸽子在画家所创造的财富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是要知道，千千万万的人之所以知道并尊敬拉斐尔，只不过是由于他的《西斯廷圣母》一画的复制品，千千万万的人之所以知道并尊敬肖邦，也仅仅是因为他写了一支他们在出殡的时候常常听到的乐曲!冒牌绅士们的讪笑是枉费心机的。自然，仅仅由于一只鸽子是不可能认识毕加索的，但是要想画出一只这样的鸽子，却必须成为毕加索。 普通人对毕加索的鸽子和他本人的热爱不仅没有使他感到羞辱，而且还使他极为感动。1949年秋我曾和他同赴罗马出席一次和平委员会的会议。当一个大广场上举行的一次群众大会结束后，我们走过一条工人区的街道；行人认出了他，便把他拉到一家小饭馆里，请他喝葡萄酒，拥抱他；妇女们让他抱抱她们的孩子。这是那种无法做作的爱的流露。当然，这些人并没有看到过毕加索的画，即使看到了也会有许多东西不理解，但是他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支持他们并和他们在一起的大画家，因此他们便拥抱他。 在弗罗兹瓦夫和巴黎的代表大会上，他一直戴着耳机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倾听发言。我有好些次都不得不去向他提出请求：几乎每到最后关头，如果不向毕加索索取一幅图画，似乎就不足以表现出代表大会或某个保卫和平的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而他也不论有多忙，总是欣然允诺。 他的作品有时遭到他的一些政治上的同志的非难或否定。在这种时候他是颇为苦恼的，但是却心平气和地说：“一家人总是会发生口角的……” 他知道他的画在美国的博物馆里特别惹人注目，他也知道，当他打算随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表团到美国去的时候没有发给他入境签证。他还知道另一件事：在一个他所喜爱和信任的国家里，人们长期称他为“形式主义者”，还把他的油画储藏起来。  1956年秋在莫斯科举办的他的作品展览会对于我是一桩极大的喜事。开幕的那天真是人山人海：展览会的筹备者因担心观众不会很多而分发了大大超过预定数额的请柬；人群突破了障碍物，个个都担心不放他进去。博物馆馆长面色苍白地向我跑来，说：“请您劝劝他们吧，我担心会把门给挤坏……”我便用扩音机说：“同志们，你们等这个展览会已等了25年，现在只请你们安安静静地再等25分钟……”3000观众大笑起来，而秩序也随之恢复了。我代表“法国文化之友小组”为展览会剪彩。平时我总觉得仪式典礼之类都是枯燥乏味而又滑稽可笑的，但是这一天我却激动得像个小学生。我接过剪刀，这当儿我觉得我现在要剪的不是一条缎带，而是一幅帷幔，帷幔后面站着帕勃洛…… 当然，人们在展览会上是有争论的；在世界各地举办的毕加索画展都是如此——它令人神往，或使人愤慨，它惹人发噱，或使人喜悦，但它使任何人都不能无动于衷。 “矛盾”……很好，就让它这样吧：“在毕加索的创作中存在许许多多矛盾……”但是让我们记住日期：他最早的作品是于1901年展出的，而现在却是1966年。这65年间的矛盾难道还少吗?毕加索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的复杂、动荡、绝望和希望。他既破坏又建设，既爱也恨。 我毕竟走运!我此生见到过一些决定了一个世纪面貌的人物。我不仅见过迷雾和风暴，也见过舰桥上的人影。我把我第一次遇见毕加索的那个久远的春日视为我生平的一大幸事，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的一个里程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