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我说,我在1911年认识了一位诗人,他有一张温和的、若有所思的脸,一头波状的柔发,潇洒的举止表现出他好幻想的天性,他的片刻的欢乐常被深深的苦闷所打断,当时的文学界正在议论颓废派的“格里夫”出版社出版的他的那本小书,勃留索夫在百般赞扬这个“几乎是初次登台的人”的同时,也说出了他的担心,“他能否保持一蹴而就的高度并找到继续前进的道路呢”,那么未必会有人猜得到是谁。如果我引用我记得烂熟的一些诗句,例如: 青草,你为什么喧哗? 是弓弦把你吓坏了吗? 是因为鹌鹑的鲜血太烫, 才使你的锦缎动荡?—— 那么,也许少数诗歌爱好者或非常细心的文学研究家会明白,我说的是阿·尼·托尔斯泰。这个托尔斯泰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在他后来写的一篇自传里谈到诗集《在蓝色的小河对面》时说:“我至今也不否定它。”不仅1911年的诗出自《彼得大帝》作者之手,这个年轻的诗人当时就已经是那个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本人:许多人都记得他很胖、秃头,主要的是他学 会了掩饰自己的某些特征,又故意强调另一些特征。要想了解我现在所说的是什么,只需去看看在30年代见到过托尔斯泰的人们所写的那些业已发表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在对事件和托尔斯泰所说的故事或笑话的描述上,其鲜明的程度虽各有不同,但是它们所写的却始终是那个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他津津有味地吃着,津津有味地说着,津津有味地笑着,而在两次雷鸣般的笑声之间说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他使人看不出他是一个艺术家。 尤里·奥列沙在谈到1918年秋他同托尔斯泰的第一次会见时说:“既为了自娱,也为了使朋友们开心,他 扮演着一个角色。扮的是谁呢?不是皮埃尔·别祖霍夫(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吗?可能是!他这不是在告诉我们,他写的那些古怪的地主之中的一个该是一副什么模样吗?”不,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常常扮演(应该承认——扮得很出色!)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本人——一个由艺术家创造出来的形象。 我认识他的时候,这位“几乎是初次登台的人”已经出了名:他写的那些关于伏尔加河左岸的“怪人”的短篇小说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他已具有成熟的托尔斯泰的一切特点,但这些特点还未定形;那张在日后仿佛专为素描画家创造出来的脸在年轻的时候还需要一块写生画家的调色板。这不是一个固定不移的自然法则:有些人到了晚年变得比较温和,最初的锋芒、耿直和棱角一年年被磨掉了。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则正好相反,他在年轻的时候倒温和得多,也可以说是更为阴郁,而最根本的是,他不善于(或不愿意)保护自己的内心世界使不受他所接触的人们的干扰。 我不记得是谁把我带到托尔斯泰那里去的,似乎是沃洛申,但也可能是画家多谢金。1911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住在巴黎,后来在1913年春又来到巴黎;在这两次之中有一次,他和他的妻子,女画家索菲娅·伊萨科夫娜住在达萨斯街上的一所公寓里。公寓的旁边就是“丁香田庄”咖啡馆,我经常整天坐在那里写作。我给托尔斯泰介绍了形形色色的名 流:“诗人之王”保罗·福尔、意大利的未来主义者、挪威画家季里克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在莫斯科曾写过一篇关于巴黎的特写,在文中回忆起“丁香田庄”:“在左岸的栗子树下、奈伊元帅的纪念碑旁的一个古老的小酒馆里,诗人、散文作家和新闻记者满怀着法国式的热情、勇敢和富丽堂皇的赤贫捍卫着创作自由和独立,把桂冠加在新道路的开拓者的头上……就在这个栗子树下的小酒馆里,您总能在黄昏时分见到窗口有一个身材像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高大、白发苍苍的人和一位风韵犹存的白发夫人。这就是挪威画家和他的妻子。他们在巴黎住了20年,每天都要到栗子树下来。” 他喜爱巴黎,而且不知为什么一下子就认识了它。