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岁月·生活（全三册）——从波尔塔瓦流亡巴黎

到基辅以后不久，我又被送走了，而且不知为什么不准我在基辅、沃伦、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等省居住。我得到一张前往波尔塔瓦的通行证，因为我的舅舅，一位自由派的律师住在那里。 我觉得这个城市相当可爱，这儿有幽静的街道、绿色的庭园、白色的小屋；但是“警察的公开监视”也会毒害田园式的波尔塔瓦省的生活。当然，舅舅殷勤周到地接待了我，但是我也明白，我在他家逗留的时间越短，他也就更加安心。所以我开始寻找住处；我不得不事先告诉房东，说我是受警察监视的人。但只要我说出这件事，就必定遭到拒绝——有的人态度粗暴，有的面带歉意，提出许多困难来婉言谢绝。最后，我才碰到一个专门缝制男服的裁缝布拉韦，他跟妻子商议了一会儿，决定租给我一个小房间。我拿出书籍、笔记，准备长期定居在波尔塔瓦。我自然盼望能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我手头保存着一个工人的地址——是在基辅时得到的。整整一个星期，我从城市的这端走到那端，希望能够证实没有密探盯梢。 1908年11月11日，波尔塔瓦宪兵署长官涅斯捷罗夫上校写道：“有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活动的情况，今作如下汇报：十月份被列入监视范围的有下列诸人”——下面是名单，其中有“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爱伦堡——大学生”。遗憾的是，他的报告我过了半个世纪才有缘看到，不然的话，他把我错认为是大学生这件事一定会大大地满足我的自尊心。 20世纪初波尔塔瓦明信片。 我在波尔塔瓦的生活细节，已经很难追忆，所以只得再次向警务档案求援：“通过侦探情报，我们得到了被监视的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爱伦堡的信件副本。1908年9月21日发自波尔塔瓦，寄给基辅的西玛。‘敬爱的同志!现向您报告有关波尔塔瓦组织的现状的若干情报。此地还存在两三个小组，但是软弱无力。一般来说，情况相当凄惨。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代表会议，至少是可笑的……他们因为我是“布尔什维克”，很久不许我参加活动，而现在我还处于“特殊地位”。迫切恳求您给我寄几十本《南方无产者》来，同时请告诉我，您那儿有什么新闻。’” 我不记得西玛了，但是我还记得，波尔塔瓦有一个孟什维克组织，我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何况又是非常年轻而激进，所以把那位留着契诃夫式胡子的瘦弱可爱的孟什维克吓了一跳，他老是说：“不能这样，不能什么都答应，真的不行……”不过我还是想到办法同在机车库工作的三个布尔什维克接上了关系，而且写了两份传单。 每周我应该到段里去两次，但是“公开的监视”并不止于此：警察常来找我，黎明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深夜里敲打我的窗户。有一次，我回到家里，看见我的床上坐着一个戴长耳风帽的警察；他责备地说了一声：“您老不在家。”然后拿起桌上的一本笔记簿——库诺·菲舍尔的《哲学史》的摘要——又用绳子把我的书整整齐齐地捆起来，拿走了。 后来，布拉韦裁缝呜咽着请求我搬家，段里对他说，如果他不把我撵走的话，他就会碰到很不愉快的事情。于是那种有伤自尊的寻找寓所的差事又开始了。在第三天或是第四天，我找到一间舒适的房间，主人以哈哈大笑来回答我的警告：“我自己也是受监视的……”他同情社会革命党人，每到夜晚，我们就争论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时，我们的辩论被警察的例行访问所打断。 舅舅建议我到省法院去看看——他正在替一个被诬为盗贼的可怜人辩护。于是我就开始每天出席审讯——在我看来，这些审讯比小说还有趣味。我知道人们过着贫困的生活，我记得哈莫夫啤酒酿造厂的工人棚舍，我看见过小客栈、夜间营业的茶馆、醉汉、残忍而又愚昧的人们，我也见识过监狱。但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而在法院里，人们的心灵却展现在我眼前。为什么一个沉静、谦逊的农妇会凶残地杀害自己的邻居?为什么老头子会害死跟他生活在一起的继女?为什么人们相信满脸麻子的丑巫师?为什么他们充满了愚昧、偏见，充满一些狂暴的、他们自己也难以理解的激情?虽然我在那以前已经知道有“基础”和“上层建筑”，但是在波尔塔瓦，我才第一次严肃地思索着“上层建筑”的畸形和牢固性。