“永远笼罩在透明的淡蓝色烟雾里的巴黎,以及它那彼此雷同的房屋、顶楼、教堂的圆顶和凯旋门显出一片单调的灰色,它被花环似的绿色林荫道切断和包围……”“庞大的城市整天不倦地生活着、轰鸣着、微微摇动着,入夜灯火辉煌,但是当您在城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整天之后,您所感到的不是疲倦,而是一种平静的、淡淡的哀愁。您能感觉到,这里的人都已理解了死亡,并喜爱一种忧郁的生活之美……”“巴黎已很古老,老得令人可怕。半圆形的铅灰色屋顶鳞次栉比,顶楼上的窗户窥视着阴暗的天空。上面是烟囱,烟囱,烟囱,烟雾。云雾是透明的,全城密林广布,仿佛是用淡蓝色的阴影砌成的……”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在他去世前数月曾对我说,战争结束后,他要到巴黎去住上一年,在塞纳河岸的大街上找一个住处,写一部长篇小说;我还记得他的话:“巴黎能使人对艺术产生好感……”尤·康·奥列沙所说的那个扮演过“伏尔加河左岸”的一个可笑角色的怪人,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巴黎是一个游览者:他不观察,不赞叹,不唾弃,而是立即开始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他在这个城市里有时是很忧郁的,但即使在这种忧郁里他也依然是幸福的。(我说的不是他被迫迁居巴黎的那些年,当时他对他所离开的俄国是念念不忘的。我已说过,侨民们具有自己的气候。托尔斯泰在14岁的时候曾给母亲写过一封信,信中引了一首古老的民歌:“唉,唉,唉,离开了亲娘住在异乡,阿福纽什卡闷得发慌。”他在侨居巴黎的时候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布罗夫的心情》,并加了一行题词:“唉,唉,唉,住在异乡,阿福纽什卡闷得发慌。”要表达一个被迫离开故乡的人的心情,恐怕不能比这表达得更好了。) 我十分了解彼·彼·孔恰洛夫斯基给他画过像的那位托尔斯泰——脸孔和一幅静物画融为一体,人和日常生活合而为一。但我现在要谈的是另一位托尔斯泰——忠实于艺术的托尔斯泰。他所说的那句话“巴黎能使人对艺术产生好感”并非出于偶然。他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那样永远不相信自己,永远感到不满足,苦心孤诣地寻找着用以表现他所想表现的事物的形式。他在成年的时候也常常谈到这一点。他在同青年作家谈话的时候总是竭力劝导他们热爱工作;他认为没有必要把自己的许多不幸、不满以及当他惊异而不安地翻阅他在前一天写成的作品的时候所经历的那几小时痛苦的时刻告诉别人。他曾多次对我说:“伊利亚,你明白吗——写的时候还觉得不坏,可事后一看却使人恶心,你明白吗——使人恶心!……”1941年初,他的中篇小说《侨民们》的新版问世(初版名叫《黑金》);我觉得这部作品并不成功,但我从来没有同托尔斯泰谈到过这一点;他在书上写道:“赠伊利亚·爱伦堡,这是一部极不完善、极不成熟的中篇小说。但是,我的朋友,重要的是对一个艺术家所作的盖棺之论。你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常常把“不成熟”一词当作贬词使用:每当他谈到他由于某种原因而不喜欢的一幅油画或一行拙劣的诗句时,他总是说:“这不成熟……” 他曾想学习绘画,但很快就把这事搁下了。在我们认识以后,他常常满怀热情地谈起绘画;这可能是索菲娅·伊萨科夫娜的影响,因为她是画家;但托尔斯泰也具有欣赏大自然、面容和作品的天赋。他常和许多工匠来往,其中有细木工,翻砂工,装订工,这些工匠不仅都熟知自己的手艺,而且也热爱它,同时还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他在自传里写道,沃洛申所译的亨利·德·雷尼耶的诗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给了他什么样的印象:“用铜模压制出来的形象使我震惊。”亨利·德·雷尼耶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诗人,但是他擅长于描写,他正是以技 巧使托尔斯泰为之震惊。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还写道,在寻找语言的人民性方面,他曾向阿·米·列米佐夫、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沃洛申请教。早在这个时期之前——在少年时代——他曾偶然撞进了维雅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的那个著名的“塔”里。沃洛申曾告诉我一段可笑的故事,这故事发生在托尔斯泰企图掌握象征派的思想和词汇的那个时期。他在柏林遇见了曾向他说了许多有关人智学问题的安德烈·别雷。别雷一般说来是个难于了解的人,尤其是当他解释自己那混乱的信仰的时候。此后不久,在“塔”里进行了一场关于布拉瓦茨卡娅、施泰纳的谈话。托尔斯泰为了要表示他也不是门外汉,突然说道:“我在柏林曾听人说,似乎埃及人的形象现在正在改变……”大家都笑了起来,托尔斯泰吓得打了个寒战。过了许多年,我曾问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马克斯所说的那个关于埃及人的故事是不是他杜撰出来的。托尔斯泰大笑起来:“你知道,我上了一次当……” 关于形象的改变的谈话、神秘的无政府主义、寻神说、劫数——所有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符合托尔斯泰的天性。当他掌握了若干技巧、找到了自己的题材之后,便和象征派告别了(他和沃洛申的友谊仍继续保持);他在短篇小说里,后来又在三部曲里嘲笑“颓废派”。1943年12月,我和他一同从哈尔科夫回莫斯科。当时火车走得很慢;我同阿·尼·托尔斯泰占了一个单间;在其他几个单间里有康·西蒙诺夫和一群外国记者。托尔斯泰几乎一路上都在回忆往事;似乎他想在这两天之内做完我现在打算做的事情:回顾一下自己的过去。他 突然出我意料地怀着喜爱和敬意回忆起象征派诗人来,他说,他曾向他们学到许多东西;他也回忆起“塔”来;后来他突然大动肝火,说如今的年轻诗人既不尊重过去,也不了解艺术的全部艰辛;他说应该把康·西蒙诺夫叫来,好好劝导他一番:应该怀着虔敬的心情跨入艺术之宫,就像他当年登“塔”时那样。 后来他谈到了勃洛克。在长篇小说《两姊妹》里有一个名叫别索诺夫的颓废派诗人;许多人正确地在他身上看见了一幅勃洛克的漫画像。托尔斯泰解释说,他想嘲笑“勃洛克的模仿者”。但是不用说,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赋予了别索诺夫若干勃洛克的特点;他向我承认了这一点;我相信,他这是出于无意。创作的心理状态和各种各样的作家碰到过的那些可悲的故事(只要回忆一下契诃夫写了《跳来跳去的女人》之后同列维坦发生的争执就足够了)表明,一个活人的个别特征、举止、谈吐,往往会不知不觉地被熔进我们称之为“小说中的人 物”的那种熔合物之中;同时一个艺术家也并非永远都看得清楚,回忆是在何处结束,创作又从何处开始。在别索诺夫身上人们看到了勃洛克的某些特点,这个看法是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难以忍受的。他对我谈起了他和勃洛克在战争时期的一次见面,谈到勃洛克是一个很仁慈的人;后来他就不再作声,在黄昏时分又吟诵起勃洛克的个别诗句来了。 (还有一个证据——布宁的《回忆录》。布宁在82岁的时候企图诬蔑所有的作家,不管他是右派还是左派,是苏维埃作家还是侨民:高尔基和阿·尼·托尔斯泰,勃洛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和索洛古勃,巴尔蒙特和勃留索夫,赫列布尼科夫和帕斯捷尔 纳克,安德烈·别雷和茨韦塔耶娃,叶赛宁和巴别尔,沃洛申和库兹明。布宁回忆道:“莫斯科的作家们为了朗诵和分析《十二个》而举行了一次会议,我也参加了这个会议。朗读者坐在伊利亚·爱伦堡和托尔斯泰的旁边,我记不清他究竟是谁了。由于这部作品——它不知何故竟被称为叙事诗——的声誉很快就变成根本不容置疑的,因而当朗读结束之后,起初笼罩着一片虔敬的沉默,接着可以听见不很响亮的赞扬声:‘了不起!好极了!’”布宁接下去叙述了自己的发言——他把《十二个》痛骂了一顿,把这篇叙事诗称为“廉价的、平淡无奇的把戏”。“托尔斯泰当时又给了我一个难堪;我说完以后,只听见他像一只公鸡似的向我叫喊起来……”我还记得那次晚会。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当时对许多事物都抱着怀疑态度,但却把布宁对勃洛克的诗所说的话称之为“亵渎行为”。) 他常常回忆自己的诗作,而且总是出人意料——有时在漫步街头的当儿,有时在外交招待会上,有时在谈论一件非常实际的事情的时候,这使得他的对谈者为之愕然。1917至1918年冬,我们常到作家们忠实而又大公无私的朋友谢·格·卡拉-穆尔扎家去;我们在那里用晚餐、朗诵诗、谈论艺术的命运。我们总是成群结伙地在深夜回家。卡拉-穆尔扎住在清水塘大街,而我们有的住在厨师街,有的住在普列奇斯坚斯克大街,有的住在阿尔巴特的小胡同里。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总是讲一些荒诞无稽的趣闻轶事叫我们开心,有时又突然在雪堆中间停住脚步——他想起了一些诗句:有叶赛宁的,有克兰季耶夫斯卡娅的,有薇拉·英贝尔的。 左:1913年阿·尼·托尔斯泰在巴黎。 中:阿·尼·托尔斯泰画像,彼·孔恰耶夫斯基画。 右:谢·格·卡拉-穆尔扎。 1940年夏,我从巴黎回到莫斯科。托尔斯泰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伊利亚,到我的别墅里来吧”——他的别墅在巴尔维赫。(在此以前,我们闹了好多年别扭,甚至互不理睬。