以前我总觉得，人可以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改变——只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就行了。听到了被告的口供、证人的证词，我才明白一切都不是那么简单。我从图书馆里借来了契诃夫的小说。 我在波尔塔瓦一共只住了一个半月。警察局局长把我叫了去，通知我必须离开这个城市。他问我：“您打算到哪儿去呢?”我顺口说出了在我脑中闪现出来的头一个城市的名字：斯摩棱斯克。 我不知道，我给斯摩棱斯克当局带来了麻烦。不久以前，斯摩棱斯克档案馆的科学研究员奥斯特罗夫斯卡娅寄给我一份查询结果的说明。原来涅斯捷罗夫上校通知了他在斯摩棱斯克的同事葛罗米柯将军：“前大学生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爱伦堡于11月10日声称同意迁居斯摩棱斯克城，波尔塔瓦警察局局长已发给他通行证。”与此同时，涅斯捷罗夫上校还提醒葛罗米柯将军说：“该爱伦堡居住波尔塔瓦期间，已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方组织的某些人物建立了联系。”11月24日斯摩棱斯克宪兵署长官下令立刻把我到达斯摩棱斯克的消息通知他。他们长期地搜寻我。 我从波尔塔瓦来到了基辅，在基辅逗留了一周，并没有去登记户口。每晚都得更换一个寄宿处。有一次，我在傍晚找到了预定的地址，按过电铃，敲过门，但始终不见有人出来开门。也许，我当时把地址写错了，我不知道。我只得漫步在比比科夫大街上。天气很冷，飘着湿漉漉的雪花。迎面走来一位年轻姑娘，脚上还穿着单鞋。她招呼我说：“咱们走吧?”我拒绝了。一小时以后，我们又重逢了；她明白我无家可归，便把我领到她温暖的房间——“暖和暖和吧”——她给了我一盒香烟(我并不吸烟，但从不拒绝别人给我香烟)，自己却又上街去寻找顾主。 (在妓女当中有不少女人尚未耗尽自己的温情。意大利电影导演费利尼摄制《卡比里亚之夜》就是出于这种体会。我看过他最近的一部影片《甜蜜的生活》，这是一部非常冷酷的片子，看来这部影片里唯一具有温暖的人性的地方便是那位罗马妓女，她善意地接待了一对富有的、失去常态的恋人。) 在莫斯科等待我的也是同样的困难。我既不能回家，又不知何处能容我栖身。只得去访求那些与地下工作没有关系的、所谓“同情者”的熟人。我的一个中学老同学看见我来了，吓得魂飞魄散，说什么他要参加毕业考试了，我会毁掉他的一生，他愿意付给我一笔钱，然后把我推到过道里。我曾在一个助产妇家里过夜；她吓得一夜没能阖眼，而且也不让我睡，因为她时刻觉得有人上楼来了，她一边哭着，一边急急忙忙地咽着 木颉草酊镇静剂。不久我就没有地方可以寄宿了。我只好在街头过夜。我边走边想：这是我不远千里而来的故乡，我的家园，可是却没有我的栖身之地!……愚蠢的想法，只有年轻人才觉得这些想法是对的。 以后的行径更加愚蠢：我竟跑到宪兵署去声明，我宁愿再进监牢，而不能忍受这种“公开的监视”。瓦西里耶夫上校把我嘲笑了半天，然后才说：“您的父亲递了申请书，要求准许您出国短期疗养。”我以为上校又在跟我开玩笑，可是他把那张法律语言称之为“变更强制措施”的公文拿给我看。公文上说，警察的监视仍有不足之处，所以“为保证准时出庭受审”起见，我父亲应该为我交出五百卢布作为保证金。(科拉·伊文松——400，奈马克——300，雅科夫列娃——200，奥斯科尔科夫——100。不知道是谁规定的价钱，根据的又是什么。) 一年半以后——1910年5月31日，起诉书才分送给被告。我当时寓居巴黎，正在写描述中世纪骑士的诗。我得到官方的通知，说我的出国是不合法的，因为“法律不允许被告出国，即越出法律所及的有效范围”。他们对我父亲宣称，他所交纳的保证金将“依刑法第四百二十七条拨作修建囚禁地的用项”。 (高等法院于1911年9月审理了学生组织一案；有关已潜逃在外的爱伦堡和奈马克的部分案件特予保留，直到把逃犯逮捕归案后再作审理。法院审判的只是那些并没有搜寻出任何罪证的人。辩护律师不无根据地指出，主犯业已潜逃。奥斯科尔科夫判处8个月监禁，其余的人无罪释放。) 我并不愿意出国：我梦寐以求的一切都在俄国。我找到一位同志，他说：“您去吧。您应该提高一下政治修养。列宁目前不在日内瓦，而是在巴黎。您到巴黎去吧，您可以到那儿去找萨夫琴科、柳德米拉……” 我决定在巴黎先住上一年，然后再秘密地回俄国。“我只去巴黎。”我对双亲说。母亲哭了：她希望我去德国留学；巴黎有许多诱惑、能把人毁掉的女人，小伙子在那儿会误入歧途…… 我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和一只更为沉重的皮箱走了：我把心爱的书籍放进了皮箱。身上穿戴着厚呢大衣、皮帽和皮靴。 1908年12月7日，葛罗米柯将军通知波尔塔瓦的涅斯捷罗夫上校说：“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爱伦堡至今未到斯摩棱斯克。”就在这同一天，伊利亚·格里戈里耶夫从三等车的车窗里探出头来，困惑地打量着巴黎近郊的绿草和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