有一次,他在列宁格勒的一家烟草店里看见我站在柜台旁边,便悄悄地对我的妻子说:“您告诉他,这种烟草是次品。应该买这一种……”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们是为了什么闹的别扭。我问过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的妻子——也许他对她说过我们闹别扭的原因。柳德米拉·伊利尼奇娜回答说,托尔斯泰自己也未必记得是怎么回事。这恐怕是对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的一个最好的说明了。)托尔斯泰在别墅里请我喝布尔冈红酒:“你可知道你喝的是什么吗?这是罗马涅酒!”他详细地探问法国的情况;我的描述自然是不大愉快的。后来我朗读了德国人侵入以后我在巴黎写成的几首诗。有一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再地重复道: ……和人一样愁眉不展的艺术…… 他是一个出色的说故事的能手;成千上万的人至今还记得他说了一辈子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故事:在他童年时代,一个厨娘曾用一个尿盆盛菜汤;一个教堂执事把一个个台球赶进自己的嘴里。听他讲故事的时候,可能会认为他写作的时候是很轻松的,其实他写作的时候很痛苦,有时一连工作几天也不休息,修改,重写,常常要把开了个头的作品丢掉:“你知道,写得不好……废品!……” 他在青年时代曾醉心于出乎读者意料的情节和事件。他有时把他从某人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记录下来,有时只凭脑子去记:这些故事往往变成了短篇小说的基础。下面就是短篇小说《传教士》(初次发表时名叫《老太婆也会犯错误》)的来源。巴黎有很多偶然前来的侨民;其 中有一个在1905年参加过兵变的鞋匠。他名叫奥西波夫,娶了一个法国女人,勉勉强强地过着日子,但他就是那个在异乡闷得发慌的阿福纽什卡;他开始酗酒。他感到不大痛快:为什么他的儿子是一个天主教徒?他跑到达留街上的一所俄国教堂里去忏悔,恳求神甫用东正教的仪式给孩子举行洗礼。神甫心软了,他不仅举行了仪式,还送给奥西波夫20个法郎。奥西波夫既不信天主教的上帝,也不信东正教的上帝,他把20个法郎喝光了。过了一个月,当他感到烦闷的时候,喝伏特加的钱却没有了,他决定去找天主教神甫,对他说,东正教徒把他骗了,但他可以“叫儿子重又改信天主教”。这个故事是我从吉洪·伊万诺维奇·索罗金那儿听来的。 我告诉过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一个鞋匠的故事;他笑了好久;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了些什么。被他一下子看中了的“改信”一词在短篇小说中保留下来了,但托尔斯泰却“更进一步”——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已不单单只是一个狂饮无度的倒霉鬼,还是一个让孩子们全都“改信”并敲了说这个故事的人一笔竹杠的机灵鬼。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曾不止一次对我说,有时候他的短篇小说“鬼知道是从哪里产生的”:有的是从十年前某人所说的一个故事,有的是从一个可笑的字眼。我想起了革命后第一个冬天我们在夜间的散步。托尔斯泰肯定地说,我应该把他送到家里——他家在莫尔恰诺夫卡,因为我的模样会把强盗吓跑。(我已记不得我当时的衣着了,只记得一顶很像高筒僧帽的高帽子曾使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发笑。数年前我曾收到一张照片:上面是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和我,还有托尔斯泰的一行题字:“特维尔大街,1918年6月。”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戴一顶草帽,而我却戴着一顶墨西哥骑马牧人的高帽子。)托尔斯泰给我取了一个“臭烘烘的魔鬼”的绰号。不久他就写了一篇关于一个神秘主义作家和一头公山羊的短篇小说《臭烘烘的魔鬼》。那个作家并不像我,而且他戴的还是一顶低低的圆帽子,但臭烘烘的魔鬼并不是作家,而是那头公山羊;然而这个短篇小说毕竟是在那一分钟之内诞生的:当时托尔斯泰把我打量了一番,接着说:“你可知道,伊利亚,你是什么?一个臭烘烘的魔鬼。任何强盗都会被你吓跑……” 他工作的时候不像一个建筑师,而是像一个雕塑家:他很早就把长篇或短篇小说的提纲丢在一边;他常常写了开头,却不知道接下去该写什么;他多次对我说,他还不知道主人公的命运如何,甚至也不知道下一页将写些什么——主人公渐渐地活跃起来,形成起来,并把情节线索告诉给作者。(这是托尔斯泰成熟时期的情况。) 有一种作家兼思想家的人物;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是一个作家兼美术家。一个人苦苦想做的事往往正是他力不胜任的。我记得,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在青年时代曾长久地坐在一本书前——他想为它题一句箴言;但是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他能通过形象、叙述、画面非常精确地把他所想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但他不会作抽象思维:每当他试图把某种一般性的、宣言性的东西插入短篇或中篇小说里去的时候,结果总是失败。他之离不开艺术,正如鱼儿离不开水。他最完美的作品——《伏尔加河左岸》、《尼基塔的童年》,当然还有《彼得大帝》——都具有一种内在的自由,作家的叙述并不屈从其中有趣的情节;他在写那些取材于他自己的童年或俄国历史的短篇小说的时候,他的才能发挥得特别充分,因为他在俄国就像在一所住惯了的房子里那样感到轻松愉快、信心百倍。 从他的思想来看,他是优秀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不是职业的定义,而是一种历史现象;无怪乎俄语“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的语言中与过去“脑力劳动者”一词的概念不同。) 现在我要谈谈托尔斯泰同种族主义的第一次冲突——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久的事。在“丁香田庄”对面就是大跳舞场“巴尔·比利耶”(这个建筑物现已拆除)。托尔斯泰夫妇有时也去跳舞。有一次,一个黑人邀请索菲娅·伊萨科夫娜跳舞;她把他介绍给丈夫。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很喜欢这位黑人,并邀请他到公寓里去吃午饭。在寓公之中有一个美国人;他看见托尔斯泰把一个黑人带到餐厅里来,就勃然大怒。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便天真地向美国人解释,说这个黑人是一个非常有教养的人,他甚至还想提请赐给他公爵的爵位呢。美国人什么都不愿听:“这样的公爵在我们那里都擦皮鞋。”于是托尔斯泰大发雷霆,把美国人从二楼上顺着楼梯扔到楼下去了——女主人号啕大哭,但寄居在公寓里的法国人却发出了赞许的喊声。 在1917至1918年间,他是茫然的、伤心的,有时还很沮丧:他不能理解发生的事变;他常常坐在作家的“钟声”咖啡馆里;按时到住宅委员会去值班;他骂一切人又怜悯一切人,而主要的是感到困惑。伊·阿·布宁常到他那里去,布宁聪明而厉害,他说话也聪明而厉害,但是并不公道;我记得,他说有一个庄稼汉曾到他那里去预先警告他说,农民们决定烧毁他的房屋,把财产运走。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对他说:“不好,”那人回答说:“哪会有什么好事……我要走了,我不在,他们就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我想我是不会落人后的!”托尔斯泰不愉快地笑了。 彼得堡的女诗人丽莎·库兹明娜-卡拉瓦耶娃常到他那儿去;她谈论着正义、博爱、上帝。此后她的遭遇颇不寻常。她到巴黎之后生了一个女儿,后来便削发为尼;她的法名叫玛丽亚。女儿长大以后成了共产党员。当托尔斯泰来到巴黎时,姑娘请求他帮助她到苏联去。在战争时期,女尼玛丽亚成了抵抗运动的一位女英雄。德国人把她送往拉文斯布吕克。有一次,又轮到一批囚犯被送进毒气室,母亲玛丽亚挺身替代了一个年轻的苏联姑娘。在我现在所叙述的那个冬天,丽莎深深的不安传给了托尔斯泰。 他看见小市民的怯懦和无谓的计较,他嘲笑他们,但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次他把门上的一个小铜牌指给我看——“阿·尼·托尔斯泰伯爵”——接着大笑起来:“对于一些人是伯爵,对于另一些人是公民。”他这是在奚落自己。 “夫人给印度王子端来一盘菜,她对科什卡说道:‘这是野味。’”这是他在吃午饭的时候笑着说的。后来他和一个年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了一会儿,就难过起来了。短篇小说《慈悲!》就是这样诞生的;托尔斯泰在事后写道,这是讥笑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尝试;他没有补充说明,他也嘲笑了自己的张皇失措。 1921年春我来到了巴黎。托尔斯泰为我邀请了几位客人,有布宁、泰菲、扎依采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妻子克兰季耶夫斯卡娅见了我都很高兴。布宁是毫不妥协的,他打断了我对莫斯科的描述,声称他如今只能和身份相同的人谈话,接着便扬长而去。泰菲想说说笑话。扎依采夫默不作声。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感到迷惘:“你看,简直无法理解……”此后不久,我就被法国警察当局从巴黎驱逐出境了。 后来我在柏林见到了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他已经知道,他不久即可回俄国去了。别人在谈论他的那些文章中都提到路标转换派,提到“逐步接近”革命思想。我觉得事情既简单而又复杂。在这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热情:对自己民族的爱和对艺术的爱。与其说他从理论 上理解了,不如说他感觉到了:他在俄国之外是不能写作的。而他对民族的爱则更使他不仅同自己的许多朋友反目,也同他自己身上的许多东西决裂了——他相信人民,也相信一切都应该照过去那样进行。 20年后,在一个十分艰苦的时期,我们常常见面,在当时,只有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爱和信仰。有人说,他那天生的乐观主义使他永远不会陷入苦闷;这话不对,我在1913年和1918年都看到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不仅苦闷,而且有时还悲观失望 (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开玩笑、嘻嘻哈哈、编造可笑的故事)。但在可怕的1942年夏,他保持着精神上的朝气:他稳稳地站在自己的土地上,摆脱了他的天性所深恶痛绝的一切——怀疑、被迫寻找出路、孤独感。 1943年12月,我和他同在哈尔科夫旁听审讯战犯。我没有到那个绞杀死刑犯的广场上去。托尔斯泰说,应该去看看,这是不能逃避的。他从刑场上回来的时候脸色阴沉到了极点;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才开口说话。他说了什么?说的是一个作家所能说的话;说的是在他 之前屠格涅夫、雨果、俄国诗人康·斯卢切夫斯基都曾说过的那些话…… 他晚年很倾心于过去的朋友。他常同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伊格纳季耶夫和他的妻子纳塔利娅·弗拉基米罗夫娜见面。在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要谈到伊格纳季耶夫。托尔斯泰很喜欢他;他们在某一点上有着相同的道路——他俩都是从先前的另一个俄国走向革命的。常到托尔斯泰家去的还有弗·格·利金、彼·彼·孔恰洛夫斯基、医生加尔金、所·米·米霍埃尔斯。托尔斯泰顽强地写作《彼得大帝》的第三部。1944年秋天他已病了;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皱着眉头,竭力想开玩笑,突然像是精神恢复过来——他谈起自己的作品来了:“第五章写完了……我的彼得大帝还活着呢……”他勇敢地和死神搏斗,支持着他的与其说是他的生命力,不如说是艺术家的热情。 在斯皮里多诺夫卡的一次庆祝红军节的招待会上,大家的情绪都很好:战争快结束了。突然在各个大厅里传开了一个噩耗:“托尔斯泰逝世了……”我们知道他的病很重,但这依然显得那么荒谬——不公正、不可思议、可怕。 他有一次对我说:“伊利亚,你至死都得感谢我——我教你学会了抽烟斗……”我现在的确是满怀着深挚的谢意在想念他。除了抽烟斗之外,他没教会我任何东西……他比我年长九岁,但是我从来不觉得他是一位长者。他没有教过我,但用他的艺术,用他那常常戴着一副愉快的假面具的细致入微的心灵,用他对生活的酷爱,用他对朋友、人民、艺术的忠诚使我高兴过。他在革命以前即已成熟,并在自己身上找到了跨向另一个世纪的力量,1941年他和俄罗斯站在一起。每当我看见他那巨大的、沉重的头颅,我总觉得:这个人是什么都记得的,但记忆并没有压倒他。我之所以感谢他,是因为我们曾在1911年那个沉闷而平静的年代见过面,是因为1945年1月10日——在他去世前的六个礼拜,当他在病中过自己的生日的时候,我去过他的别墅;我感谢他还因为,在35年期间,我知道他活着、骂人是 鬼、哈哈大笑并在写作——夜以继日地写作,而且他写的东西令人一读之下就会因其尽善尽美的句子而喘不过气来。
人·岁月·生活(全三册)——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
书名: 人·岁月·生活(全三册)
作者: [俄] 伊利亚·爱伦堡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副标题: 爱伦堡回忆录
译者: 冯江南 | 秦顺新
出版年: 1999-10
页数: 411;496;50
定价: 88.00元
装帧: 平装
ISBN: 9787806455760